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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等复以斩、绞案内如因盗威逼人致死、诬窃致死、刁徒讹诈酿命、蠹役诈赃酿命、假差吓诈酿命、语言调戏致令自尽；又：军、徒案内如殴有致命重伤，或重伤而非致命，致令自尽［此类犯罪，一般处以军流二千五百里刑和徒三年刑］，此数项均无所因可免，与此案异罪而同情。［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所引案例均属单项犯罪行为，而且每一项犯罪行为都引起他人自杀行为。因此，它们与拒捕杀人这种复合犯罪行为显然有区别。确实，当时中华帝国的法官们会感觉到，明确划分单项犯罪行为和复合犯罪行为是件棘手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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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因其闻拿投首可以准其减罪一等，则知人欲告而自首即可准减二等，事未发而自首，亦可照律免罪。以有关人命之斩、绞重犯，竟得免其全罪，似非所以儆凶顽。援彼证此，举一反三，则梁亚如之秽骂酿命、闻拿投首，似不应准其减等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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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犯罪共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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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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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汇览》卷一，《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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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为江苏巡抚所报。本案中，媒人陈沈氏帮助徐再耕拐卖幼女。徐再耕得知官府欲缉捕他，就向官府投首。江苏巡抚按照闻拿投首例，将徐再耕从应得之绞刑减至流刑；同时，拟将陈沈氏从应得之流罪减至徒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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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司：查律载，因人连累致罪，若罪人自首得减，连累人亦准同罪人减等法。注云：谓因别人犯罪、连累以得罪者，如藏匿、引送、资给罪人及保勘供证不实，或失觉察关防、钤束、听使之类等语。细译律注，系专指因他人犯罪后，牵连得罪，并非与本犯共犯一事者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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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知人略卖子女，伙同劝卖得赃，则系共犯一罪，与因人连累不同，自应各科各罪，不得因正犯自首减等，亦照本犯一体宽减。今苏抚咨徐再耕拐卖幼女阿彩案内之媒妇陈沈氏，业经盘出徐再耕拐卖情由，图分钱文，转嘱徐再耕改姓，串卖分赃，系属自行犯法，仍应于徐再耕应得绞罪上减等拟流。［《大清律例》规定，对于拐卖幼女罪，主犯处绞监候刑，从犯处杖一百、流三千里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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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抚因徐再耕已照闻拿投首例减流，即将该氏于流罪上减等拟徒。核与律意未符。该司于稿尾声明改正，似属照例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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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犯罪事发在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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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嘉庆十五年（1810年）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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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汇览》卷一，《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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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司：查李毛二强奸十一岁幼女傅冬英已成。例应斩候。该犯脱逃十年被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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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系无关人命，该省仍照本例定拟。［也就是说，对李毛二的处理，并不考虑脱逃十年的情节，仍依原定刑罚。］与例相符，似可照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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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律例》规定：强奸12岁以下幼女已成，处斩监候刑。对于犯罪事发在逃，后又被抓获，法律区别情况，给以不同处理。法律规定，犯死刑罪、脱逃二至三年或更长时间后被抓获，处理情况如下：（1）犯严重的杀人罪、应得立决死刑者在被抓获后，仍应处以立决死刑；（2）犯较轻的杀人罪、应得监候死刑者在被抓获后，变原应得监候刑为立决死刑；（3）所犯非杀人罪但应得监候死刑的罪犯在被抓获后，仍按原应得刑处理。本案处理即属此第三种情况。下面的案例，则按此第二种情况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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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嘉庆十七年（1812年）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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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汇览》卷一，《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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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抚题：张虎妮谋死纵奸本夫刘大用、弃尸灭迹一案。此案：张虎妮谋杀纵奸本夫刘大用，按例应拟斩候。［在这里，“纵奸”这一情节具有重要意义。丈夫纵奸，妻子将其杀死，只作为一般谋杀罪处理，处斩监候刑；若并无丈夫纵奸这一情节，妻子杀死丈夫，则应处斩立决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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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犯于（嘉庆）十一年十二月犯事，至（嘉庆）十六年十一月始行破案。虽非事发脱逃，究属幸稽显戮。［如果及时破案，该犯应得刑罚当早已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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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省将该犯比照斩候重犯脱逃二三年后就获例，改为斩立决，尚属允协，应请照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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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文所说，本案判决属上述第二种情况。但实际上，本案情节与上述第二种情况并非完全相同。上述三种情况均适用于犯罪事发后脱逃的案件，而本案张虎妮谋杀本夫刘大用之后，并未脱逃。也就是说，本案只是近似地适用上述第二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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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节涉及对于满人、蒙古人及汉军八旗（清政府的武装力量被称作“旗”。参阅本书第一篇第四章第二节）在法律上的特殊处理（通常是优待处理，但并不绝对如此）。关于旗人的特殊地位问题，可参见本书第一篇第六章第二节及瞿同祖的《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一书第204—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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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节内容是中国人注重孝道的很好例证。根据这一规定（附有一些条件限制），被判处死刑或其他重刑的犯人，如果其父母年逾七十，本人为家中唯一的成年儿子，则可以将其死刑或其他重刑易之以笞、杖刑及枷号刑，以便让其留待家中，侍奉父母。然而，以下案例说明，这一权利绝不是由当事人自动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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