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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涉外版权纠纷集中发生在上海，又以商务印书馆涉案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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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旧中国的文化中心，众多的出版机构云集于此，像老资格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都将总部设在上海。这些出版机构积极翻译外国书籍、编印新学教科书，它们为中国新式教育的发达立下了汗马功劳。要翻译外国书籍、编印新学教科书，自然离不开西书。同时，上海又设有会审公廨审理华洋诉讼，因此当时的涉外版权纠纷也较集中地发生在上海。而商务印书馆作为当时中国“最早、最重要和最具规模的出版机构”(27)，自然处在了版权诉讼的风口浪尖，成为民初涉案最多的出版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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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出版社与书业商会并肩作战，积极答辩，共同进行维权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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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外国的版权诉求，我们看到，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出版社并非畏惧退缩，亦非孤军作战。首先，商务印书馆直面问题，积极答辩。以字典案为例，上海会审公廨在立案之后，通令上海商务印书馆暂不得发行《汉英双解大学字典》。商务印书馆获悉此事，非常重视，立即聘请礼明、丁榕两位律师代为辩护。同时，上海书业商会也认为此案关系到全体书业成员的利益，因而协同商务印书馆积极筹备答辩，并聘请罗杰律师参加辩论。他们以既有的《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为依据，抱定“专备为中国人民之用”的法定条款，主张除此之外的外国书籍均不能在华享有版权，使外国在版权纠纷中难以获得实际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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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中的版权条款是中国在被动情况下争取到的最大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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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中美商约谈判开始时，美方交来的《通商行船条约》草案的版权条款是第32条，其内容为：“一、无论何国若以所给本国人民版权之利益一律施诸美国人民者，美国政府亦允将美国版权律例之利益给予该国之人民。中国政府今允，凡书籍、地图、印件、镌件或译成华文之书籍，系经美国人民所著作，或为美国人民之物业者，由中国政府援照所允保护商标之办法及章程极力保护，俾其在中国境内有印售此等书籍、地图、镌件或译本之专利”。这与条约最后确定的版权条款的规定还是很不一样的。期间，中美双方就此版权条款进行了几个回合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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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9月12日，中方代表盛宜怀认为第32款关于版权问题的译文不够清楚，主张以后再讨论。24日，中方代表表示反对保护版权，因为恐怕因此提高书价使穷人买不起书。经过长时间辩论，中国代表没有改变意见。27日，经过详细讨论，美方代表古纳建议把版权期限定为14年。张之洞主张应当定为5年，或者在章程里规定，不列入商约。他还主张保护版权应当以交通便利的地区为限。后古纳同意把年限改为10年，认为这一款可以保护美国人民的权益不致受到侵害，否则翻印的书籍就会在中国出售；另外还可以使中国得到优秀的作品，因为没有保护的规定，就不能鼓励大家为中国著书或译书。这一条款经过多次修改最后达成协议，分别提交双方政府。30日，中方代表表示收到国内一些电报反对这一款。如管学大臣张百熙有一个长电，说京师大学堂学生反对订立版权条款。中方代表认为这种反对，大概是由于对于这一款的范围有误会，实际上这一款只是为了保护专为中国人用而写作的书籍等，并不是对一般书籍都给予版权，也不禁止把美国书籍译成汉文，所以希望把什么应当受保护、什么不必保护，说得更清楚一些。古纳同意考虑后加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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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3月17日美方交来的新的草案中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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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何国若以所给本国人民版权之利益一律施诸美国人民者，美国政府亦允将美国版权之利益给予该国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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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今欲中国人民在美国境内得获版权之利益，是以允许凡专备为中国人民所用之书籍、地图、印件、镌件者，或译成华文之书籍，系经美国人民所著.作，或为美国人民之物业者，由中国政府援照所允保护商标之办法及章程，极力保护十年。以注册之日为始，俾其在中国境内有印售此等书籍、地图、镌件或译本之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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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关于第11款版权问题，中国建议修正，改期讨论。4月3日，根据中国代表的建议，增加“除以上所指明各书籍地图等件不准照样翻印外，其余均不得享此版权之利益。又彼此言明，不论美国人所著何项书籍地图，可听华人任便自行翻译华文刊印售卖”之辞。双方就该款达成协议。8月29日，中国代表希望对于有碍中国治安的书报作出规定，美方答应考虑。9月3日，经过讨论，美方同意增加一段：“凡美国人民或中国人民为书籍报纸等件之主笔或业主，或发售之人，如各该件有碍中国治安者，不得以此款邀免，应各按律例惩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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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谈判开始时美方提交的最初版本到最后条约达成时的定版，版权条款规定的美方受保护的对象范围大大缩小。起初是“书籍、地图、印件、镌件或译成华文之书籍，系经美国人民所著作，或为美国人民之物业者”，后来是“专备为中国人民所用之书籍、地图、印件、镌件者，或译成华文之书籍，系经美国人民所著作，或为美国人民之物业者”，虽然只是增加了“专备为中国人民所用”这样几个字，但是，美商能受版权保护的对象却恐怕是出乎美方缔约者想象地减少了。试想在当时的情况下，能有多少美国人会专门为中国人写书、绘图。后来的情况包括发生的案子也确实证实了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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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中版权条款的订立，是中方不愿做的，但是在弱国无外交的特定年代，又是不得不做的。在相对被动的情况下，积极斡旋，运用谈判技巧争取对方最大的让步，这的确值得我们今天在进行知识产权谈判时加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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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宋教仁被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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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件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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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初国会选举，国民党获得参众两院392个议席，成为国会中的多数党。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国民党将以多数党的地位组织责任内阁，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准备出任内阁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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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3月20日晚10时45分，宋教仁拟乘沪宁车赴京，行至沪宁车站剪票处，突被匪徒由背后暗杀。连放手枪3响，其第一枪击中宋教仁，深入腹部。凶犯乘间逃逸，追捕无踪。当经送行友人将宋教仁送入铁路医院医治，虽经全力抢救，但终因伤重，于22日凌晨4时45分身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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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案发生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各界纷纷要求严惩凶手。检察厅发出《地方检察厅赏格》(28)悬赏捉拿罪犯。参议院向政府发出质问政府书，要求3日内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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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线索，24日零点过后不久，英捕房总巡带人在上海公共租界捕获应夔丞，24日，法捕房又在应夔丞家里捕获了武士英（即吴福铭）。并搜获应桂馨与国务总理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来往密电和函件等多种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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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和法租界会审公堂分别预审，确定此案为暗杀。在搜获的证据中，很多是应夔丞与洪述祖(29)的往来密电，还有国务总理赵秉钧与应夔丞的来往信件。据此，初步判断洪述祖为本案的间接正犯，而且案关国务总理赵秉钧，甚至涉及袁世凯。4月16日至18日，英法租界当局将应、武二犯及涉案证据解交给中国当局。然而，就在法庭公开审理的前一天（24号）上午，凶手武士英在狱中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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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等通电大总统、参议院、众议院和国务院，将本案的证据宣布。应、洪来去函电，在全国各报上发表。全国为之震动，一般舆论均认为证据确凿，不独可以判定国务总理赵秉钧是谋杀的主谋，就连大总统袁世凯也不能不认为是罪犯之一。因案关国务总理，程德全、应德闳遂致电袁世凯，请求组织特别法庭审讯，但是司法总长许世英力持不可。最后，该案在上海地方审判厅审理。原告律师金民澜提出坚决主张，要求传洪述祖、赵秉钧到案。洪述祖案发后一直躲在青岛租界。4月29日，上海地方检察厅发出厅票，要求赵秉钧到案。因赵未到，又于5月6日第二次发出传票，请北京地方检察厅传赵秉钧归案。有参议员发出《质问赵秉钧总理何以久不依法赴质书》。后赵秉钧致函北京地方检察厅为己辩解，借故旧病复发需要医治，终未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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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桂馨先被押到上海监狱，后趁着二次革命上海动乱之际，越狱逃脱，躲入青岛租界。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应桂馨前往北京。后在北京去往天津的火车上被刺身亡。传为袁世凯支使人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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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2月27日，赵秉钧在天津督署中毒身亡。一般认为是由于赵秉钧责怪袁世凯杀死应夔丞，引起袁世凯不满，为免除后患，将之毒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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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述祖在案发后一直躲在青岛租界。1916年潜赴上海租界。1917年4月，宋教仁的儿子宋振侣发现洪述祖，由租界当局将其逮捕。会审后，在美国方面的主张下，洪述祖被引渡给中国，交由京师地方检察厅提起公诉.被京师地方审判厅判处无期徒刑。本案后来又经高等审判厅二审维持原判，最后被大理院以教唆杀人罪改判为死刑。1919年4月5日，洪述祖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分监被执行纹刑，因身体太重，在纹索上坠为两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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