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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抚咨：王六乘马走至西街跑走，适陆漋从巷走出，往前行走，王六喊声“走避”。不期陆漋年老耳聋，未经听闻。王六收勒不及，致马头碰倒陆漋，跌伤左太阳、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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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王六依“街市驰马、因而伤人致死”律，拟杖一百、流三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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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对案犯王六处以杖一百、流三千里的重刑，其原因是王六于行人众多的闹市区驱马疾行（案件记录并未说明该案件发生在何地。但从其中实际情况看来，可能发生在江苏省省会南京城。因为案件记录仅提及案件发生地为“西街”。若是南京以外的城市，理应说明该城市的名称），并导致陆漋身亡。根据“车马杀伤人”律，若于行人稀少的乡村驱马、驱车疾行，因而致人死亡者，仅杖一百，并追埋葬银十两。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即已实行一种强化驾驶者法律责任的原则。确实，即使在现代中国，这一原则也仍在很大程度上被保留。对于这一点，许多在中国驾驶过汽车的西方人士颇有同感。根据1949年上海的《解放日报》记载，一名解放军驾驶员因开车轧死一名骑自行车的人而被判处死刑。后因被告上诉，军事法院将其减刑，改判为有期徒刑三年（见《解放日报》1949年6月6日第一版及同年6月7日、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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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 嘉庆二十年（1815年）奉天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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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汇览》卷三三，《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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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将军咨：旗人纪长春赶车拉土回归，坐车进城。适有年甫五龄之幼童根柱儿迎面跑来。该犯未及下车收缆，致轧伤根柱儿身死。实属疏忽，并非“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应照“街市驰车因而伤人致死”律，杖一百，流三千里。系旗人，照例折枷鞭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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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尽管是由于幼童自己朝着马车跑来因而导致被轧身亡，但驾车者仍得对该幼童的死承担法律责任。被告的“疏忽”，据我们推测，或者是因为当幼童朝着马车跑来时，驾车者未能及时“下车收缆”，即控制住马车，不让前行；或者是因为驾车者所驾马车速度过快（虽然关于这一点记录中没有明白指出）。另外，旗人犯罪，可以折算成鞭责与枷号，在第1.2案中已做讨论。根据法律规定，旗人犯罪，应受笞、杖刑时，可将笞、杖数折成等量的鞭责；流三千里刑可折成枷号六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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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案中，受害者是一名听力不好的老人；本案受害者则是一名5岁幼童。也就是说，有关“车马杀伤人”的两案中，其受害者都是智力或体力不甚健全的人。人们不禁要问，如果“车马杀伤人”案中受害者是智力健全、体力健壮的成年人，那么，案犯应负何种法律责任？但很可惜在“车马杀伤人”这条之下，《刑案汇览》所收案例仅此两件，这也是很奇怪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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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庸医杀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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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 嘉庆十七年（1812年）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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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汇览》卷三三，《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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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抚咨：薛传年赴京呈控医生叶重光为伊子薛家煜医病、针刺身死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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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此案：叶重光因薛传年之子薛家煜染患裹积病症。叶重光以脉息双伏，认系青筋白虎痧。按医书，应行针刺。薛传年以日期当避，不宜针刺。叶重光声言，痧老恐即不治。随用针刺其手足，又给末药和服，并用姜汁点入眼角，以致薛家煜汗涌，殒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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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经薛传年来京具控，发交该省审办。经该省审，将叶重光依“庸医杀人”律，拟绞，收赎。［《大清律例·刑律·庸医杀伤人》律规定：医生为人治病，用药或针刺不适当，因而致死病人时，经其他医生检查，原医生用药、针刺不适当系属过失并非故意害死病人者，对原医生按“过失杀人”论处，处绞监候刑；但允许以银钱赎刑；该医生此后不允许再行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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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传年依“申诉不实”，拟杖。咨部，结案。［《大清律例·刑律·越诉》律规定：申诉不实者，杖一百。但此处所说“申诉”，专指向皇帝本人直接提出的申诉。不过，到清代，这一来自传统的限制条款已不合时宜。各级司法官吏在审断案件时，无视这一限制条款，却随时用这一条有关“申诉不实”的法律来对付那些屡屡要求申诉、纠缠不休的申诉者。同治九年（1870年），有人对此提出严厉的批评（参见第98.1案），结果皇帝颁发了一道上谕，规定这一律条必须严格适用，即只限于申诉是直接提交皇帝本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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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薛传年复以叶重光并未为伊子拟抵、伊反受杖责，来京具控。发交审明，仍照原拟。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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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叶重光欲图见功，误行针刺，致毙人命。既无挟仇情事，止应依“庸医杀人”本律科断。［如果叶重光蓄意谋杀，就会根据《大清律例·刑律·谋杀人》律，将其处以斩监候刑。］至薛传年拟杖一百之处，检阅原咨，系因控词装点，依“申诉不实”律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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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情罪，均属允协，应请照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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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2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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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汇览》卷三三，《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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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督咨：刘武受误卖药材，致刘士庚等中毒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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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例内并无铺户辨认药材不真、误卖致毙人命治罪明文。将刘武受比照“庸医为人用药、误不依本方、因而致死、以过失杀人”论罪。依律收赎。［缴纳赎银12.42两，参见第60.1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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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浙江司现审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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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汇览》卷三三，《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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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城察院移送：杜张氏看香治病骗钱，针扎苏氏、致伤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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