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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关于这一材料的翻译件，可参见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所译《尚书》（“The Book of Documents”），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tockholm，1950，22∶74。另一译本，可参见理雅各（James Legge）所译《中国古典》（The Chinese Classics，5 vols，Hong Kong，1960），Ⅲ，第591—593页。引述《吕刑》的著作是《墨子》（墨子是一名哲学家，生活于公元前479年至公元前381年的某一段时间，该书由其门徒所编辑）；梅贻宝所译《墨子的伦理、政治著作》（The Ethical and Political Works of Motse，London：Arthur Probsthain），1929，第45—46、5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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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根据关于这一传说的其他资料，上帝开天辟地，将天地分开，从而使人类生活于其中；上帝并没有根绝三苗，而是罚其迁往世界的最西北角；同时，还保留三苗原有的翅膀，但他们却再也不能飞了。参见卜德《古代中国的传说》，第389—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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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商君书·君臣第二十三》（该书为公元前3世纪的作品，属法家著作）；译本见戴闻达（J. J. L. Duyvendak），《商君书》（The Book of Lord Shang, London, 1928），第314—315页，此处引述稍有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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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淮南子》（The Master of Huai-nan），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Huai-nan’s Great and Illustious Composition With Collected Commentaries，上海，1933年）。该书具有折中主义哲学特征，是由一批依附于淮南王刘安（死于公元前122年）的学者们编纂的。此处所摘引的章节代表法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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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班固，《汉书》卷二三《刑法志》；虽然此处称圣人“通天地之心”，但实际上他们是以自己的智慧指导其行为，并没有获得神的启示。中国人通常将其文明的形成归功于古代圣人的智慧，而不认为是由于获得神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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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考察这一发展过程，可参见卜德博士，《中国的封建主义》（“Feudalism in China”），载拉什顿·库尔鲍（Rushton Coulborn）编，《历史上的封建主义》（Feudalism in Histor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6），第49—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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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该信被保存在《左传》（很可能编纂于公元前3世纪）一书中。英译本见理雅各的《中国古典》。公元前513年秦国公布刑法时，孔子也提出与此极为相似的批评意见。见《中国古典》第7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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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关于儒家观点的这一转变，瞿同祖在其《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一书中做了详细讨论，参见该书第六章第三节：“法律的儒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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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尤其可以参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第519、530—532、5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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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瞿同祖在其《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中特别强调了这一观点。参见该书第230页及注释11中关于“礼”的杰出论述。还可参见该书第六章“儒家与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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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白乐日的附录9中，也有几段这样的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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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语，载《论语·颜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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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孔子语，载《论语·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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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老子》，第五十七章。传统观点认为，老子与孔子是同时代人，老子年长于孔子。但今天的大多数学者认为，《老子》（又称《道德经》）一书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晚期或公元前3世纪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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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孟子（约公元前371—公元前289）语，载《孟子·离娄上》。此处孟子是引述当时的一句格言。这一段以及以下几段引语都产生于法律将得到广泛适用的时代。尽管他们勉强地接受法律，但他们仍强调：在统治方式上，法律的作用是辅助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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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荀子（约公元前298—公元前238）语，载《荀子》第九章；英译本见德效骞（H. H. Dubs）的《荀子》（The Works of Hsüntze，London：Arthur Probsthain，1928），第123页。该书第十四章又重述了这一段（德效骞译本未译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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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荀子》第十二章开头部分（德效骞译本未译此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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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司马谈（死于公元前110年）和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公元前86）所著《史记》第一百三十章；英译本见华兹生（Burton Watson）所著《司马迁：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Ssu-ma Ch’ien,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8，第46页。此处所引出自《史记》中司马谈论述六个哲学流派的章节，该书由司马谈开始编纂，完成于其子司马迁之手。司马谈虽然具有一些折中主义思想倾向，但他更接近于道家思想，而不是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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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淮南子》，卷二〇，这一卷属于儒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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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礼记》，卷一；英译本见F·马克斯·缪勒（F. Max Müller）的《东方经典》（Sacred Books of the East，Oxford：Clarendon Press，1885），理雅各译。这一著名的关于儒家“礼”的汇编，直至公元前1世纪才最后定型，其内容则来自早期的材料。此处所引述的原则，即官吏（儒家自身也属于这一范围）不适用普通人的刑罚，将在中华帝国的法律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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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韩非子（死于公元前233年，法家的主要理论家）语，载《韩非子》第五十四章；英译本见廖文魁，《韩非子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Han Fei Tzu，London，1939—1959），Ⅱ，第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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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管子》，第四十五章；卜德译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Princeton，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2—1953）。传统观点认为，《管子》一书是管仲（卒于公元前645年）的言论集；实际上，它是一本匿名作者的折中主义著作。本章属于法家思想，可能形成于公元前3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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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韩非子》，第四十九章，见廖文魁英译本第二卷，第287—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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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韩非子》，第五十章，见廖文魁英译本第二卷，第306—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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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商君书》，第十八章；英译本见戴闻达译本第288页。有人认为该书是法家商鞅（卒于公元前338年）所作，实际上是一些匿名法家人物著作的汇集，大部分完成于公元前3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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