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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时期，魏明帝颁布了《魏律》，其中规定：“贼斗杀人，以劾而亡，许依古义，听子弟得追杀之。会赦及过误相杀，不得报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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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时期又对此有所发展，《宋书·傅隆传》载：“（晋律）杀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就是说，杀死他人父母的人，如果得到赦免，那么必须将他迁徙到外地去安置，使复仇者因找不到仇家而无法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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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北周律》规定：“若报仇者，告于法而自杀之，不坐”，“又初除复仇之法，犯者以杀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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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中没有关于“复仇”间题的专条。只是规定禁止双方当事人私下和解。《唐律疏议·贼盗律》“亲属为人杀私和”条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及夫为人所杀，私和者流二千里；期亲，徒二年半；大功以下，递减一等。受财重者，各准盗论。虽不私和，知杀期以上亲，以三十日不告者，各减二等。”正是因为这样，对于复仇的问题在唐朝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陈子昂、柳宗元、韩愈。陈子昂认为应该将舆论与法律分开。他肯定了复仇者的诚实，并将其行为列入高尚道德者一列。因此，如果免除其罪，他的生命就完全得到解脱，但国家会同时剥夺他的德行。通过不允许他实现死亡的愿望，他正义的抱负将被视为不真实。因此陈子昂对复仇案件的意见认为：复仇者应被惩罚以巩固法律的地位，但应在他家乡的墓旁立碑纪念他的孝行。而柳宗元则认为，“旌与诛不得并也”(12)，因此坚持儒家传统观点，对于同一个行为，政府对礼与惩罚的标准可能是一致的，但在使用上有所不同。在奖赏一个人的同时惩罚他是没有意义的，反而扩大了对法律文字叙述的理解，它使这种控制社会的工具变得没有信用，并使每一个人都感到盲目。柳宗元说，实际上，正是这种精确制度的完整性引起了如此纷争。精确的意图应在尽可能合理的同时，充分认识人们的基本情感。到了唐宪宗年间，由于发生了梁悦复仇杀人案，韩愈上书《复仇状》(13)，专门论述了处理复仇杀人案件的原则，认为“复仇，据礼经则义不同天，征法令则杀人者死。礼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异同，必资论辨。……伏以子复父仇，见于《春秋》，见于《礼记》，又见于《周官》，又见于诸子史，不可胜数，未有非而罪之者，最宜详于律。而律无其条，非阙文也。盖以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矣。”因此，“宜定制曰：凡有复复仇者，事发具事曰，下尚书省集议复奏，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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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之后，宋朝因袭唐律，《宋刑统·斗讼律·祖父母、父母为人殴击子孙却殴击门》规定的律文与《唐律疏议》“祖父母为人殴击”条一模一样，只是附有名为“复仇”的“臣等起请”条，规定：“如有复祖父母、父母之仇者，请令今后具案，奏取敕裁。”乃是对唐律没有规定复仇的一种补充。但是没有明确规定如何处理，只是规定奏请皇帝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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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朝，在正律中仍然没有明确的规定。《明史·刑法志二》载：“至罪囚打断起发有定期，刑具有定器，停刑有定月日，检验尸伤有定法，恤囚有定规，籍没亦有定物，唯复仇者无明文”，“复仇，惟祖父被殴条见之，曰：‘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而子孙擅杀行凶人者，杖六十。其即时杀死者，勿论。其余亲属人等被人杀而擅杀之者，杖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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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律例》的律文基本上沿袭明律，但是关于复仇的立法严格了许多。《大清律例·刑律·父祖被殴》所附咸丰二年改定的一则条例载：“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凶犯当时脱逃，未经到官，后被死者子孙撞遇杀死者，照擅杀应死罪人律，杖一百。其凶犯虽经到官拟抵，或于遇赦减等发配后，辄敢潜逃回籍，致被死者子孙擅杀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若本犯拟抵后援例减等，问拟军流，遇赦释回，国法已伸，不当为仇。如有子孙敢复仇杀害者，仍照谋故杀本律定拟，入于缓决，永远监禁。至释回之犯，复向死者子孙寻衅争闹，或用言讥诮，有心欺凌，确有实据者，即属估恶不悛，死者子孙忿激难堪，因而起意复仇致毙者，仍于谋故杀律上减一等，拟以杖一百、流三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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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官兴醉酒杀人自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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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件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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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平县人上官兴，因醉杀人亡窜，吏执其父下狱，兴自首请罪，以出其父。京兆尹杜悰、御史中丞宇文鼎，以其首罪免父，有光孝义，请减死配流。彦威与谏官上言曰：“杀人者死，百王共守。若许杀人不死，是教杀人。兴虽免父，不合减死。”诏竟许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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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玉彦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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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案情今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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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平县人上官兴，醉酒后杀人逃跑，官府将他的父亲抓获下狱，上官兴得知后为了将他父亲救出，便自首请罪。京兆府尹杜悰、御史中丞宇文鼎认为，上官兴自首谢罪拯救其父亲，是发扬孝道的行为，建议免除死刑，处以流配之刑。但是王彦威与谏官上奏认为：“杀人者死是从古至今的法则。如果杀人者不处以死刑的话，则是诱导人杀人。上官兴虽然是为了使其父亲免受追究，但是不应当免除死刑。”但是皇帝最后下诏，将上官兴处以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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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律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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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案例是唐朝关于自首如何认定的问题，同时也涉及了唐朝礼与法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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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首是唐律中相当详尽与完备的法律制度之一。唐律确定自首制度的目的，主要是鼓励犯罪分子改过自新。《名例律》中的疏议规定：“过而不改，斯成过矣。今能改过，来首其罪，皆合得原。”同时，唐律规定了自首成立的条件，自首必须在罪案未发的情况下进行，即行为未被发觉。如“犯罪已发，虽首不原”，即如果已发，则不能成立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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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由于罪犯自首的主观动机和客观原因不同，会出现不完全自首的情况，唐律遂作出了减刑的规定。其中犯罪逃亡自首的，律文规定，可以减二等处罚，即“其知人欲告及亡叛而自首者，减罪二等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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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首，唐律还作出了例外规定，即有些情况不能适用自首。《名例律》规定：“其于人损伤、于物不可备偿……不在自首之例。”可知，伤害他人的犯罪是不适用于自首的，不得减免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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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案中，上官兴在醉酒后杀人，并且案发后逃亡，因此官府将其父亲抓获归案。出于拯救其父亲的心理，上官兴自首归案。依据法律的规定，上官兴的行为属于伤害他人的行为，不适用于自首；同时，其行为不属。未发”，因为官府已经立案并抓获了其父亲，其行为应不属于自首，不能适用免刑或减刑。因此，主彦威等人的建议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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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上官兴最终被减刑，适用了流刑。之所以如此，便是唐朝“礼”对法的影响。唐律既是中国古代法的代表性法典，又是中华法系的典型性法典。它还是中国古代礼法结合的最终产物，能充分体现中国古代的礼法关系。这种关系概括而言是：礼是法的指导，法是对礼的维护。这种礼法结合的关系不仅应用于立法，而且贯穿于司法中。礼法结合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法对宗法家族制度的维护。而对宗法家族制度的维护，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便是对“孝”的维护和弘扬。因此，经常发生以“礼”改“法”的现象。本案中，由于上官兴投案的本意是救其父亲，符合“孝道”，因此，出于“有光孝义”的初衷，皇帝最终减免了其死罪，适用了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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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考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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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封建刑法都非常注意犯罪自首的问题。但秦代严于法治，自首只能减刑，不能免刑。及至汉朝，封建刑法中的自首制度，不仅有所发展，而且日益完备。按汉律规定，犯罪后而自首的，不仅可以减轻其刑罚，还可以免除其刑罚。正由于汉律所规定的自首制度特别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与需要，所以魏晋南北朝各朝的立法一直采用这一制度。唐律继承了自首减免刑罚的原则，并对关于自首的具体认定作出了十分详细的规定，形成了完备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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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对自首作出了详细而全面的规定。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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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规定了自首的基本要求，这是对自首的原则性规定。《唐律疏议》曰：“若有文牒言告官司，判令三审，牒虽末人曹局，即是其事己彰，虽欲自新，不得成首。”由此看出，唐律要求自首的基本构成要件在于“犯罪未发”。未发，即是未被官府察觉。这就是说，犯罪一经有人告发，不论官司是否已经着手处理，都认为是犯罪已发，虽主动到官司投案，亦不能按自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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