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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案例涉及了唐朝对于贪赃的处罚，同时也涉及了唐律中官吏的特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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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中规定有“六赃”，即强盗、窃盗、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及坐赃。其中坐赃指官吏或一般人不是由于收受贿赂或盗窃的原因，而是为公或为私收取不应收取的财物。唐律对坐赃之罪规定处罚较轻。律条规定：一尺笞二十，一匹加一等；十匹徒一年，十匹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同时规定，如果官员或强豪倚势向他人乞索得赃者，其处罚比“坐赃”罪减一等，就是说，满一尺笞十，满一匹笞二十，二十匹徒一年，三十匹徒一年半，六十匹徒三年。而且罪亦止于徒三年。本案中，裴景仙为武强县县令，虽累计获赃数量巨大，但是属于“挟势乞索”，应当按照“坐赃”罪减一等论处，依律最高只能判处三年徒刑，而不应当判处死刑。皇帝出于法律的威慑性考虑，加重裴景仙的处罚，欲判处其死刑，属于以“情”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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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裴景仙并未被判处死刑，主要是出于三点原因：首先，裴景仙为裴寂唯一的后代，就我国传统社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言，处死裴景仙有违伦常。因为在此情况下，统治者一般会考虑从轻，正因为如此，唐朝才有“权养留亲”之规定。其次，唐律中有关于“请”的规定。在唐朝，“请”实现了制度化、法制化。“请”亦称为“上请”，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保护贵族、官僚特权的一种司法制度。在国家律令中，明确规定某些贵族和官僚犯罪审判官无权判决，只能提出适用法律的意见，奏请皇帝裁决，而皇帝往往不依法而减免刑罚。《唐律疏议·名例律》第九条“请章”规定：“诸皇太子妃大功以上亲，应议者期以上亲及孙若官爵五品以上，犯死罪者，上请，流罪以下，减一等。”同样，《唐律疏议·名例律》第九条“请章”亦对于不适用的范围作了明确规定：“其犯十恶，反逆缘坐杀人，监守内奸，盗，略人，受财枉法者，不用此律。”即将涉及危害皇权统治秩序与经济利益等行为排斥于“请”之特权之外。裴景仙曾祖为开国元勋，可以适用，八议”中的“议功”，因此其可以适用“请”。同时，其所犯为“坐赃”，不在“请”的例外之列，所以可以从轻处罚。第三，李朝隐认为，法律的权威是不能被破坏的，既然法律规定“坐赃”最高刑罚为“徒三年”，则不能超越法律的界限。法律不能因人而异。这个案子发生在唐朝玄宗开元十年，在唐朝发展前期，法律的统一性还是能够得以坚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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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考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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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夏书》中，就曾记载：“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其中“墨”即为贪赃之罪。《吕刑》中定有“五过”之罪，其中“惟货”便为贪赃。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魏律》中有《请赇》、《偿赃》二篇，专惩贪赃。到中华法系代表之作的唐律，在其《名例律》中，对贪赃犯罪做了总结性规定，并首次在法律条文中出现了六种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犯罪总称——“六赃”。即“‘在律’、‘正赃’唯有六色：强盗、窃盗、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及坐赃。自外诸条，皆约此六赃为罪。”(5)而其中的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财物、坐赃均属于贪赃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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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律中，针对各种不同情况，从官吏贪赃的情节、量刑适用等方面作出周密而详细的规定。除了《名例律》对贪赃作出总则性规定外，《职制律》详细阐述了各种贪污贿赂行为的概念、构成及定罪量刑，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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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受财）枉法与（受财）不枉法。“受财”指官吏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受财后，又区分两种情况：一是官吏“受有事人财，而曲法处断者，为枉法赃”；二是“虽受有事人财，处断不为曲法者，为不枉法赃”。前者受财枉法，后者受财不枉法。虽然两者均为贪赃，但是因为前者产生了“枉法”的危害结果，而受到重惩，严重的还要判处死刑，后者的处理则相应较轻，最重的也只是判处遣送到边远地区服劳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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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受所监临（财物）。即指官吏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接受财物的行为。《疏议》曰：“诸监临之官，受所监临财物者，一尺笞四十，一匹加一等；八匹徒一年，八匹加一等；五十匹流二千里。与者，减五等，罪止杖一百。乞取者，加一等；强乞取者，准枉法论。”(6)这相当于现行法律中的受贿；而“乞取者”即相当于索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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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坐赃。指官吏利用职权收受不应收取的财物。《唐律》中的《杂律》里就有“坐赃致罪”的律条。《疏议》曰：“然坐赃者，谓非监临司，因事受财，而罪由此赃，故名坐赃致罪。犯者，一尺笞二十，一匹加一等；十匹徒一年、十匹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假如被人侵损，备偿之外，因而受财之类，两和取与，于法并违，故与者减取人五等。即是彼此俱罪，其赃没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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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实践中，官吏贪赃的情况各不相同，对此，唐律在作出原则性规定之后，对在实践中如何适用有关“赃”的法律规定作出了法律适用性的说明，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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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身份不同的受财为请。《唐律疏议》载：“诸受人财而为请求者，坐赃论加二等；监临势要，准枉法论。”即一般官吏接受当事人钱财而为他人为请求之事的，以坐赃加二等处罚；而对于权势的人员则以枉法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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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事后受财。《唐律疏议》载：诸有事先不许财，事过之后而受财者，事若枉，准枉法论；事不枉者，以受所监临财物论。”就是说，对于事后受财的，区分情况而定，如果属于枉法而为，则以“受财枉法”定罪处罚；如果属于不枉法，则以受所监临财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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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受财分求余官。《唐律疏议》载：“若官人以所受之财，分求余官，元受者并赃论，余各依己分法。”这种情况涉及共同犯罪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一名官吏受赃后，如果分给其他官员，则初受赃者以全部财物定罪处罚，而其他的官吏则以实际分到的财物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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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私役使所监临。指官吏因私无偿或不按市价使用其管辖范围内的物力与人力。《疏议》曰：“诸监临之官，私役使所监临，及借奴婢、牛马驼骡驴、车船、碾、邸店之类，各计庸赁，以受所监临财物论。” (7)即官吏私自使用所部人员及奴婢、牲畜、车船等，除各验日计雇赁钱外，还要以受所监临财物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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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贷、买卖所监临财物。指官吏在自己所管辖的范围内利用职权借贷或买卖财物，并从中非法牟利的行为。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吃回扣或变相吃回扣的行为。《疏议》曰：“诸贷所监临财物者，坐赃论；若百日不还，以受所监临财物论。强者，各加二等。若卖买有剩利者，计利以乞取监临财物论。强市者，笞五十；有剩利者，计利准枉法论。即断契有数，违负不还，过五十者，以受所监临财物论。即借衣服、器玩之属，经三十日不还者，坐赃论，罪止徒一年。”(8)就是说，官吏于所部借贷财物，一律以坐赃论处；如果官吏以胁迫方式强行借贷，则加二等处罚；如果官吏以权势强行买卖财物，则以贪赃论处；如果官吏借用公家的衣服、毡褥、器玩之类，满三十日不归还，除了要求其将所借之物归还外，还要处以不超过一年的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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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出使受财。《疏议》曰：“诸官人因使，于使所受送馈及乞取者，与监临同；经过处取者，减一等。即强乞取者，各与监临罪同。”即《唐律》将官吏借出差之机收受财物的行为视为与监临受财定罪相同。但是，如果是出使官吏在其经过地区接受财物，则减一等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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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受旧属财物。《唐律疏议》曰：“诸去官而受旧官属士庶馈与，若乞取、借贷之属，各减在官时三等。”即官吏调离本职后，如果接受其在职时的部属人员的馈赠，以及索要财物、借贷买卖财物等，亦属贪赃行为。但是，在处罚上减在职时三等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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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唐律在惩罚和预防官吏贪赃方面，形成了一个系统而严密的法律网络，从而防止腐败，维护封建统治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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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制史教学案例 [:1702702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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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张琇兄弟复仇杀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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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件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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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琇者，蒲州解人也。父审素，为巂州都督，在边累载。俄有纠其军中赃罪，欶监察御史杨汪驰传就军按之。汪在路，为审素党与所劫，对汪杀告事者，胁汪令奏雪审素之罪。俄而州人翻杀审素之党，汪始得还。至益州，奏称审素谋反，因深按审素，构成其罪。斩之，籍没其家。诱与兄瑝，以年幼坐徙岭外。寻各逃归，累年隐匿。汪后累转殿中侍御史，改名万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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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二十三年，瑝、琇候万顷于都城，挺刃杀之。瑝虽年长，其发谋及手刃，皆琇为之。既杀万顷，系表于斧刃，自言报仇之状。便逃奔，将就江外，杀与万顷同谋构父罪者。行至汜水，为捕者所获。时都城士女，皆矜琇等幼稚孝烈，能复父仇，多言其合矜怒者。中书令张九龄又欲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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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耀卿、李林甫固言：“国法不可纵报仇。”上以为然，因谓九龄等曰：“复仇虽礼法所许，杀人亦格律具存。孝子之情，义不顾命，国家设法，焉得容此！杀之成复仇之志，赦之亏律格之条。然道路谊议，故须告示。”乃下敕曰：“张瑝等兄弟同杀，推问款承。律有正条，俱各至死。近闻士庶，颇有谊词，矜其为父复仇，或言本罪冤滥。但国家设法，事在经久，盖以济人、期于止杀。各申为子之志，谁非徇孝之夫，展转相继，相杀何限！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参杀人，亦不可怒。不能加以刑戮，肆诸市朝，宜付河南府告示决杀。”瑝、琇既死，士庶咸伤愍之，为作哀诔，榜于衢路。市人敛钱，于死所造义井，并葬瑝、琇于北邙。又恐万顷家人发之，并作疑冢数所。其为时人所伤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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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张琇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