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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大清律例》的注释问题较为棘手——因为人们对此知之甚少。所有的注释，只涉及律文，而不涉及例文。一般说来，《大清律例》的注释分为两种类型：官注与私注。官注是指由政府授权的特定机构所作的笺注；私注是指由私人学者独立地评注律例，不受官府的任何限制。《清史稿·刑法志》只提及清律官注本。但在多数情况下，公开印刷发行的清律法典则兼采官、私两种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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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注文在法典中的位置，所有的注释——包括官注和私注——又可分为两大类：文间注和文后注。文间注针对具体律文而发，它们恰好也都是官注，所有清律标准版本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注释。文间注有时位于一条律文之后，有时则位于律条之中某些段落和句子中间。印刷时，文间注用较小的字体，故又称作“小注”（中国某些典籍则简略地称文间注或小注为“注”，本书所译案例依据的《刑案汇览》则如此称呼）。文后注通常比文间注的字数多一些，其内容并不是针对每一条分立的律文，而是将法典中特定一项所包括的所有律文作为整体加以评注，故又称为“总注”。文后注形式既为官注本采纳，也为私注本所采纳。印刷时，文后注放在它所评注的若干律条之后、律文所附的例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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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法典在版面安排上，通常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下半部的内容安排顺序为：律、总注、例；律文之中分布一些小注。上半部的内容较为复杂，包括相关的皇帝诏令，涉及重要案例的司法报告，附加评述。不少种清代法典都在文内上半部大段引述沈之奇私注（关于沈之奇，我们将在下面讨论）。当然，法典内的上半部有时无文可引，则任其空白。上半部的注评，人们名之为“沈注”或“上注”。尽管“上注”中某些内容来自官方——例如皇帝诏令——但总体看来，其主要内容仍来自民间私注。上注作为辅助性材料，并没有获得官方的首肯，因此，其重要性远远不及下半部官纂的文内小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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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律文中附间注，这是明初法典编纂者的创举。《大明律》的作者承袭了这一传统。1646年的《大清律集解附例》不仅搬用《大明律》中的一些律和例，对于所附文间注也一并采纳。后来几种清代法典亦仿此。文间注源自官方，因而它们与正式律文有同等效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一般情况下文间注只与律文相联系，但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即文间注与例文相关联（参见本书第43.3、62.1、92.1案三个案例）。本书所辑另外一些案例也表明，司法官吏以文间注作为判案依据，偶尔会在判决理由中明确援引文间注（参见第8.1、9.1、51.2、56.1、71.1、77.1、92.1案等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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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法典编纂者们并不是无变动地照搬《大明律》中的文间注，相反，无论是1646年制定《大清律集解附例》，还是1723—1727年大范围修订清律，都分别对原有的注文进行了增补、修改。增补、修改后的清律，其官注在内容和字数上，远远超出《大明律》。在多数情况下，增补的注文使律的规定更加明确，更加严密。不过，偶尔也有些增补的部分使律的含义发生重要变化，而且这种改动可以不去触及非常有权威性的律文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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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这种情形，我们可以看看清律中两条前后相继的律文，这两条律文是针对斗殴杀人和故杀（但不是谋杀）所作的规定（布莱译本第1268和1269条）。司法部门在对这两种犯罪的判决书中引用律条，分别对犯者处以绞监候和斩监候刑罚。但遍查清律的律文本身，哪儿也没有“监候”字样，只是在以小字排印的文间注中，才对律文补充规定有“监候”一词。另外，与《大明律》相比可以看出，“监候”一词是清代法典编纂者加上去的。在《大明律》中，无论是正式律文还是附加官注，都没有“监候”一词，只有绞、斩两种。翻开《大清律例》正式律文与官注中附加文字之间的区别，在印刷上面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如果在另外一个文件里引用律文，这种区别立刻就不存在了。从这一点看，附加的文间注实际上已成为法典本身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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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文间注之外，清代法典先前还有另外一种官纂注释。这种注附在包含若干律文的每一项之后，系针对这些律文一般含义的总体注说，故名之为“总注”。一般认为，“总注”作成于1695年前后，但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正式刊印、颁发。[32]直到1727年，作为1723—1727年清律广泛修订的一部分，“总注”才被纳入到合编刊行的法典之中。但这种状况持续时间并不太长。人们认为，“总注”并不能解决具体问题，因而实际上是多余的。1740年，清律定本完成。与1727年清律本相比，1740年清律定本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删除“总注”。自此之后，“总注”未能再回到法典之中。因此，以下我们称“官注”，仅限于“文间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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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两种官注——即已被废弃了的总注和仍被保留的文间注——之外，大量的私家注释，据目前所见，早在明代之时即已存在。一名中国学者说，明代有关法律的私注本“至少也在数十本以上”[33]。这些私注本大都失传，但也有一些被保留下来。其中有一本名叫“程氏注”的私注本（其原序写于1612年）就为《刑案汇览》所援引。本书所译《刑案汇览》的案例，就包括两个这种案例（第66.2和第71.1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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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年，北京刊印了一本清律注本，其名称较长：“大清律例硃注广汇全书”，无辑注者姓名。在该书中，所有注文分别位于上半部的空白处和垂直行句之间，均用红笔写成。与上面我们所说的注本不同，《大清律例朱注广汇全书》不仅对“律”加注，而且也对大多数“例”加注。该书在编辑手法上较为灵活，也广泛引用各种注本的内容。被该书所引用的注本中，能被确定为明代所作的，至少有8种。然而其他一些被引用的注本只是简略地称作“李曰”“姚曰”“或曰”“注曰”，完全不知为何人所作。我们只能推定：《大清律例朱注广汇全书》所收集的注文，既有明人所作，也包括清人所作。[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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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律例朱注广汇全书》的流传范围较为有限，与其不同，《大清律辑注》则广为流传。《大清律辑注》也是一部私注本，其成书年代约在《大清律例朱注广汇全书》的10年之后。该书纂辑者为沈之奇，其为该书所作的序标明日期为1715年。与其他私注本一样，沈氏所作《大清律辑注》也保留了官注，但同时，他又在每条律后附上自己的评注。为区别官注与自注，沈氏在刊印该书时，将自注放在略低于官注的位置上印刷。另外，沈氏还将自己所作的“附注”放在正文律条上方的空白处。后来的很多种清律版本都将沈之奇注文收进（多以红字冠以“辑注”二字），并将其与其他有关材料分段编排，仍置于每页纸的上方，形成我们在上文所提及的“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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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清律辑注》的序中，沈之奇说，他在地方政府供职30余年，一直参与司法审判，虽屡次迁调，仍司断狱判案之职。集30年之司法经验，再经六七年的编辑整理，作成此书。他还说，本书参考了前此15种律注版本，其中9种为明人所作。后来的清律注本多引用沈注，包括19世纪后半期编成的两部流传较为广泛的注本[35]。有人认为，沈之奇《大清律辑注》的广泛流传，也许构成1740年官方修律时删除“总注”的原因之一。当然，沈注本身还属于私注范围，它不具备官注的权威。在我们翻译了的《刑案汇览》材料中，只有一个案例援引了沈注。不过，《刑案汇览》英译者在他加写的注释中偶尔也利用沈注，并指明为沈之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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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法典在刊印时通常要附以某些材料，如标准的“验尸程序”，卷首有某些重要的介绍性图表，其中有刑罚总类，纳赎与收赎图（在特定条件下，以罚金代替刑罚），服制图（根据丧服的不同，确定亲疏不等的五种亲属关系）等。这些图表也多仿自《大明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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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来看看西方学者关于清律的几种译本。1810年，乔治·托马斯·斯道顿将《大清律例》译成英文；1876年，P·L·F·菲拉斯特将《大清律例》译成法文；1924年，居伊·布莱再次将其译成法文。[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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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年的斯道顿译本问世之后，颇具盛名，但后来菲拉斯特及布莱的译本问世之后，斯道顿译本即逐渐被取代。斯道顿译本的主要缺陷是它仅将《大清律例》中的436条律文译成英文，所有的例均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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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拉斯特的译本实际上是将《大清律例》的大部分内容都翻译过去了，因为该译本包括的1812年the Annamite Code绝大部分仿自1740年的《大清律例》。但是，1740年的《大清律例》共有436条律文，而该译本仅包括其中的398条。菲拉斯特详细述及了the Annamite Code中与《大清律例》的不相同之处。菲拉斯特的译本不仅翻译准确，而且内容也非常完全。它既包括the Annamite Code的全部398条律文及其大部分附例，也包括关于律文的注释。确实，菲拉斯特，一名法国海军上尉，能在不到四年（1871年6月—1875年3月，根据该书第1册第4页）的时间里完成其1500多页（见该书导言）的翻译作品，简直不可思议。但很可惜，该译本传世极少，至少在美国是如此。我们在写作本书时，也不能经常地查阅该译本。[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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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布莱是一位耶稣会会士，他的《大清律例》法译本质量颇高，使用起来也非常方便，因为他把译成法文的每一条律和例的中文原文都录在页下，以资参照（无论是斯道顿还是菲拉斯特，都没有提供原文）。与斯道顿不同，布莱既译了律，也译了例。然而，布莱远不如菲拉斯特来得彻底。在他的译本中，各种注文均被省略，同时，他删去了大量的例；另外有许多例则是用一种很简略的方式译成法文。因此，人们在使用布莱译本时，又不得不同时参照中文原本。在律文方面，布菜译本至少删去64条。[38]更有甚者，我们非常偶然地也能发现他笔下严重的误译。但尽管如此，与斯道顿译本及菲拉斯特译本相比，布莱译本仍然是最优秀的。正因为如此，本书在引用《大清律例》时，使用布莱译本的律例序号[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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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汉代（公元前206一公元220），何四维：《汉律辑存》，第321—350页；隋代（581—618），白乐日；唐代（618—907），宾格尔：Quellen zur Rechtsgeschichte der T’ang-Zeit，第73—173页；元代（1280—1367），拉切涅维斯基曾将《大元通制》的部分内容介绍到西方，但这部书与其他朝代的《刑法志》不一样，它实际就是元代的法典，只是没有标明制定日期及其所依蓝本。另外，白乐日教授翻译了晋代（265—419）的《晋书·刑法志》，但至今仍未正式出版。至于明代（1368—1644）的《刑法志》，已由邓嗣禹及毕格（Cyrus Peake）拿出初步译稿，但这部译稿还比较粗糙，尚须进一步修改润色，方能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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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见《〈清史稿·刑法志〉注释》（北京，1957年）。该书第143卷（第3—43页）讨论《大清律例》的历年修订等问题，第144卷（第44—83页）讨论刑罚体系，第145卷（第84—122页）讨论司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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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见《历代刑法志》（长沙，1938年）。在该书中，丘汉平先生将从历朝史书中选下来的刑法志加以标点、分段。但可惜的是，丘先生未对原书加以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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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清会典》初成于1690年，后来，于1732、1764、1818及1899年先后四次修订、扩编。本书所引为1899年本，即《光绪会典》，采用1963年台北出版、有连续页码的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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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此，梅耶有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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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见《沈寄簃先生遗书》甲编，北京，1929年，台北：文海出版社1964年印制，2卷本，页码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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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程树德，《九朝律考》，2卷本，上海，1927年；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2卷本，上海，1930年；陈顾远，《中国法制史》，上海，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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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徐道麟，《中国法制史览略》，台北，195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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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综合性书目》（The Comprehensive Bibliography, Hōsei-shi Gakkai，Comp.，Hō sei- shi bun ken mo ku ro ku，1945—1959— shō wa 20—34，To k yo，1962）东亚·中国部分（第143—193页）即没有收列关于《大清律例》及清朝司法程序的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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