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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道光八年（1828年）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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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汇览》卷一九，《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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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抚咨：僧义和因伊佃户裴鸭子挖取唐云龙坟砖，向李昌富捏称系自己墙砖。李昌富误信承买砌路。僧义和起意冒认系伊师祖坟砖，勾串裴鸭子，向李昌富讹诈、得钱。嗣经看管唐云龙坟墓之王应宗查知，欲控时，裴鸭子向伊索分钱文。该犯复向裴鸭子恐吓，以致裴鸭子服卤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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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省因例内并无勾串讹诈、致同伙之一自尽治罪明文，将僧义和比照“棍徒扰害、拟军例”上，量减，拟徒。［比照该条例，而不是直接根据该条例，则允许减刑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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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僧义和知李昌富有钱、畏事，辄欺其愚懦，串同裴鸭子讹诈，勒令李昌富代盖房间，索得赃钱，已属凶横扰害。复因裴鸭子向伊索分钱文，用言恐吓，致裴鸭子愁急自尽。该犯系僧人，不守清规，讹诈酿命，情凶势恶，未便量为宽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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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将僧义和改照“凶恶棍徒、一时一事、情凶势恶例”，拟军。［同一条例，江苏巡抚主张比照该例而量减一等；刑部则认为应照该例拟军，不应减等。刑部所引“凶恶棍徒、一时一事、情凶势恶”文字，原是《大清律例》官注本关于该条例的一段释文（在关于《清律》的注释本中，注释例的情形极为少见）。显然，刑部采纳此段释文，是因为此段释文更有力地表明了法律对于本案罪犯的道德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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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诈欺官私取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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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道光元年（1821年）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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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汇览》卷一九，《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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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抚咨：杨吉拐带王冠群银两逾贯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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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律载：拐带人财物者，计赃准窃盗论，免刺。《集解》云：携带人财物，乘便取去，曰“拐带”。是拐带与窃盗，迹相类而实不同，罪名亦有生死之别。诚以拐带财物虽亦系取非其有，惟究由事主付托，非人所致，不得与实犯窃盗同科。［“拐带”较“窃盗”，罪行稍轻。］故赃数逾贯，拟罪止于满流［即流三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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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对于律文的分析似乎不可思议。《大清律例·刑律·窃盗》律规定了窃盗计赃定罪的标准，最高处罚为赃满一百二十两银、绞监候；《刑律·诈欺官私取财》律规定：拐带财物罪，准窃盗论，但免除刺字刑。“窃盗律”规定，窃盗赃满一百二十两银，绞监候；“诈欺官私取财律”没有规定诈欺官私取财赃满一百二十两银时以流刑取代绞监候刑。但本案对律文的上述分析，却提出“赃数逾贯、拟罪止于满流”。解开这个疑团的关键在于明确“准”一词的含义。“诈欺官私取财律”规定：拐带人财物者，计赃准窃盗论。在清代的法律术语中，“准”一词具有其特别含义。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本书第一篇第三章第一节和第四节讨论“准徒刑”时，已作详细说明，请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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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律例》有“准窃盗论”和“准枉法赃”等规定。这里的“准”是表示对于此种犯罪的处罚与“窃盗罪”或“枉法赃罪”相似，但并不完全一致。前者的严重程度尚未达到后者，因此在量刑的最高等级上，二者不一致。例如，窃盗罪与枉法赃罪最高刑达到绞监候，而“准窃盗论”和“准枉法赃”论的犯罪最高刑为满流，即流三千里。另外，与本案相关的拐带罪准窃盗论，也免除窃盗罪必须受到的刺字刑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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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杨吉与王冠群合雇船只，搭伴同回。嗣王冠群邀同船户上岸，索讨尾欠。将箱贮银两托杨吉代为照管，并将锁匙交付收执。杨吉起意，乘间开箱，取得八六兑纹银七百余两，藏放自己箱内。恐银少箱轻败露，用钱五千文装入王冠群箱内。越五日，捏称伊父在青浦病重，急须往视。携带银箱逃至扬州，在陈万顺行内买得高粱，雇船装赴上江售卖。旋被王冠群查知，将杨吉扭获送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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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其情节，该犯本系商贩生理，本非积惯盗窃匪徒，且与王冠群素识相好。其乘便窃取王冠群箱贮银两，究由王冠群信任不当、妄托照管并将锁匙交付收执所致，与实犯偷窃者有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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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抚将杨吉依“拐带人财物律”，计赃拟流、免刺，与律相符，亦与道光元年浙江省检举改流之张增受一案吻合，似可照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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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略人略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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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道光二年（1822年）浙江司现审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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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汇览》卷二〇，《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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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城察院移送：王二因女五儿被夫休回，图得身价，卖给赵张氏为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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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女”或“义子”是指被自己生身父母之外的家庭出于善意的目的而收养为子女。在收养的家庭中，义女或义子不享有法律上的权利。参见第13.1案。在本案中，“义女”似乎是指一种奴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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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王二比照“略卖子孙为奴婢、杖八十”律，减一等；和卖又减一等，拟杖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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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判决，比照“略卖子孙为奴婢律”，且减等处罚，可能是因为王二售卖女儿，仅停留在筹划阶段，尚未具体实施。很明显，这种出卖亲生女儿为奴婢的事件，只能发生在极为贫穷的家庭里。从王二的姓名里，即可看出他的出身较为贫贱。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社会，父权至上。父亲出卖儿女为奴婢，其处罚一般较轻。“略人略卖人”律规定，略卖子孙为奴婢，杖八十；但略卖弟、妹或其他卑亲属，则杖八十，徒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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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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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汇览》卷二〇，《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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