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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 嘉庆十七年（1812年）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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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汇览》卷三三，《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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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抚咨：薛传年赴京呈控医生叶重光为伊子薛家煜医病、针刺身死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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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此案：叶重光因薛传年之子薛家煜染患裹积病症。叶重光以脉息双伏，认系青筋白虎痧。按医书，应行针刺。薛传年以日期当避，不宜针刺。叶重光声言，痧老恐即不治。随用针刺其手足，又给末药和服，并用姜汁点入眼角，以致薛家煜汗涌，殒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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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经薛传年来京具控，发交该省审办。经该省审，将叶重光依“庸医杀人”律，拟绞，收赎。［《大清律例·刑律·庸医杀伤人》律规定：医生为人治病，用药或针刺不适当，因而致死病人时，经其他医生检查，原医生用药、针刺不适当系属过失并非故意害死病人者，对原医生按“过失杀人”论处，处绞监候刑；但允许以银钱赎刑；该医生此后不允许再行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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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传年依“申诉不实”，拟杖。咨部，结案。［《大清律例·刑律·越诉》律规定：申诉不实者，杖一百。但此处所说“申诉”，专指向皇帝本人直接提出的申诉。不过，到清代，这一来自传统的限制条款已不合时宜。各级司法官吏在审断案件时，无视这一限制条款，却随时用这一条有关“申诉不实”的法律来对付那些屡屡要求申诉、纠缠不休的申诉者。同治九年（1870年），有人对此提出严厉的批评（参见第98.1案），结果皇帝颁发了一道上谕，规定这一律条必须严格适用，即只限于申诉是直接提交皇帝本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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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薛传年复以叶重光并未为伊子拟抵、伊反受杖责，来京具控。发交审明，仍照原拟。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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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叶重光欲图见功，误行针刺，致毙人命。既无挟仇情事，止应依“庸医杀人”本律科断。［如果叶重光蓄意谋杀，就会根据《大清律例·刑律·谋杀人》律，将其处以斩监候刑。］至薛传年拟杖一百之处，检阅原咨，系因控词装点，依“申诉不实”律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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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情罪，均属允协，应请照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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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2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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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汇览》卷三三，《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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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督咨：刘武受误卖药材，致刘士庚等中毒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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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例内并无铺户辨认药材不真、误卖致毙人命治罪明文。将刘武受比照“庸医为人用药、误不依本方、因而致死、以过失杀人”论罪。依律收赎。［缴纳赎银12.42两，参见第60.1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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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浙江司现审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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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汇览》卷三三，《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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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城察院移送：杜张氏看香治病骗钱，针扎苏氏、致伤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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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系失于太重，误行致伤，并非有心故害。惟以女流不思安分，辄起意看香医病，冀图骗钱，若仅依“庸医杀人”科断，律止收赎，不足示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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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张氏应照“违制”律，杖一百。不准收赎，折责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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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4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河南司现审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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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汇览》卷三三，《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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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督咨送冯张氏供奉伊姑所遗纸像，复用茶叶抱龙丸等物给人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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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止图骗钱文，并无各项教会名目。惟称有武当老祖，并涂画假符疗病，殊属妄诞。［武当派，是以湖北北部的武当山命名的一个武术派别。西方不少人士认为武当派是中国拳击的一个门派，这种看法不完全正确。准确地说，武当派是中国武术的一个门派。相传武当派的奠基者或祖师是生活于12世纪的张三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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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照“红阳教供奉飘高老祖、拟军”例上量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不准收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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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红阳教的情况，高延（J. J. M. de Groot）在其《中国的宗教派别及宗教迫害》一书中，已作详细介绍。红阳教的创始人飘高老祖生活于16世纪。在清代，红阳教教派由于从事反对清朝统治的秘密政治活动，因而被帝国政府取缔。在第37.1案中，我们已提到，清朝政府对各种异端宗教活动都持怀疑态度；有时干脆明确表示禁止异端宗教。对于那些以宗教为名、建会结社的宗教团体，清政府更是严惩不贷。与第60.3案相比，本案案犯冯张氏所受处罚显然要重得多。其区别在于：第60.3案案犯杜张氏仅从事一些宗教性妖术活动；而本案案犯冯张氏的活动却与一定的宗教团体存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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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判决照“红阳教供奉飘高老祖”例定罪量刑。严格地说，这一判决并不准确。第一，案犯冯张氏的活动与红阳教无任何关系，而是与类似于红阳教的武当派有联系。第二，对冯张氏的量刑也并非原例所定“拟军”，而是“量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从这两个方面来看，对冯张氏定罪量刑，比照原例较照原例更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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