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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律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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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涉及“亲属相犯”的处罚以及对于买卖人口的相关规定。对于买卖人口，当时的法律规定：“掠人、掠卖人为奴婢者皆死”。就是说，拐骗人口、拐卖人口为奴婢的，要处以死刑。但是同时规定了例外情况，就是对于亲属之间相卖的，‘卖子孙者一岁刑；卖五服内亲属，在尊长者死，期亲及妾与子妇流’。可以看出，由于贩卖者与被贩卖者之间的血缘关系的远近不同，处罚也相应地有所差异。对于出卖子孙的，只处以一年的徒刑；而对于出卖五服内尊长的，处以死刑；出卖期亲及妾与子妇的，处以流刑。因此，费羊皮虽然是出卖良人，但由于乃是出卖自己的女儿，且是为了安葬其母亲，在众人讨论之后，认为其孝心可嘉，予以免除刑罚。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礼”入法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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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于收买的人，由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所以在如何适用法律上，出现了争论。而争论的焦点在于在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类推引用，以及如何类推引用法律有关“掠人、掠卖人、和卖人为奴婢者，死”、“知人掠盗之物而故买者，以随从论”及“群盗强盗，无首从皆同”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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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张回在明知他人为良人的情况下而收买，后又隐瞒该人为良人的情况，将其转卖他人。尚书李平认为，对张回应适用“掠人”的规定，处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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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本案的处理，廷尉少卿杨钧认为，虽然根据“知人掠盗之物，而故买者，以随从论”的规定，张回为从犯，但是根据“群盗强盗，无首从皆同”的规定，首犯、从犯处罚应当相同。所以对张回应当适用有关“掠人”的规定，处死刑。只是考虑到亲属之间的关系，法律从轻处罚出卖者，所以收买者也应当从轻处罚，可以适用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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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三公郎中崔洪认为，杨钧所言并不周全。第一，对于出卖尊长的，虽然并非掠人，但法律仍规定为死刑，因此对于收买的人，也应当处以死刑，而不是处以比出卖者较轻的刑罚；第二，对于收买的人而言，如果只是收买而没有转卖，适用“知人掠盗之物而故买者，以随从论”，可以根据对出卖者刑罚的减轻，对收买者也减轻处罚，判处五年徒刑较为合适；第三，对于收买后又隐瞒真实情况而出卖的，则不能减轻，因为此行为可能导致良人最终辗转买卖，永远沦为奴隶，最终不能从良，其社会危害性很大，此与“掠人”无异，应当处以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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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高阳王元雍则从法律精神及法律政策的角度出发，认为：第一，本案在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既不适用“群盗强盗，无首从皆同”的规定，也不适用“知人掠盗之物而故买者，以随从论”的规定。此两者都不适合亲属之间相卖。因为前者不分首从，比谋杀处罚还重；后者的本意只是为了杜绝掠盗的根源。第二，收买人是不是转卖他人是没有差别的。因此，对张回处罚鞭一百即可。第三，费羊皮卖女实为葬母，这是孝心的表现，不但不应处罚，反而应当颂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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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皇帝综合考虑之后，认为一方面，张回虽然转卖费羊皮之女，但考虑到掠人与强盗等毕竟不同，适用了“知人掠盗之物而故买者，以随从论”的规定，同时根据主犯从轻，对从犯也从轻发落的原则，在流刑的基础上，对张回所判刑罚减为徒刑五年。另一方面，根据对出卖子孙的，只处以一年的徒刑的法律规定，以及高阳王雍所提倡的法律精神，最终免除了对费羊皮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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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考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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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法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家族伦理对法律制度的影响很大。早在奴隶制时期，随着宗法制度的形成，家长权和族权就得到了国家的确认，对政治权力和政治制度起着重要的支持和辅助作用。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家族本位的伦理法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法律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亲属之间相犯时的同罪异罚。这个案例就体现了这一点。费羊皮出卖自己的女儿，并没有按照普通买卖人口的刑罚（即死刑）予以处罚，而是在法律明文规定的一年徒刑基础上又免除了对其处罚。这说明了封建伦理制度与国家法律的渗透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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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趋势从汉代封建法律儒家化就已经开始了，汉律中关于家长对子女的惩处权、“亲亲得相首匿”等有关规定都体现了这一点。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社会大动荡时期，也是民族大融合时期。各个政权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都非常重视通过法律来控制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长制家庭。以家族血缘为纽带与国家制度相结合的宗法制度，贯穿了政权、族权、父权、夫权，于是家国相通，家族法成了封建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趋势后来发展到两晋，便体现为丧服制度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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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唐朝，这种“礼法结合”的趋势得到了全面的肯定。首先，在唐律中，血缘关系成为一些罪的定罪标准。如诉讼中，按是否有血缘关系可分为亲属间相告和非亲属间相告，亲属间相告按尊卑细分为下告上和上告下。其中，卑亲属告尊亲属便构成了犯罪。《唐律疏义·斗讼》规定：“诸告祖父母、父母者，绞”；“诸告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虽得实，徒二年”；“告大功尊长，各减一等；小功、缌麻，减二等”；“其告事重者，减所告罪一等”。因此，祖父母、父母犯了罪，甚至有危害子孙本人的行为，子孙也不得向官府告发，告者一律处死。告发其他有血缘关系的近亲属，即使所告情况属实，也要依亲等处刑。而尊长即使诬告卑亲属，也是无罪的，“即诬告子孙、外孙、子孙之妇妾及己之妾者，各勿论。”但是对没有血缘的人，或血缘较远的人，如果知道其有犯罪行为，则必须向官府告发，否则须定罪，“诸强盗及杀人贼发，被害之家及同伍即告其主司。若家人同伍单弱，比伍为告。当告而不告，一日杖六十。”另外，由于丧服制度的存在，对近亲血缘之间的杀伤行为，处罚也不同于一般人。如果卑幼杀伤尊长，处罚要重于杀伤凡人，血缘越亲则处罚越重。《唐律疏义·贼盗》规定：“诸谋杀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皆斩。谋杀缌麻以上尊长者，流二千里；已伤者，绞；已杀者，皆斩。”而尊长杀伤卑幼，比杀伤凡人的处罚要轻，“即尊长谋杀卑幼者，各依故杀罪减二等；已伤者，减一等；已杀者，依故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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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以后的刑律都规定了丧服制度，清律卷首画五服图，以国家强制力确认并推行礼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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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之所以如此，儒家思想为封建伦理与法律的结合提供了思想基础。经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得在汉代以“尊尊亲亲”为核心的儒家思想，进一步发展为三纲五常。于是，君权、父权、夫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得以确立，这也同时将父权引入了政治法律领域，认为君权是在全国范围内父权的化身，借以加强君权。而自然经济结构为此提供了经济基础，它要求封建家长制与之相适应，家长拥有的管理、监督生产和支配家庭财产的权力，在得到法律确认之后，最终发展为家长调整家庭成员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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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例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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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江陵詈母致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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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件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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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陆应城县民张江陵与妻吴共骂母黄令死，黄忿恨自尽死，值赦。律文，子贼杀伤殴父母，枭首；骂詈，弃市；谋杀夫之父母，亦弃市。值赦，免刑补冶。江陵骂母，母以之自裁，重于伤殴。若同杀科，则疑重；用殴伤及骂科，则疑轻。制唯有打母，遇赦犹枭首，无骂母致死值赦之科。（孔）渊之议曰：“夫题里逆心，而仁者不入，名且恶之，况乃人事。故殴伤咒诅，法所不原，詈之致尽，则理无可宥。罚有从轻，盖疑失善，求之文旨，非此之谓。江陵虽值赦恩，故合枭首，妇本以义，爱非天属，黄之所恨，情不在吴，原死补冶，有允正法。”诏如渊之议，吴免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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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书·卷五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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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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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发生于魏晋南北朝宋时。本案中，张江陵与其妻子吴氏辱骂其母黄氏，导致黄氏愤恨自杀。按照当时法律的规定，子杀伤、殴打父母的，要处以枭首极刑；詈骂父母的，处以弃市；预谋杀害丈夫的父母的，也是弃市。遇到恩赦，免死罪。本案在定罪量刑的时候，正好遇赦。于是，出现了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张江陵辱骂母亲，致其母亲自杀，这比伤害殴打重。如果适用有关杀害父母的法律，则显得重；如果适用殴伤、詈骂父母的法律，又显得轻。而法律又只规定：如果殴打父母，即使遇赦，仍然要枭首。但是没有规定辱骂父母遇到恩赦如何处理。后来孔渊之认为，里弄的名称如果违背了人心，仁慈的人都不会进去。对于一个名称尚且如此厌恶，更何况为人处事呢？因此，殴伤、詈骂这种情况，是大大违背礼的规定的，这是法律所不能原谅的；而詈骂致使自杀，更是无法原宥的。处罚有从轻之说，只是为了碰到难以判断的案件时不错杀好人，害怕违背善良的本意，这是法律规定从轻的根本原因；推求条文的意思讲的决不是这种情况。因此，张江陵虽然遇到恩赦，也应该处以枭首。而就张的妻子而言，应本“义”从事，其对公婆的关爱之心并非天生的属性。况且本案中黄氏所愤恨的，是其儿子，而不是儿媳。所以，可以免其死罪。后来孔渊之的建议被采纳，吴氏被免除了弃市之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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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晋南朝的时候，晋律是断狱之常法。但是晋律以科条简要、刑罚宽简、内容周备而著称，所以在实际运用过程中，难以准确适用。因此，就需要对法条的含义作出解释。在解释的过程中，“礼”的思想就逐渐融合到“法”之中，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礼法结合”的一个重要途径。本案中，就体现了在“子殴伤、詈骂父母遇赦”时如何应用的问题。孔渊之以“礼”中“孝道”之本意阐释法律的内在含义，体现了“礼”对“法”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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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陈寿清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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