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705510
（10）内乱：指奸小功以上亲属等乱伦行为。
1702705511
1702705512
我国古代刑法中的“十恶”，源起于西汉。《唐律疏议》载：“事类有十，故称十恶。然汉制九章，虽并湮没，其不道、不敬之目见存，原夫厥初，盖起诸汉。”这就是说，西汉《九章律》中“不道、不敬”等犯罪，就是十恶的萌芽。及至曹魏统治时期，有关大逆不道、不敬之罪的立法继续沿袭下来，但比之汉朝有所改进和发展。《晋书·刑法志》载：“（魏律）改贼律，但以语言及犯宗庙陵园，谓之大逆无道，腰斩，家属从坐，不及祖父母、孙。至于谋反大逆，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严绝恶迹也。”到了晋朝，关于大逆不道的立法，又进一步缩小了处罚的范围。《晋律·刑法志》载：“减枭斩族诛从坐之条，除谋反适养母出女嫁皆不复还坐父母弃市”，并强调加重对违反封建礼教的处罚。同时，张裴注晋律，对大逆不道、不敬等行为又在理论上加以阐述。后来到了齐律，出现了“重罪十条”，标志着“十恶”的初步形成。《隋书·刑法志》载：“北齐……又列重罪十条，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此重罪十条，都关系到君主的权力地位和封建政权的最高利益，所以封建刑律将此类犯罪作为重点打击对象，以维护封建专制制度。但是，北周修订法律时，曾一度删去了“十条重罪”，“不立十恶之目，而重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义、内乱之罪”。但其实这只是从形式上取消了其名目。南朝梁、陈的法律基本上与北周相同。至隋朝开皇定律时，正式于法律上确立了“十恶”之目，“又置十恶之条，多采后齐之制，而颇有损益。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犯十恶及故杀人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2)唐朝关于十恶的立法，全部继承了隋朝的立法，“仍遵开皇，无所损益”(3)。由此可知，中国封建刑律中的十恶，起源于西汉，形成于北齐，至隋唐则发展到完备阶段。
1702705513
1702705514
比较隋唐时期的“十恶”与北齐律中的“重罪十条”，可以看出，在隋唐时期，加重了对危害皇权统治行为的惩罚。北齐律中的“反逆”、“大逆”、“叛”，在唐律中修改为“谋反”、“谋大逆”、“谋叛”，所谓“将有逆心而有害于君父者”，就是指已产生反对皇帝的动机，而并不是已有反对皇帝的行动，就构成了犯罪，这样将犯罪行为的范围扩大到犯意的表示或预备行为，从而也增强了对危害皇权统治行为的防范。同时，隋、唐去“降”而增“不睦”，说明隋唐时期也增强了对封建家庭的保护。
1702705515
1702705516
在唐律中，对“十恶”所规定的刑罚，比其他一般犯罪的刑罚严厉很多，谋反、谋大逆、谋叛，不仅犯罪者本人要处以死刑，其父母、妻子、兄弟、姐妹等亲属也要缘坐受罚，有的甚至要被处以死刑。而且，有的情况下还关系到罪与非罪的问题。同时，根据唐朝法律规定，犯有十恶大罪的，不仅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而且还不得享有法律所规定的赦免刑罚的优待方法。唐律规定，凡犯有“十恶”重罪的，不得享有“议”、“请”等。
1702705517
1702705518
（2）关于“坐”
1702705519
1702705520
在中国古代，所谓“坐”是古代中国因一人犯法而使与之有一定关系的人（如亲属、邻里或主管者等）连带受刑的制度。根据连带受刑范围的不同，分为两种，一为“连坐”，一为“缘坐”。缘坐，又称族刑，是指一人犯罪，株连家属，因同犯罪人有血缘关系或家庭生活关系而受到刑罚株连；连坐是指对处于同一法律关系中的数人，一人犯罪，其他人连带受罚，主要适用于对同职犯公罪的处罚。
1702705521
1702705522
在唐律中，规定了缘坐制度适用的范围。首先，对谋反、谋大逆等罪实行缘坐。《唐律疏议·贼盗律》规定：犯谋反及大逆者，主犯本人皆斩，父亲和十六岁以上的儿子均处纹刑；十五岁以下的儿子及母女、妻妾（包括儿子的妻妾）、祖孙、兄弟、姊妹，均没官为奴，只有年满八十岁或重疾残的男性，年满六十岁或疾残的女性能幸免于缘坐；叔伯和侄子不论是否同籍，都流三千里。即使是“词理不能动众，威力不足率人”的“谋反”罪，除本人斩外，父子、母女、妻妾都要流三千里。其次，对“叛”罪实行缘坐。《贼盗律》规定，谋叛“已上道”者，本人处斩，妻、子流二千里；如果带领百人以上叛乱的，父母、妻、子流三千里。第三，对“不道”罪实行缘坐。《贼盗律》规定，杀死同一家三个非贱民又无死罪的人，或者杀人后又肢解尸体的，本人处斩，妻、子流二千里。同时，规定造畜蛊毒及教令者，其本人处纹，同居之家口虽不知情，也要流三千里。犯这种罪即使遇赦，本人及同居家口仍要流三千里。此外，处流刑者及杀人移乡之人，家眷要同行。《名例律》规定，凡处流刑应发配的人，妻妾从之。即丈夫流放，妻妾必须随夫同放。而且依《令》，一旦犯流断定，丈夫不得弃放妻妾。即使妻妾有七出之条，也不准休弃，因为“若犯流听放，即假伪者多，依令不放，于理为允”。
1702705523
1702705524
缘坐制度源远流长。早在夏代，《尚书·甘誓》就出现了关于缘坐制度的记载：“有扈氏威侮五行，……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而商代长期奉行“罪人以族”的观念。秦国则有“三族之罪”(4)。汉承秦制，汉初“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高后元年明令废止族刑，但不久又恢复。
1702705525
1702705526
在缘坐的适用范围上，《法经》列举了窥宫、盗符、盗玺、越城、群相居等罪，秦汉时主要适用于谋反、以古非今、大逆不道等罪，但实践中往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
1702705527
1702705528
在缘坐株连的范围而言，有“籍其家”、“同室（户）、夷三族、夷九族之分。其中所谓三族，指父族、母族、妻族（或父母、子女、兄弟），三族加上祖孙即为五族，而九族包含高祖至玄孙的九个世代。魏晋时期，族刑缘坐虽屡有兴废，但株连范围开始缩小，并已出现众多限制性规定，对出嫁女子、被收养者一般不再适用缘坐。
1702705529
1702705530
隋唐时期在魏晋之制的基础上，缘坐制度已经十分详备，总体走向规范和宽平。
1702705531
1702705532
宋律沿袭唐律，缘坐制度被继承下来，并在适用中的得到进一步发展。在适用对象上，集中于谋反、谋叛、不道等罪。
1702705533
1702705534
明代的族刑缘坐仍主要针对谋反、谋叛、大逆等罪名。但由于“重典治国，重典治吏”思想的影响，法外用刑的泛滥使得缘坐适用范围不断扩大。而《大清律例》规定也近似明律。
1702705535
1702705537
（二）裴景仙乞赃案
1702705538
1702705539
1.案件史料
1702705540
1702705541
武强令裴景仙犯乞取赃积五千匹，事发逃走。上大怒，令集众杀之。朝隐执奏曰：“裴景仙缘是乞赃，犯不至死。又景仙曾祖故司空寂，往属缔构，首预元勋。载初年中，家陷非罪，凡有兄弟皆被诛夷，唯景仙独存，今见承嫡。据赃未当死坐，准犯犹入请条。十代宥贤，功实宜录；一门绝祀，情或可哀。愿宽暴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则旧勋斯允。”手诏不许。朝隐又奏曰：有断自天，处之极法。生杀之柄，人主合专；轻重有条，臣下当守。枉法者，枉理而取，十五匹便抵死刑；乞取者，因乞为赃，数千匹止当流坐。今若乞取得罪，便处斩刑，后有枉法当科，欲加何辟？所以为国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随人，曲矜仙命……又景仙曾祖寂，草昧忠节，定为元勋，位至台司，恩倍常数。载初之际，被枉破家，诸子各犯非辜，唯仙今见承嫡。若寂勋都弃，仙罪特加，则叔向之贤何足称者，若敖之鬼不其餧而？舍罪念功，乞垂天听……伏乞采臣之议，致仙于法。古乃下制曰：“罪不在大，本乎情；罚在必行，不在重。朕垂范作训，庶动植咸若，岂严刑逞戮，使手足无措者哉？裴景仙幸藉绪余，超升令宰，轻我宪法，蠹我风猷，不慎畏知之金，讵识无贪之宝，家盈黩货，身乃逃亡。殊不知天孽可违，自愆难逭，所以不从本法，加以殊刑，冀惩贪暴之流，以塞侵渔之路。然以其祖父昔预经纶，佐命有功，缔构斯重，缅怀赏延之义，俾协政宽之典，宜舍其极法，以窜遐荒。仍决杖一百，流岭南恶处。”
1702705542
1702705543
——《旧唐书·李朝隐传》
1702705544
1702705545
2.案情今译
1702705546
1702705547
武强令裴景仙索取钱财，累计达五千匹，事发后畏罪逃走。皇帝大怒，召集百官，欲将其当众处斩。李朝隐进奏道：“裴景仙仅因索取贿赂，罪不至死。而且裴景仙曾祖父司空裴寂（唐朝开国功臣、唐高祖旧臣）为开国元勋。武则天初年，裴氏家中被陷害，兄弟都被株连，剩下裴景仙独存。根据法律，其索取钱财不应当判处死刑，而且其可以适用有关‘请’的规定。鉴于裴景仙祖辈忠贤；而且一门绝祀，于情可怜。希望能够免除死刑，将其投之荒远，方为公平。”皇帝下诏不允许。李朝隐又进奏道：生杀之柄，为人主所专；然而定罪轻重，法律有条文，臣下应当恪守。贪赃枉法的行为，属于违背天理而得财，赃物满十五匹处以死刑；索取钱财的，因为是索取所得，赃物数量达数千匹也只是应当处以流刑。现在如果因为索取钱财犯罪就要处斩，以后如果有贪赃枉法的，应当怎么处理呢？所以治理国家要尊重法律，恪守律文，不能因人用法。……而且裴景仙曾祖父裴寂，为忠良之臣，国家元勋，官至台司，备受皇恩。武则天初年，被陷害而家破人亡，子孙死于非命，只剩裴景仙传承血脉。如果不顾裴寂功勋，加重裴景仙的刑罚，岂不是有违贤明？……请求采纳我的建议，依法处理裴景仙之案。”皇帝于是称：“定罪不是根本，在乎本于人情；刑罚贵在必行，而不在重。朕垂范作训，岂是为了严刑峻法，屠戮生灵，使人手足无措？裴景仙轻伤法律，败坏风俗，取财无道，犯罪逃亡。殊不知天孽可违，自身难保，所以没有严格依据法律而处以重刑，本是希望惩治贪暴之流，以绝贪赃之路。然而其祖父曾经辅佐有功，鉴于功赏，如能适用政宽之典，则可以不用处以极刑，而将他发配边荒。于是处以杖一百，流放岭南荒蛮之地。”
1702705548
1702705549
3.法律评析
1702705550
1702705551
这个案例涉及了唐朝对于贪赃的处罚，同时也涉及了唐律中官吏的特权制度。
1702705552
1702705553
唐律中规定有“六赃”，即强盗、窃盗、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及坐赃。其中坐赃指官吏或一般人不是由于收受贿赂或盗窃的原因，而是为公或为私收取不应收取的财物。唐律对坐赃之罪规定处罚较轻。律条规定：一尺笞二十，一匹加一等；十匹徒一年，十匹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同时规定，如果官员或强豪倚势向他人乞索得赃者，其处罚比“坐赃”罪减一等，就是说，满一尺笞十，满一匹笞二十，二十匹徒一年，三十匹徒一年半，六十匹徒三年。而且罪亦止于徒三年。本案中，裴景仙为武强县县令，虽累计获赃数量巨大，但是属于“挟势乞索”，应当按照“坐赃”罪减一等论处，依律最高只能判处三年徒刑，而不应当判处死刑。皇帝出于法律的威慑性考虑，加重裴景仙的处罚，欲判处其死刑，属于以“情”破“法”。
1702705554
1702705555
然而裴景仙并未被判处死刑，主要是出于三点原因：首先，裴景仙为裴寂唯一的后代，就我国传统社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言，处死裴景仙有违伦常。因为在此情况下，统治者一般会考虑从轻，正因为如此，唐朝才有“权养留亲”之规定。其次，唐律中有关于“请”的规定。在唐朝，“请”实现了制度化、法制化。“请”亦称为“上请”，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保护贵族、官僚特权的一种司法制度。在国家律令中，明确规定某些贵族和官僚犯罪审判官无权判决，只能提出适用法律的意见，奏请皇帝裁决，而皇帝往往不依法而减免刑罚。《唐律疏议·名例律》第九条“请章”规定：“诸皇太子妃大功以上亲，应议者期以上亲及孙若官爵五品以上，犯死罪者，上请，流罪以下，减一等。”同样，《唐律疏议·名例律》第九条“请章”亦对于不适用的范围作了明确规定：“其犯十恶，反逆缘坐杀人，监守内奸，盗，略人，受财枉法者，不用此律。”即将涉及危害皇权统治秩序与经济利益等行为排斥于“请”之特权之外。裴景仙曾祖为开国元勋，可以适用，八议”中的“议功”，因此其可以适用“请”。同时，其所犯为“坐赃”，不在“请”的例外之列，所以可以从轻处罚。第三，李朝隐认为，法律的权威是不能被破坏的，既然法律规定“坐赃”最高刑罚为“徒三年”，则不能超越法律的界限。法律不能因人而异。这个案子发生在唐朝玄宗开元十年，在唐朝发展前期，法律的统一性还是能够得以坚持的。
1702705556
1702705557
4.参考结论
1702705558
1702705559
早在《夏书》中，就曾记载：“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其中“墨”即为贪赃之罪。《吕刑》中定有“五过”之罪，其中“惟货”便为贪赃。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魏律》中有《请赇》、《偿赃》二篇，专惩贪赃。到中华法系代表之作的唐律，在其《名例律》中，对贪赃犯罪做了总结性规定，并首次在法律条文中出现了六种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犯罪总称——“六赃”。即“‘在律’、‘正赃’唯有六色：强盗、窃盗、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及坐赃。自外诸条，皆约此六赃为罪。”(5)而其中的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财物、坐赃均属于贪赃之列。
[
上一页 ]
[ :1.7027055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