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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参见本书所选译案例第1.2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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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参见沈家本、伍廷芳1905年4月16日关于改革刑制的奏折，梅耶英译本，第168页；《清史稿·刑法志》，第59—60页；本书所选译案例第41.2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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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参见白乐日第40页及其刑制一览表（第210—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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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参见布莱，《大清律例》译本，nos. 1671—1673（在这里，布莱省略了几段及几条完整的例）；阿拉巴斯特，《中国刑法释注》，第17—19页；刑部1907年4月29日奏折，梅耶英译本，第160—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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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欧凯新引自《唐律疏议》卷二九第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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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参见本书所选译案例第41.2案。在该案中，一名14岁少年犯窃盗罪，由于年少，仅处以刺右臂刑。但刺字后一年，该少年再次犯罪。显然，少年右臂上的“窃盗”二字很难阻止他再次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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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乾隆皇帝（1736—1795年在位）曾试图废止这种机械的道德评价标准。参见本书所选译案例第61.2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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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见布莱，《大清律例》译本，no.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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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参见沈家本，《死刑之数》，载《沈寄簃先生遗书》，第532—5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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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参见《死刑的演变》，载《纽约时报》196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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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大清会典》，54∶1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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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理雅各译本，载《中国古典》第五册，Ⅲ，第6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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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有一个例外：清人方苞（1668—1749）曾作《狱中杂记》，详细记载了他在北京某监狱中的恐怖经历。参见韦利（Authur Waley）：Yüan Mei，London：Allen and Uuwin，1956，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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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很多有价值的材料已被仁井田升所收集。在他所著的《刑法》第615—675页中，列有他从戏剧、小说及其他文献中汇集的有关拷讯、监禁刑具、监狱、刺字等方面的材料。但很奇怪，仁井田升的考察研究忽略了有关徒刑、流刑及充军刑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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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该文载《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上海，1861年3月30日，55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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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参见瞿同祖，《清朝的地方政府》，第2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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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该文载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3∶293—301，1859年12月号。该文所用材料，部分来自驻新疆西部的伊犁将军上报皇帝的奏折，在这些奏折中，伊犁将军请求皇帝不要再把囚犯流放至这块遥远的地区。该文的大部分材料似乎来自作者本人在中国中部的浙江省，尤其是在重要的港口城市——宁波的亲身见闻。这使得作者能够根据在这一特定地区所获得的广泛材料，概括出自己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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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说，军流刑犯人的实际情况并不是这么简单。因为某一府的军流刑犯人，他们有可能被送往好几个地方，而不是一个固定的地方，这些地方经常是分布于不同的省份。然而，玛高温关于同一流放地的犯人大都来自同一地区这一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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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主要可参见密妥士的长篇巨著（该书至今仍值得一读）《中国人及其反叛者》（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 , London, 1856；Reprinted, Staford, Calif.,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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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参见邓嗣禹，《西方考试制度所受中国的影响》（“Chinese Influence on the Western Examination System”），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7∶267—312，19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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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见《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6∶54—58，18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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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这种迷信观念是现实主义短篇小说《药》的基础，该小说的作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作家——鲁迅（1881—1936）。小说描写一对夫妇竭尽全力挽救患结核病的小儿子，他们从专门在刑场收集人血的人那儿获得蘸血的馒头，并让他们患病的儿子吃下这种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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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在论述上述变革时所常常援引的梅耶的《中国近代刑法导论》（Introduction of Modern Criminal Law in China）一书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从该书中我们所选择介绍的上述三种见闻更是该书中的精华，因为它们基本具备准确性、客观性及记载的详实性。19世纪关于中国的大量论著中，约翰·亨利·格雷（John Henry Gray）的《中国：法律、风俗与习惯的历史》（China: A History of the Laws,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People，2 Vols., London，1878）一书关于司法程序及刑罚的描述尤为出色。这一研究中很多精彩的论断都以作者的亲身感受为根据，但同时，它也有一些错误和不足。第一批记述中国监狱和司法程序的欧洲人有：葡萄牙商人伯来拉（Galeote Pereira），基于他1549—1552年间在中国华南的经历，大部分时间他被囚禁在中国监狱里；葡萄牙人克路士（Friar Gaspar da Gruz），主要基于伯来拉的记述，部分基于1556年他个人在中国广东的短暂经历；二人的记述虽然简短，但包含了许多准确的观察，也展现了惊人的客观。C·R·博克舍，主编，《十六世纪中国华南行纪》，第17—25页以及第175—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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