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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同上书，第7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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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八年上字第一○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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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参见五年上字第一五三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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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参见六年上字第八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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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参见八年上字第一一七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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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七年上字第一八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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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参见八年上字第七二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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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三年上字第六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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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参见六年上字第八九六号和八年上字第三八九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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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参见七年上字第九二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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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参见三年上字第一○七八号、四年上字第一六九一号、四年上字第九四○号四年上字第一六九号、六年上字第三一○号和六年上字第八五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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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参见四年上字第二○五二号、十年上字第五三九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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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参见四年上字第二三二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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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参见参见五年上字第八四○号、八年上字第一○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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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参见四年上字第七六七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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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周林、李明山主编：《中国版权史研究文献》，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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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版权先于著作权传入中国，1903年签署的《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的第11款用了“版权”一词。1910年，清政府颁布了《大清著作权律》，该法未采用“版权”一词，而是采用了后来传入的“著作权”一词。1912年，秦瑞玠在《著作权律释义》一书中说：“不称为版权律而名之曰著作权律者，盖版权多出于特许，且所保护者在出版，而不及于出版物所创作之人，又多指书籍图画，而不足以赅雕刻模型等美术物，故自以著作权名之为适当也。”其后颁布的法律皆采用“著作权”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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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通商各国条约·美国条约·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十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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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金问泗：《中美条约限制华商翻印美国书籍之范围》，载《法律周刊》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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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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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宋教仁被刺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展动，上海地方检察厅为抓捕凶犯，公布此赏格。主要内容是交代了案发经过，声明“能将此案凶犯缉获送案，即由本厅给予厚赏，知风报信，因而拿获者，亦当酌量给”。（蔚庭、张勇整理：《宋教仁血案》，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95—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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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内务部的秘书，奉国务总理赵秉钧之命，于国务院专管密电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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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罗家伦主编：《宋教仁被刺及袁世凯违法大借款史料》，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辑196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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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蔚庭、张勇整理：《宋教仁血案》，岳麓书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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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参见《许世英致黄克强电》。关于宋教仁一案的审理，程德全、应德闳遂致电袁世凯，请求组织特别法庭审讯，但是司法总长许世英力持不可。故黄兴致电袁世凯，指出组织特别法庭的理由，其中之一就是暗指许世英侧身国务院中，他的阻挠有包庇之嫌。作为该电之回应，始有此文。此文中，许世英对不副署袁世凯同意组织特别法庭的命令从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两个方面，以个人名义向黄兴作出解释。另外，许世英还称自己列员国务，只负政务上的连带贵任，对于总理个人之行为，了不相涉，作为对黄兴说自己“抗颜弄法”的回应。本电、《黄克强致袁世凯宥电》和《袁世凯覆黄克强勘电》全文可参见蔚庭、张勇整理：《宋教仁血案》，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40—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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