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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当代，儒家与法家在理论上的争论仍具有现实意义。法家强调对民众的政治控制，与今天的极权主义类似；同时，法家又主张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应服从同一种法律，又是平等主义者。儒家注重个人的道德进步，因而可以称其为民主主义者；同时，儒家又认为，在等级社会中，不同的社会阶层应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从这一意义上看，儒家又是非民主主义者。由于民主发展的不足，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始终存在双重标准：一方面，在具有完全平民资格的人中间，个体之间享有平等的权利；另一方面，那些不具备完全平民资格的人则受到歧视对待，或者处于受剥削的地位。如何在确认少数人的权利的同时，防止这些权利造成对多数人利益的侵害，这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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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然而，在对中国古代法律的研究方面，瞿同祖的《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堪称一本杰作，该书于1961年在巴黎及海牙出版，是1947年中文版本的英文修订本。研究中国法律最为著名的西方学者是让·埃斯卡拉（Jean Escarra），他著有Le Droit Chinois（北平，1936年）一书，该书由格特鲁德·R·布朗（Gertrude R. Browne）译成英文，名为“中国法”（剑桥，马萨诸塞，1961年静电复印）。这一重要的开拓性著作涉及面较宽，写作也比较粗疏，现在需要加以修订。本书的研究重点是在清朝。现有关于清朝法律最重要的著作是欧内斯特·阿拉巴斯特（Ernest Alabaster）的《中国刑法释注》（伦敦，1899年）一书。关于该书可参见本书第一篇第二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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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别参见冯·德·沃尔克（M. H. van der Valk），《北京最高法院的解释，1915年和1916年》（Interpretations of the Supreme Court at Peking,Years 1915 and 1916），Batavia（Jakarta），University of Indonesia Sinological Institute，1949，第20—21页。还可参见梅耶（M. J. Meijer）：《中国近代刑法导论》（The Introduction of Modern Criminal Law in China，Batavia，1949），第3—4页。关于中国人的宇宙和谐观念，参见本书第一篇第一章第十一节、第六章第三节末尾及附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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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见本书第一篇第四章第一节。关于帝国时期司法程序的研究，可参见高罗佩译《棠阴比事》（Leiden，1956）导论第三章及冯·德·斯普伦克尔（van der Sprenkel）《清朝的法律制度》（Legal Institutions in Manchu China, London，1962）第六章。关于幕僚、书吏以及作为各类案件初审机关的州、县法律机构的情况，瞿同祖所著《清朝的地方政府》（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 Cambridge, Mass.，1962）具有特别的参考价值。参见该书第六章“私人幕僚”和第七章“司法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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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清朝的法外调解机构及调解方法，参见孔杰荣《近代前夜中国的调解》（“Chinese Mediation on the Eve of Modernization”），California Law Review，54：1201—1226（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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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这些具有警察（保甲的户口登记及犯罪报告制度）、经济（里甲征集赋税及政府临时摊派的钱粮）、意识形态（关于道德责任的宣讲）等功能特征的非官方团体，在萧公权所著《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Seattle，1960）中有详细描述。还可参见萧公权，《19世纪中国的乡村控制》（“Rural Control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Far Eastern Quarterly，12：173—181（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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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见威廉·斯卡伯勒（William Scarborough），《中国格言集》（A Collection of Chinese Proverbs），rev. C. Wilfred Allan，第334—335页。（该句原意直译为：县官审判案件时，十条理由中有九条不为民众所知。——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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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很多大的宗族谱牒都为他们的后世子孙所收藏，因此，通过研究宗谱可以了解宗族的规范。参见胡新勤（Hsien Chin Hu），《中国的家族团体及其作用》（The Common Descent Group in China and Its Function，New York：Viking Fund，1938），王刘惠城（Hui-Chen Wang Liu），《传统中国的家族规训》（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lan Rules，Locust Valley，N. Y.：J. J. Augustin for the Associate for Asian Studies，1959），《中国家族规训分析：实践中的儒家理论》（“An Analysis of Chinese Clan Rules：Confucian Theories in Action”，in D. S. Nivison and Arthur F. Wright，eds.，Confucianism in Ac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第6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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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关于这两种文献材料的情况，参见本书第一篇第二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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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例如19世纪著名的判例汇编：《刑案汇览》。本书从《刑案汇览》7600多个案例中选择了190个。另外，还有一部成书于1211年的案例汇编，该汇编收集了144个案例。高罗佩已将该判例汇编完整地翻译成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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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瞿同祖博士的《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一书是一个例外。然而，该书却有可能由于过分强调这些观点的不变性而受到批评。一种不同的研究方式可能揭示关于这些观点的有意义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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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关于《大清律例》，有两种节本可利用：乔治·托马斯·斯道顿（George Thomas Staunton）的《大清律例》译本（Ta Tsing Leu Lee, Being the Fundamental Laws… of the Penal Code of China, London，1810），居伊·布莱（Gui Boulais）的译本（Manuel du code Chinois，上海，1924年）。参见本书第一篇第二章末尾。布莱的《大清律例》译本较为完整，因此，本书以该译本为摘引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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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唐律疏议》尚未被翻译。传统观点认为《唐律疏议》共500条，但根据堪萨斯大学的小华莱士·S·约翰逊（Wallace S. Johnsom, Jr.）的意见，实际上应为501条。本书付印之前，小华菜士正准备将《唐律》的前三卷翻译过来。另外，卡尔·宾格尔（Karl Bünger）则在其Quellen zur Rechtsgeschichte der T’ang-Zeit（北平，1946年）一书中称《唐律》共502条。欧凯新（Ou Koei-hing）对《唐律》做过分析研究，著有La Peine d’apres le code des T’ang（上海，1935年）一书。对于唐以后、清以前某部法典的研究及其节译，参见保罗·拉奇莱维斯基（Paul Ratchnevsky）的译本：Un Code des Yuan（Paris，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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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何四维的Remnants of Han Law（Leiden，1955），该书目前已出第一卷，随后将出版第二卷。关于汉以后至唐以前各朝的法典，参见白乐日（Étienne Balazs）的译本：Le Traité Juridique dü “Souei-Chou”（Leiden，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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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关于这一观点的典型论述，见威廉·A·罗布森（William A. Robson）杰出的研究之作：《文明与法律的成长》（Civilisation and the Growth of Law, New York, Macmillan, 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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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参见西奥菲尔·J·米克（Theophile J. Meek）译本，载詹姆斯·B·普里查德（James B.Pritchard）《古代近东资料》（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Princeton，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0），第164页。同样的思想也见于迄今发现最早的法典汇编：《乌尔纳姆法典》（约公元前2050年）。在该法典残缺不全的序中，称乌尔城的守护神——南拉（Nanna）为上帝，乌尔纳姆在上帝的启示下，“在人间建立正义”。参见塞缪尔·N·克拉默（Samuel N. Kramer），《乌尔纳姆法典》（“Ur-Nammu Law code”），Orientalia，new series，23：40—51，1954，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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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约翰·A·威尔逊（John A. Wilson），《埃及要旨》（The Burden of Egyp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aago Press，1951），芝加哥大学1951年版，第49—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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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丹尼尔·H·H·英格尔斯（Daniel H. H. Ingalls）：《古代印度的权威与法律》，引自《古代东方的权威与法律》（“Authority and Law in the Ancient Orient”），Supplement to Journal of theAmerican Oriental Sociey, No. 17, July—Sept.1954，引文取自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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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在该书中，一名雅典人问他的伙伴：“你们的法律制度是来自上帝还是来自人类？”那位克里特人回答说：“来自上帝。我们当然地要把法律的产生归功于宙斯，而在我们朋友居住的斯巴达那儿，法律则是由阿波罗带给人类的。”引自J·沃尔特·琼斯（J.Walter Jones）《希腊法律与法律思想》（The Law and Legal Theory of the Greeks，Oxford：Clarendon Press，1956），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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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西塞罗，De legibus，第二章第四节；克林顿·沃克·凯斯（Clinton Walker Keyes）所译Delegibus（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ss.，and London，1948 reprint），第381页。另：罗布森意译本，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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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罗布森：《布莱克斯通〈英国法释义〉文摘》，第47—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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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参见E·A·斯派泽（E. A. Speiser）《早期法律与文明》（“Early Law and Civilization”），Canadian Bar Review，Oct. 1953，第863—867页，引文出自第873、8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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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对于这一问题，何四维在《汉律辑存》卷一（Remnants of Han Law, I, 30—31）及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Science and Civilisation,Ⅱ，London and New York，1956，pp.229 and 550—552）中有所探讨；李约瑟对于“法”的不同含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见第229、544页等处）。还可参见本书第一篇第二章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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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见卜德博士，《古代中国的传说》（“Mythsof Ancient China”），载塞缪尔·N·克拉默，《古代世界的神话》（Mythologies of the Ancient World，New York：Doubleday Anchor Books，and Chicago：Quadrangle Books，1961），第369—408页，着重参见第372—3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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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关于中国法律与宇宙秩序的关系，我们将在本书第一篇第一章第十一节、第六章第三节末尾及附录6中进一步讨论。在这里应该提及的是，早期文献记载了皋陶这位传说中的司法官。乍看起来，对于上文所述敌视法律的态度，皋陶似乎并不赞同。然而，进一步的考察表明，关于皋陶的传说与实际的成文法是否存在联系，这一点值得怀疑。参见附录5：“皋陶与早期中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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