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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条法律都规定对于因奸而致父母自尽者给予刑事制裁。依据“威逼人致死”律，出嫁女或未出嫁女（不包括儿子）因奸致使父母羞愤自尽，处绞监候刑。“子孙违犯教令”律则规定：子（儿子或未出嫁的女儿，若女儿已出嫁则不在此列）因奸致父母自尽，处绞立决刑。本案的问题在于，已出嫁的女儿陈张氏与他人通奸，致其父自尽；对于陈张氏的处理，是否可以以处刑较重的“子孙违犯教令”律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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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服制：已嫁、未嫁分轻重尚可。若一关父母之生死，则不可如寻常罪犯，照“出嫁降服”之例，稍从轻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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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确定亲属关系的五服制度，父亲为未出嫁女儿的斩衰亲；但若女儿出嫁，则其父亲则为其齐衰亲。同样，女儿未嫁时，为其父亲的齐衰亲；女儿于出嫁后则为其父的大功亲。这种服制上的区别，在《大清律例·刑律·谋反大逆》律中有重要意义。根据该律，犯谋反大逆罪者，除了本人凌迟处死之外，其众多的亲属均受株连。对于其女儿来说，若女儿尚未出嫁，则将其由良人降为奴婢；若女儿已出嫁，则不再受其父谋反大逆罪的株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法律认为，出嫁女已不再属于其父母家庭的成员，而是其丈夫家庭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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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明刑所以弼教”［此句引自《书经·大禹谟》，与原文稍作改动］，父母天伦，不得因已、未出嫁遂有区别。设使已嫁之女致死父母，岂可免其凌迟、概从宽典耶？［当然，并非所有的杀父母罪均应凌迟处死。根据“谋杀祖父母、父母律”，只是在谋杀父母的情况下，案犯才应凌迟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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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后妇女通奸、致父母羞愤自尽者，无论已嫁、在室之女，俱著问拟绞立决。交刑部纂入例册。所有陈张氏一犯，即照此办理。余依议。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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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案的处理经过，我们看到例如何由皇帝诏旨编纂而成。清代定制，每五年修订法律一次，将这种新制定的例纂修并编入法典。另外，从本案的处理我们还看到，中国古代没有确立“法律不溯既往”的原则。再者，从本案我们还看到，在中国古代，皇帝竟然能够违反既定的法律原则，重新确立一种新的原则。在本案中，皇帝在其上谕中强调“父母天伦，不得因已、未出嫁遂有区别”，从而在一定范围内否定了《大清律例》早已确立的区别处理已嫁、未嫁女的原则。这样，出嫁女在其法律地位已经非常低下的情况下，又增加了一些负担。根据皇帝上谕所确立的新原则，出嫁女在完全服从其丈夫及丈夫的家庭的基础上，还要在更广的范围内——原先仅限于未出嫁之时，现在则终其一生——对可能严重影响其父母的任何行为，负直接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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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斗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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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通行已纂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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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汇览》卷三七，《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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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抚题：张学三等共殴李梦麟身死案内，余人张四娃系夺获凶器、帮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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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凶徒因事忿争”例内所称凶器，皆非民间常用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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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例列出了几种凶器，包括匕首、剑、矛、钺等。普通民众持有上述凶器，皆属非法。清律官方注释本进一步解释说，一些民间常用器具，包括镰刀、菜刀、砍柴斧等，都不属于凶器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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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有凶器，即非安分之徒。其伤人与“金刃、他物伤”等；而其争殴之情，则较“金刃、他物伤人”为重。故一经伤人，即拟充军；虽未伤人，亦拟满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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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对持凶器斗殴罪的处理，远比持普通民间器具斗殴罪的处理重。《大清律例·刑律·斗殴》律规定，持民间器具与人斗殴，视其是否致伤及伤害程度，分别给予自笞三十（无伤）至杖一百、流三千里（致两眼失明及与其相当的伤）的刑罚。根据该律，即使是最重的杖一百、流三千里刑，也比持凶器斗殴、致伤（不论何种伤）所受刑罚（充军）要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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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凶器夺自相争者之手、未伤人者，不便科以满杖；即伤人之犯，亦不得一概拟军，自应量为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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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张学三等共殴李梦麟身死，张四娃夺获李梦麟铁简，将李梦麟帮殴有伤。固不得仅照“共殴案内之余人”拟以满杖。若竟照“凶器伤人”本例拟军，则凶器系夺自死者之手，与出有凶器、持以伤人者无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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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应将张四娃于“凶器伤人”军罪上量减一等，拟杖一百、徒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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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案判决中，刑部采取了一种灵活、变通的方法，对案犯的量刑表现出对于“持有凶器”罪及“普通斗殴”罪的兼采并蓄。至于减刑等数的计算方式，参见本书第一篇第三章第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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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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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汇览》卷三七，《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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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抚咨：周四等听从刘八殴伤吴祥身死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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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周四接过伙犯周三富带往铁尺，殴伤吴祥手腕。与夺自相争者不同。将周四仍按“凶器伤人”例，拟军。［“铁尺”是铁制的管状兵器，属于凶器之一。斗殴案中，持有凶器与从对手手中夺下凶器，并以该凶器进行斗殴此两种情形，量刑各有不同。本案案犯周四既“持有凶器”，亦非从对手夺下凶器，而是由同伙手中接过凶器。本案判决依照“持有凶器、伤人”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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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二接过刘八攮刀，殴伤吴祥。其攮刀系刘八夺自吴祥之手，与“自行夺获、还殴”无异。将刘二照“凶器伤人”例，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斗殴案中，从对手手中夺获凶器并以所夺凶器将对手殴伤，照“凶器伤人”例减等处罚。参见第62.1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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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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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汇览》卷三七，《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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