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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京刑部题：陆春与伊子陆全海、民人王和，因贾二、贾四、贾五、贾士义父子四人寻殴，陆春将贾二、贾四殴伤身死，贾五将陆春殴死，陆全海与王和将贾五、贾士义父子殴死，系一家二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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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例，将陆全海拟绞立决。［《大清律例·刑律·杀一家三人》律规定：一次杀死一家之内的二人，绞立决。同律还规定：若杀死一家内的二人的行为，系一人所谋、一人所为，则该人应斩立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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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贾五系殴毙伊父之人，与“无故逞凶、连毙二命者”有间。恭候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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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旨：九卿定拟，具奏。经本部会议，量减为绞监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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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律例·刑律·父祖被殴》律规定：祖父母、父母被别人殴打，子孙上前救护而殴打行凶之人，若因此而将行凶之人打伤，按普通“斗殴”律减三等处理；若因此而将行凶之人打死，按普通“斗殴、致死人”律处理，即绞监候。在这种明显具有减轻情节的情况下，对案犯仍按常律处理，定为死刑。这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占有重要地位的“以命抵命”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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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和将贾四、贾五殴伤，不致命而伤轻，仍依“共殴、余人”律，拟杖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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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嘉庆十七年（1812年）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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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汇览》卷四四，《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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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抚题：浦用生殴伤张九临身死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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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祖父母、父母、夫被殴，其子孙与妻情切救护，例准减等，并无因兄被殴、其弟救护情切、殴人致死、准予减等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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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浦用生因胞兄浦四宝被张九临拖跌倒地、骑坐其身、举拳欲殴，该犯瞥见，情急，用木朳殴伤其左耳根、殒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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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浦用生情切护兄、殴人致死，例内既无减等明文。该犯虽年仅十二岁，死者亦非恃长欺侮。自应仍照斗杀本律科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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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省将该犯依“斗杀”律，拟绞监候，与律相符，应请照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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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大清律例·名例·老幼废疾收赎》律，年龄在11至15岁之间的少年犯流刑以下罪者，可纳赎金以代替应得的刑罚；但若犯死罪，则不得以赎金代替刑罚（显然，罪犯若不足11岁，可免除刑罚）。该律还规定：年龄在11至15岁之间，因受年龄长其四岁以上者的辱骂因而将其杀死者，按普通殴杀律定罪量刑，但同时应奏报皇帝，请求宽大处理（注意：这只是请求对所奏报案件的减刑处理，而不是要求完全宽免。参见第7.1案）。本案判决中，刑部强调“死者亦非恃长欺侮”，即是说明本案不适用上述死者年长凶犯四岁、奏报皇帝应宽大处理的法律。但从刑部所称“死者亦非恃长欺侮”这句话本身，很难确定究竟是死者并不比凶犯年长四岁，或者是死者并未欺侮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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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案而言，如果刑部主张对年仅12岁的案犯浦用生给以轻于绞监候刑的处罚，那么，完全可以比照“子孙与妻因祖父母、父母被殴、情切救护”律，于绞监候刑上减等处理。但实际上，在本案说帖一开头，刑部就否决了这一做法。相反，刑部强调原律中并没有“弟因兄被殴、情切救护、殴人致死、减等处理”的规定。在这里，刑部的想法可以借一条西方有关法律解释的原则来表达：“明示此物，则排斥彼物。”（The expression of one thing is the exclusion of another.）也就是说，刑部相信，法律规定子孙及妻因救护父祖及夫而致人命者可奏请减等处理时，没有说弟救兄可作同等对待，乃是立法者有意为之。否则，法律会明确在其中列举出兄弟这一组关系的。详见本书第三篇“清帝国法律的司法解释”（第484页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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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骂制使及本管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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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光绪七年（1881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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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刑案汇览》卷一二，《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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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部奏：已革防御多福［满族？］先因刁难情节，本无冤抑；复以不干己事辄至该管大臣寓所，藉端求见、申诉，不复拦阻、咆哮、凶横，实属意存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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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寓所究与衙门有间，自应比例量减问拟。多福应比照“刁徒直入衙门、挟制官吏、拟军”例上量减一等，拟杖一百、徒三年。系职官，从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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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文字记载中，看不出本案的原发生地为何处，因此可以推论它可能即发生于北京。虽然本案列于“骂制使及本管长官”名下，但对本案处理却适用了另外一条与本节毫无关系的例（该例属于“越诉”节），可能是因为刑部认为按照“骂制使及本管长官”律对被告处以杖一百之刑过于宽纵，而适用“刁徒直入衙门”例对被告处以杖一百、徒三年之刑则更为合适。从该例中未加修饰的生动语言来看，它最初一定出自某一具体案件的判决（参见本书第一篇第二章第三节的结尾部分）。该例以这样的文字开头：“在外［指在首都之外］刁徒身背黄袱、头插黄旗、口称奏诉，直入衙门、挟制官吏者……”（黄色是申诉的标记，附于文件之上即表示提交给上级机关。）该例接着规定：对于上述刁徒所提诉讼请求，应进行调查。若确实是其本人有冤情，则按照正常的诉讼程序处理；但其本人仍得因其不符合规定的越诉行为而受到“不应重”律处罚（杖八十）。若其本人并无冤情，则将其本人及其背后的主使、教唆之人一同发近边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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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佐职统属骂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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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光绪七年（1881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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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刑案汇览》卷一二，《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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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抚奏：已革同知谌榘模投递匿名书函，委因痰疾妄作。查律载：奉制命出使而官吏骂之者，杖一百。此案：已革同知谌榘模因患痰迷，妄作书函，误遣马夫周顺赴臣署投递。虽由病狂所致，事出无心，亦非告言人罪，惟无端作书、谩骂上司，事后悔惧、欲行谒见辩诉，又在官厅与巡捕官高声喧闹，究属不合，自应按律问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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