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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律载：妻妾因骂夫之父母而夫擅杀者，杖一百。注云：父母亲告乃坐。［如果没有父母亲自投诉，即不得适用“夫殴死有罪妻妾”律，而应改适用“妻妾殴夫”律。根据该律，夫应处绞监候刑。］诚以闺门暧昧，或因别故殴死妻妾之后，借殴骂以图抵饰。该犯亲溺爱其子，从而附会捏供。律注必须亲告乃坐，原以防串捏卸罪之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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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粟荣贵、许贤二案：一系因妻唐氏顶撞伊母廖氏，并将廖氏推跌倒地，该犯气愤，用刀砍伤唐氏身死；一系因妻黄氏混骂伊母谢氏，并将谢氏碰跌倒地，该犯气愤，用刀砍伤黄氏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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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抚以廖氏业将被媳推跌情由投鸣保邻，谢氏被媳混骂、碰跌，有邻人卢景文等目睹可证，即与亲告无异，将粟荣贵、许贤均依“妻殴骂夫之父母、而夫擅杀”律拟杖，咨部。［上文提到，廖氏被媳推跌、投鸣保邻。“保邻”是清朝农村实行的保甲制度中的办事人员。保甲人员不属于清朝基层政府的正式行政管理人员，他们不吃国家俸禄。但保甲人员的任命，必须经过基层政府批准。而且这些保甲人员也可以利用自己协助管理基层社会秩序之便，获得一些经济上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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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细核案情。唐氏推跌伊姑廖氏，虽经廖氏投鸣保邻，黄氏碰跌伊姑谢氏，虽有邻人卢景文等目睹可证，惟廖氏、谢氏究未赴案呈告，与“亲告乃坐”之律注不符。且恐该犯等因别故将妻殴毙之后，串捏供词，以图避就。该抚率据事后无据之供，即拟以满杖，殊属未协。应令另行按例妥拟。［部驳意见虽并未说明应对粟荣贵、许贤二犯作何处理，但从其字里行间已可看出，刑部认为广东巡抚对二犯的处理适用法律有错误；应改依《大清律例·刑律·妻妾殴夫》律“夫殴妻致死”的规定，对粟、许二犯处绞监候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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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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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汇览》卷三三，《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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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督咨：张开鹏因伊妾王氏撒泼，用棍将其殴伤，复用绳将其拴在房内，冀其改悔。旋闻王氏在房咒诅该犯父母。该犯生气，不给饮食，以致王氏气痛旧病复发，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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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王氏死由于病，未便科以殴妾致死、问拟满徒。惟殴责后复行拴缚，又闻咒诅伊亲，屏绝饮食，以致病发身死，亦未便以死由于病、“殴非折伤”律得勿论，置“屏食”于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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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张开鹏比照“妻妾因殴骂夫之父母而夫擅杀”律，拟杖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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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判决为比照“妻妾因殴骂夫之父母、而夫擅杀”律。之所以为“比照”，而非“依”，是因为王氏之死，并非直接由于张开鹏之殴打行为，而是由于王氏“旧病复发”。值得注意的是，第56.1案判决也涉及“妻妾殴骂夫之父母而夫擅杀”律，但是这一条律文能否适用，取决于婆婆是否“亲告”。而在本案中，完全无人理会“亲告”这一因素。从本案的实际情形看，对案犯张开鹏定罪量刑，最为贴切的法律依据应是《大清律例·刑律·屏去人服食》律。根据该律规定，故意不给人衣服、饮食，因而致死者，绞监候。然而中国人重视家庭伦常关系，这就意味着，某一犯罪若涉及家庭亲属关系，而规定该项犯罪的律或例又同时有两条或两条以上，在这种情况下，涉及家庭关系的律例优于不考虑家庭关系的律例。以本案判决为例，“屏去人服食”律与“妻妾殴骂夫之父母而夫擅杀”律在适用情节上都与本案相符，即都可以作为本案判决的依据。但因为前一条律未考虑家庭关系，而后一条律则与家庭关系有关；又，本案案犯与受害人之间也存在一定的亲属关系，根据上述“涉及家庭关系的律例优于不涉及家庭关系的律例”的适用法律原则，本案判决以后一条律例为定罪量刑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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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张开鹏殴责王氏，并不给其饮食，导致王氏旧病复发而身亡。在第56.1案中，两名丈夫分别将其妻殴伤致死。两案情节虽不尽相同，但也颇多相似之处。而且根据案件记录，第56.1案中两名丈夫都是在盛怒之下失手将其妻致死；而本案张开鹏不给王氏饮食之时，案犯并无盛怒情由。从判决结果看，第56.1案对两名丈夫的最初量刑都是杖一百，但却被刑部认为适用法律不当，量刑偏轻。尽管刑部未明确说明应对案犯定何罪，但正如前文所述，从刑部意见的字里行间已可看到，刑部主张适用“妻妾殴夫”律，将案犯处绞监候刑。而本案判决对案犯以“妻妾因殴骂夫之父母而夫擅杀”律定罪量刑，仅对张开鹏杖一百。两案情节相似，而判决迥异。被害者身份的不同可能是导致判决相异的重要原因。在第56.1案中，两名被害人都是案犯的“妻”，而本案被害人王氏则是案犯张开鹏的“妾”。在中国古代，妻与妾的地位大不相同。《大清律例·刑律·妻妾殴夫》律规定：夫殴妻致死，绞监候；若殴妾致死，仅徒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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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杀子孙及奴婢图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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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 道光六年（1826年）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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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汇览》卷三三，《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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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督咨：王五揢死伊子王雨儿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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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王五因时向耿育才借贷钱米，均不记数。迨后耿育才因其屡次缠扰，不允借给。嗣王五因贫难度。伊子王雨儿瞽目坐食，起意致死、免累。将王雨儿摔跌倒地，揢其咽喉、殒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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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五忆及耿育才不借钱米，起意移尸图赖、索诈。遂将王雨儿尸身移至耿育才门首，索诈未成。经耿育才报验、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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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王五因贫嫌伊子王雨儿瞽目坐食，将其揢毙后，始忆及耿育才不允借贷之嫌，复起意移尸图诈。是该犯杀子时尚无图诈之心。迨致毙伊子后始起意图诈。与因图诈而杀子者不同，未便以“故杀子、借尸图诈”之案科以“因图赖人而杀子”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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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故杀”律止拟徒，“因图赖人而杀子”则例应拟军。罪名出入攸关，应驳令研审该犯起意图赖是否在杀子之先，抑在既杀子之后。讯明另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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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本案最终如何为案犯王五定罪量刑，上述记录已明确说明：在中华帝国，法律对于杀死儿子的父亲常常网开一面，表现出特有的宽大处理原则。如果父亲无正当理由而杀死儿子，其应得刑罚为杖六十，徒一年；如果儿子违反教令（这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在司法实践中，常被任意解释），父亲因而将其杀死，法律规定，父亲应得刑仅为杖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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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弓箭伤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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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 道光六年（1826年）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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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汇览》卷三三，《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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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抚咨：方小六放铳误伤马承统，越十三日因风身死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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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此案：方小六因往看崔梦麟家出殡，见受雇施放铁铳之吕泳志将铳装好火药、安放门首。［施放铁铳之目的，可能与燃放鞭炮类似，以强烈的爆炸声驱散妖魔，防止其对出殡仪式的干扰。］该犯拿铳点放。适马承统从家走出，致误伤右太阳穴，越十三日抽风身死。原验尸伤：致命右太阳穴斜围六分，深一分，系属致命伤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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