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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柏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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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件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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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葰，原名松，字静涛，巴鲁特氏，蒙古正蓝旗人。道光六年进士……八年，典顺天乡试，拜文渊阁大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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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御史孟传金疏劾本科士论未孚，命覆勘试卷，应议者五十卷，文宗震怒，禠柏葰等职，命载垣等会鞫，得柏葰听信家人靳样言，取中罗鸿绎情事，靳样毙於狱。九年，谳上，上犹有矜全之意，为肃顺等所持。乃召见王大臣等谕曰：“科场为抡才大典，交通舞弊，定例綦严。自来典试诸臣，从无敢以身试法者。不意柏葰以一品大员，辜恩藐法，至於如是！柏葰身任大臣，且系科甲进士出身，岂不知科场定例？竟以家人干请，辄即撤换试卷。若使靳样尚在，加以夹讯，何难尽情吐露？既有成宪可循，即不为已甚，就所供各节，情虽可原，法难宽宥，言念及此，不禁垂泪！”柏葰遂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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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年，穆宗即位，肃顺等既败，御史任兆坚疏请昭雪，下礼、刑两部详议，议上，诏曰：“柏葰听受嘱托，罪无可辞。惟载垣、端华、肃顺等因律无仅关嘱托明文，比贿买关节之例，拟以斩决。由载垣等平日与柏葰挟有私仇，欲因擅作威福，竟以牵连蒙混之词，致罹重辟。……今两宫皇太后政令维新，事事务从宽大平允。柏葰不能谓无罪，该御史措词失当。念柏葰受恩两朝，内廷行走多年，平日勤慎，虽已置重典，当推皇考法外之仁。”於是录其子候选员外郎锺濂赐四品卿衔，以六部郎中遇缺即选。锺濂后官盛京兵部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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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柏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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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案情今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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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葰，原名松，字静涛，巴鲁特氏，蒙古正蓝旗人。道光六年中进士……咸丰八年，主持本次顺天乡试，被授予文渊阁大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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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孟传金上疏揭发本次科举录取不能令人信服，咸丰帝命复核试卷，发现其中50本试卷有问题。咸丰帝大怒，剥夺柏葰等人的职位，命载垣等人会同审理此案。审讯过程中查明柏葰听信家人靳祥的请托，取中罗鸿绎，但此时靳祥已经死于狱中。咸丰九年，载垣等人审理结束后将案情报告咸丰帝，咸丰帝还有一些打算从轻发落的意思，但肃顺等人坚持法办。于是咸丰帝召集诸位王公大臣，下谕旨：“科场是国家的抡才大典，交通舞弊之事，定例一向非常严格。向来各位主考官，从无敢以身试法的。不料柏葰身居一品大员，竟然辜恩藐法，到如此的地步！柏葰身任大臣，而且还是科甲进士出身，难道不知道科场定例？竟因家人的请托，就撤换试卷。假使靳祥没有死的话，加以夹讯，就不愁把真相都交待了。既有成例可循，即不为已甚，就所供认的各情节，情理上虽可以原谅，但法律难以宽宥，想到这里，不禁为其流泪！”柏葰于是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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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一年，穆宗即位，肃顺等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御史任兆坚上疏请求为柏葰昭雪，同治帝命礼、刑两部详细商议，两部商议结果报给同治帝后，同治帝下诏：“柏葰听受嘱托，罪无可辞。只是载垣、端华、肃顺等人因律中无仅仅接受嘱托，而没有其他犯罪情节的规定，就比照贿买关节的条例，拟以斩决。由于载垣等人平日与柏葰有私仇，欲借此事擅作威福，假公济私，用牵连蒙混之词，致柏等遭重罚。……如今两宫皇太后政令维新，处理事务从宽大平允。柏葰不能说没有犯罪，该御史措辞失当。念及柏葰受恩两朝，内廷行走多年，平日谨慎，虽已被置重典，当推皇考法外之仁。”于是任用其子锺濂候选员外郎，赐四品卿衔，以六部郎中遇缺即选。锺濂后官至盛京兵部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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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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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律处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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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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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葰的案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柏犯了罪，并没有像普通人那样，马上由官府羁押审理，而是先把柏葰革了职，然后由皇帝派人组成专案组，专门进行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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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革职，是指裁撤掉官员所有的官职，它是对官员的一种处分方式（此处所说的处分按照今天的观点来看应是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处分，并不包括刑事处罚）。我们知道，按照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56条，现今我国的公务员处分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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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按照清制，文职官员的处分有三种：第一，罚俸，就是没收其应得的傣禄作为处罚，罚俸按其期限长短不同，可分七等，分别是一个月、二个月、三个月、六个月、九个月、一年、二年。第二，降级，就是降低官员的官级，它分降级留任和降级调任两种，二者中降级调任的处分重些。第三，革职，它是指裁撤掉官员所有的官职，因此是清代官员处分的最高一等。按照现在的话说，柏葰首先受到的是行政处分。按清制，如果革职后还有余罪，则交刑部查处。柏葰案就是属于革职后还有余罪的，但因级别太高，不由刑部查处，而由咸丰皇帝亲自任命的专案组调查审理，这是由下面的八议制度和会审制度共同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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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八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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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葰案经审理后，其判决不能按一般的程序审核执行，而是先上奏皇帝，最后由皇帝来定夺。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贵族官员犯罪，程序法和实体法上都有特殊的、可以减轻的处罚规定。早在西周时期，就有“刑不上大夫”的说法。两汉时期，贵族官员犯罪，实行“有罪先请”的制度，即必须先请示皇帝裁断，以保护他们在法律上的特权。一般来说，经过上请都可以减刑或者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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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曹魏时期，魏律中明确规定了“八议”制度，就是对“亲、故、贤、能、功、贵、勤、宾”这八种权贵人物（分别指皇帝宗室亲戚、皇帝故旧、朝廷认为有大德行的贤人君子、政治和军事等方面有大才能者、对国家有大功勋者、有一定级别的官爵者、为国家服务卓著有大勤劳者、前朝皇帝及后裔），在审判上给予特殊的照顾，所谓“大者必议，小者必赦”。以后的历代封建法典都规定了相应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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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清代，《大清律例·名例律上》中“应议者犯罪”条规定：“凡八议者犯罪，开具所犯事情。实封奏闻取旨，不许擅自勾问。若奉旨推问者，开具所犯罪名及应议之状，先奏请议，议定，将议过缘出奏闻，取自上裁”。意思是说，对于符合八议条件的官员犯罪的，应该把他们的罪状详细地报告给皇上，不能随便审问，皇上允许审问了以后，还要把他的罪名和可以减免的情况上奏，再请求给他定罪，定罪之后还要再次上奏皇帝，最终如何处罚还是由皇帝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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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葰是一品大员，议是必须的。所以咸丰帝派专员进行调查，然后召集群臣商议，当然，最后决定将柏葰斩首的也是咸丰帝自己。柏案中，经过三个多月的审讯，专案组联名向皇帝呈上了一份洋洋洒洒3000字的奏折，详细描述了案件的具体情况，接着对同案其他人犯的定罪处罚提出了建议。但是对于柏葰如何定罪，狡猾的专案组没有立即下定论，而是首先咨请刑部协同商议，因为在清朝，刑部为中央最高审判机关，几乎独揽了最高司法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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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刑部在答复中说，柏葰实属“听受嘱托，但查例并无仅听嘱托，不知交通关节，且向来亦未办过似此成案”。可见，刑部首先将柏葰定性为“听受嘱托”，而关于到底如何定罪，刑部则认为，“应否照交通嘱托买关节例定拟，应由臣等酌核办理”。这就说明刑部没有处理此类案件的先例，最后，刑部又把皮球踢给了专案组，要求他们自己酌核办理（酌核是指确定罪名和刑罚无律条可比的情况下，视情节酌情议拟）。专案组接到这样的咨询意见当然是毫不客气，抓住时机欲除柏葰而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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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决定柏葰生死的权力最终是在咸丰皇帝的手中，咸丰皇帝自己说“朕详加披览，反复审定”，可见对柏葰案是反复考虑过的，认为柏以一品大员，“辜恩藐法，至于如是……情虽可原，法难宽宥”，最终下令：“柏葰着照王、大臣所拟，即行处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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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柏葰案中，虽然在程序法上遵循了八议的处理方式，且咸丰皇帝也于心不忍，但是在具体的定罪处罚上，因为此案受当时的政治斗争和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的影响，柏葰终没有能够享受到减免刑罚的待遇而未能逃脱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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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会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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