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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26日美国科罗拉多州发生恶性影院枪击案后，枪支管控话题再度出现在美国媒体报道与公众视野中。美国东部时间7月2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场竞选集会上表示，他将努力与各方就降低枪支犯罪率问题达成共识。这是影院枪击案发生后，奥巴马首次谈及枪支这一问题，但却没有提到“管控”字眼。奥巴马当天在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对全国都市同盟演讲时说，他将与民主、共和两党及所有宗教和社会团体合作，致力于减少枪支犯罪，防止影院枪击案这样的悲剧再度发生。这是科罗拉多州影院枪击案发生后，奥巴马首次对枪支问题进行公开表态，但对于到底要不要控枪，奥巴马的表态显然含糊其辞。此前，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罗姆尼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仍然认为应该坚持宪法规定的持枪权，限制枪支的措施无法阻止类似悲剧发生。他甚至表示，科罗拉多州的控枪法律已经“够严了”。同样在25日，在影院枪击案中丧生的最年长遇难者51岁的戈登·考登的葬礼在位于科罗拉多州奥罗拉市的一所教堂内举行，除了他的亲友及其他受害者的家属外，科罗拉多州州长约翰·希肯卢珀和奥罗拉市市长史蒂夫·霍根，以及警察局局长丹·奥茨也参加了葬礼。在枪击事件中遇难的另外11人的葬礼也将在近期陆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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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游说国会同意控枪法案动议尽早提交讨论，奥巴马不惜大打悲情牌，邀请遭枪击痛失爱子的母亲呼吁国会控枪。2012年12月14日，康州新镇桑迪胡克小学发生枪击案，造成20名学童和6名成人死亡的悲剧。校园枪案中一名6岁的遇难学生的母亲韦勒，4月13日代表总统奥巴马发表例行讲话，这位母亲在讲话中声泪俱下，呼吁国会通过枪支管制立法。韦勒哽咽地说：“我已听到人们说，全国在枪案发生时所感觉到的痛苦正在慢慢消退，但对于我们来说，情况并非如此。对于我们来说，枪案似乎就发生在昨天。在我们失去挚爱的4个月中，还有数千人死于枪口之下，这意味着数千个家庭和我们一样陷入悲痛。”韦勒在丈夫大卫的陪同下发表了此次讲话，她还说：“请大家帮助我们来完成一些事情——赶在我们的悲剧成为你们的悲剧之前。”奥巴马8日在康州发表完有关控枪法的演讲后，邀请部分康州校园枪案的受害者家庭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华府。在华府期间，家属们与参议员们单独会面，并游说他们支持更加严格的控枪法案，加强购枪者背景调查，加大打击非法枪支交易力度，增强校园安全保卫。受害家庭现身国会，也被认为是控枪法案在参院以68票对31票结果通过动议的原因之一，这让该法案可更快提交至参议院全院展开辩论和表决。让韦勒代为发表每周讲话，奥巴马的用意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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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历史上，林肯、加菲尔德、麦金利和肯尼迪四位总统遭枪杀，里根也遭枪击。如今，美国每年约发生3万起枪杀案，其中不乏攻击性枪支所造成的重大惨案。近日发生的波士顿连环爆炸案中，两名嫌疑人没有持枪许可，却持有大量武器、弹药和爆炸装置，这一状况再度引发美国社会新一轮的控枪热议。但美国枪支泛滥难以管控。美国现有2.83亿支私人枪支，每年新枪销量达450万支。政客不愿意在选举年“掺和”控枪问题的原因，专家分析认为很简单，32％的家庭拥有枪支，总统竞选人谁也不愿得罪这个庞大群体。5月4日NRA休斯敦年会，政界及协会多名重量级人士在首日会议上，以激烈言辞批评枪械管制运动，质疑这是精英阶层及左派阵营发动的“文化战争”。显然，这已经不仅仅是拥枪权的争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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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院从四月初开始对枪管法案进行讨论，其中包括扩大对购枪者的背景调查的内容，几乎所有枪支购买者都要接受背景调查。要求扩大查核购枪者背景的管制枪支法案被全国步枪协会（NRA）反对和阻止。他们认为，必须尽力阻止暴力犯罪，但做法不是限制拥枪权，政府要尽力起诉设法取得枪支的重罪犯和逃犯，以及作案时拥枪的罪犯，同时要让守法的人们更容易合法取得枪支。针对2012年纽顿校园枪案提出对校园安全问题的研究，NRA建议全国每所学校应培训如何使用枪支，配备武装保安员拥枪护校，在遇到袭击时更安全迅速地做出反应。美国教师联盟对此表示强烈反对：“步枪协会提出的建议无法保证我们孩子和学校的安全。出具这份报告是为了帮助枪支制造者们，让他们卖出更多的枪支和大型枪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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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州校园血案后，奥巴马总统一直没有停止推动控枪立法的努力，他于4月3日专程到科罗拉多州宣传控枪政策。与此同时，美国多州也通过了一系列关于枪支的立法，但多数法案明显向扩大拥枪权倾斜。据《华尔街日报》报道，2013年，5个州通过了7项加强枪支管制的法律（在纽约和科罗拉多，议员要求所有枪支交易都要进行背景调查并且限制弹匣的容量），而10个州通过了17项削弱枪支管制的法律（阿肯色州取消了在教堂和大学校园拥枪的禁令，田纳西州通过法律允许雇员拥枪上班，肯塔基缩短了办理隐蔽武器许可证的处理时间，南达科他批准学校董事会将教师武装起来，印第安纳通过议案要求每个学校都要有一名武装雇员）。控枪提案在国会和其他一些州仍停滞不前，而挺枪派的提案却在一些地方取得进展。在国会，参议院预计很快会讨论要求购枪全面背景调查的议案，但是这可能遭到大部分共和党人和部分民主党人的反对。目前，联邦政府官员正在和议员合作，希望提出一份两党都支持的控枪法案。奥巴马计划本周访问康州纽顿校园枪案的事发地点，希望以此举来让枪管法案顺利在国会通过。总统还将前往丹佛，强调枪支管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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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行回国的前几日，奥巴马所力推的控枪法案遭到参议院驳回。控枪法案包括对购枪者的背景调查扩大到通过网络和枪展购枪，禁止出售攻击性武器和超过10发子弹的大弹夹等条款。控枪派力挺的枪支管理改革法案未获通过的真正原因可能是：第一，拥枪权是宪法性权利，最能体现平等权、独立权，根源于历史传统。美国人人拥枪的传统起源于殖民时期，那时，印第安部落野兽出没，早期拓荒者依靠人人拥枪才得以生存、自保。弗吉尼亚、马萨诸塞和纽约州用法律形式强制要求民众拥有和携带武器。北美十三州靠拥枪民兵才赢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1787年联邦宪法制定了拥枪自保的传统，1791年宪法第二修正案只是将这个传统赋予了宪法的地位，逐渐形成美国拥枪文化，成为自由民主核心价值之一部分。第二，拥护持枪的游说团体财雄势厚。美国最大拥护持枪团体是全国步枪协会（NRA，该会成立于1871年，目前有450万会员，每年的预算是两亿三千一百万），这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特殊利益团体。NRA的立场往往被认为是它的“恶”势力庞大。该会财力雄厚，具有强大的游说能力和对政治的强力影响（这450万张硬碰硬的选票，足以让绝大多数的政客俯首听命做乖乖牌）。全美至少有50家武器制造商是其重要捐赠者。他们强烈反对控枪法案。尽管民意调查显示九成美国人支持更严格的背景调查，但参议院畏于NRA的权势，仍然不同意通过此法案。以上种种，美国控枪之路恐怕要路漫漫其修远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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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法治剪影：检察官西行漫记 美国民众对朱令案的反应及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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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芝城学习期间，正值国内媒体连续报道朱令铊中毒案，引发网民广泛关注（清华女生朱令，被投毒致使终身瘫痪，案件查了19年，民众一轮轮呼唤复查，结果不了了之）。因案件的嫌疑人孙伟身在美国，美国白宫请愿网在中国社交网站上迅速走红，超越十四万人在该网站请愿，联署进行温和的抗议，频频求助白宫，要求美国政府正式答复，并要求引渡孙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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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伟是否会被美国驱逐出境引发华人界的关注，但美国网民的反应却极为理性、平静，可谓冰火两重天。他们认为，不在程序法治中来讨论这个案件，注定没有结果甚至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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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刑事鉴证专家李昌钰表示，朱某中毒案的调查，要从实地、人、物三个方面全面进行。首先，了解中毒物的来源，了解接触过毒物的相关人信息，确定身份是关键。重金属铊为稀有元素，学校实验室方面都应对这类物品的管理和使用支出制定严格的制度，保留详细的登记信息。因此，在案件调查中，需要通过访问实验室物品管理者、查阅实验室登记记录等信息，了解中毒物铊元素的来源、接触者。其次，需要了解接触过毒物的人，与中毒者之间是否具有亲密的关系，才可在便利的条件下进行投毒。同时，需要推断投毒者的动机因素，是为钱，是为名，还是有其他原因，导致做出投毒的行为。此外，朱某铊元素中毒的症状及后遗症，与其服用毒物的剂量及次数紧密相关。这方面也要求有专业的毒物专家介入，进行详细调查、分析与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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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在中毒案件的调查中，一般会在物证调查、人员访问等方面制作详细的笔录。对朱案这类“冷案”进行重新调查的前提，就必须获得警方最原始的调查档案，包括其中关于物证、调查人员的访问、人证方面对相关案件细节的回忆等多方面的详细内容记录。但有时，即便具备了这些原始的档案材料，因为年代问题，物证等信息被破坏，也令“冷案”重见天日的难度很大。李昌钰说，如果有警方当时调查的案卷、原始物证（朱的水杯、个人用品、实验室铊元素领用记录以及可重建案发源头现场资料的物证），可能有机会，包括可对嫌疑人测谎。首先要由毒物学研究的专家进行分析，之后才能根据现场物证等内容进行鉴识。毒物学专家需先从基础上厘清案件，包括该毒物元素吃了多久会发病，发病的程度与毒物感染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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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某案演变成网络全民查案，且矛头指向朱某的一位同伴室友。对此，李昌钰说，在刑事鉴定与执法机关查案未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社交媒体的网络查案与攻击某些特定人士并不适当。在美国，即使是与一案件有关的可疑者，也只能称为“关系人”，在没有确切证据下，只是通过网络人云亦云就锁定某些人为凶手，对受害人与被网友指控者都不公平。案件中证据很复杂，很多证据问题待证。不公开讨论，是出于公平对待“关系人”和被害人的需要，具有某种嫌疑的人不应该因其证言与罪证成为公众舆论的靶子，甚至被卷入舆论旋涡的中心，这一做法是程序法治中一项通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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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网站请愿者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理应是最具理性的群体。然而，这个群体显然是用中国式信访思维来思考和解决司法专业问题。这个令相关部门相当尴尬的案件，折射出中国司法的现状是如此雾霾重重，一方面是大案要案难以破解，另一方面是冤狱时有发生。同时，公民社会渐具雏形，维护公民应有权利、呼唤公平正义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目标，也成为迫切待解的法治问题。在我国，因为可能存在的司法不公，长期处于上访状态的人所承受的经济、精神压力，可能不亚于朱案。然而，美国司法遵从无罪推定原则，在法院没有判定之前，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司法系统都不可能将嫌疑人驱逐出境；政治力量直接介入司法只会阻碍事件的解决，破坏有序的社会规则，这也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从这些事件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我国社会进步发展的同时，依然有很多方面没有得到切实改变和提高，如司法公正、程序意识、信息保护和透明，以及民众对程序法治的认知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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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空观看国内网络广泛讨论的另一个案件是李某涉嫌强奸案，此案和朱令铊中毒案一样，都关乎司法与舆情这个敏感话题。美国著名媒体人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写道：“在所有错综复杂的问题上都诉诸公众的做法，其实很多情况下都是想借助并无机会知情的大多数的介入，来逃避那些知情人的批评。”在中国，我们比较强调民意对司法判决的影响，尽管民意有时不合乎法律和理性精神，更有时，法官的意见常常因与民意相左而受到网民的围观、嘲弄。司法界人士通过具体的行动为民众争取法律权利，对中国法治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司法界远没有形成美国司法官所具有的精英地位以及受到社会尊重的职业阶层。哲学家常说，语言是对现实的一种构造。现在的网络语言甚少进行逻辑推理，往往只是进行简单化口号化的夸张，把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混同，快意于观点与情绪性的表达，不关心事实真相本身。有时案子或许没那么重要，只是被媒体找准了受众的敏感点，迅速发酵演变为一个社会事件或一个时代符号：官二代、富二代欺凌弱者、胡作非为；公众眼里，他不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只是个官二代、富二代。同时对司法又抱有深深的不信任，怕其因权势逃脱法网，法律问题反而退居其次。社会舆论淹没了专业的理性声音，事实真相本身并不清楚，甚至在假定的事实基础上进行猜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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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法律而言，李某涉嫌强奸案虽是严重暴力犯罪，但并非疑难复杂案件，而是传统多发罪行。就程序而言，媒体审判和对未成年嫌疑人以及性暴力犯罪的隐私保护，都有值得审察反省的地方，更多的媒体在玩噱头，在追求眼球，挖空心思找八卦，极尽“扒粪”之能事。本案涉及的未成年人辩护制度，事实证据的认定，未成年人的量刑诸如减轻处罚的幅度、刑罚执行方式、能否缓刑，等等，才是专业人士关注的问题。本案中证人保护也许是个问题，有报道称李家找被害人希望以钱换和解，但是否存在以钱权干扰其他证人作证待观察。本案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未成年人犯罪的轻缓处罚如何平衡、教育感化挽救的未成年人犯罪基本原则与犯罪学上天生犯罪人的理论冲突如何解决，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往严重了说，媒体审判往往容易导致公众的重刑追求，进而干扰独立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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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司法犹如舞翼之重，在波涛汹涌的民意面前难以自持，司法改革亟待解决的，主要有三大问题，首先是司法独立，要建立相关制度保障，无独立即无公正；第二是司法民主化，要完善宪法和公法体系、依法调整政治关系、规范政治行为、制约公权力、保障民主自由和其他人权，以及司法公开；第三是确立司法公信力，使法官判决得到应有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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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法治剪影：检察官西行漫记 公民的宪法隐私权在新媒体时代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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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情局技术助理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向媒体爆料，声称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极机密的Prism计划（机密网络和电话监控计划）监听民众通讯，包括Microsoft、Google、Yahoo、Facebook、PalTalk、YouTube、Skype、AOL与Apple（微软、谷歌、雅虎、脸书、苹果等）九大公司的服务器，都被政府取走邮件、讯息和档案。前NSA官员William Binney也透露，政府每日拦截30亿通讯电话、邮件和讯息检查。他希望公众注意美国政府行为，网络的价值与基本隐私权已被无所不在的监控摧毁，NSA的监控是对民主的伤害和威胁（政府情报机构布设天罗地网，对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和外国人收集数量极为庞大的个人资料，包括电话、电邮、所在地点、造访网站的活动等），警告过度狂热的收集无辜美国百姓资料的危险。由此引发民权、隐私权和国家安全之间如何保持平衡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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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监控网络通讯的科技和手法，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美国监听和收集反恐情报，须经国会立法授权，外国情报监视法（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ct）及爱国者法（Patriot Act）是其根据。二是监听事前须法官签署命令，且向国会领袖简报，获民代谅解。三是监听属国家安全目的，对象多数是外国人，近年逐渐转向美国人。四是美国并无全面的防火墙管控人民资讯的获取，且网络自由、公开和社会机制透明，允许民众质疑和批评。依法而治，权力制衡，防止滥权，正是法治国家的精髓。虽然手段或与专制极权政体雷同，但过程和目标存在很大差异。现代科技的运用使得国家机器控制民众的绝对优势愈来愈大，如何避免政府成为乔治·欧威尔名著《一九八四》一书中的“老大哥”，监视每一位民众的言行思想，就要靠法治和权力制衡，否则政府将成无所不能、控制一切的怪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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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此事引发侵犯民权和隐私权的质疑。29岁的斯诺登声称，他爆料并不想要镁光灯聚焦，而是希望公众注意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网络的价值与基本隐私权已被无所不在的监控摧毁，NSA的监控是对民主的伤害和威胁。这番话语颇像维基解密（WikiLeaks）创办人阿桑吉（Julian Paul Assange）的风格，他们到底是民权的护卫者、政府监督者，还是国家的叛徒？两人处境有些同病相怜。长期以来，美国常自认为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中国设防火墙、监控网站，管制人民通讯，不准看什么、说什么，压制逮捕异议人士，一直是美中外交交锋的争论点。联邦政府监控网络的科技和手法，对一个标榜宪政立国，崇尚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的国家来说，相当令人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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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认为国家安全局监听民众电话的行为违宪、侵犯人民的言论自由及隐私，因此控告政府高官，并要求法官下令，强制联邦政府立即停止监听作业（根据法庭向电话公司下达的密令，NSA交出了顾客所有通话记录的细节。该项目范围之大，等于抢走每个美国人的地址簿，其中详细记录了和谁通话、何时通话、通话时间和地点）。诉讼称：“这给予政府有关我们交际圈和公共活动的全面记录，揭示了有关我们家庭、职业、宗教和亲密关系的详细内容。”以往ACLU在帮助其他原告挑战国家安全局政策时，常遭撤诉，政府通常辩称，这些诉讼会泄露政府机密，或者原告没有证明他们本人受到伤害。奥巴马曾为该行动辩护说，为了避免美国遭到恐怖袭击，监听只是“微幅的侵权”。奥巴马宣称，欢迎对国家安全局与人民隐私的利害交换公开辩论，同时警告维安计划和作业一直严格保密，是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因此这种公开辩论有何作用大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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