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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高等法院起诉书中以全国救国会七君子等人涉有“勾结共产党，组织非法团体，煽动罢工罢课，扰乱地方秩序，图谋颠覆政府”的嫌疑，认为各被告共同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依据《刑法》第11、28条，《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6条(12)，以及《刑事诉讼法》第230、243条等规定提起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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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对七君子的诱降手段。在起诉书提出后的2个多月时间里，案件并没有如期的开庭审问，在政府的示意下，杜月笙、钱新之2人，与七君子调停传达，提出一项意见：沈等务必按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决徒刑，若沈等不作任何辩护或上诉，即可押送南京反省院，入院后，准交保释放等。(13)在此意见书中提到了反省院，依据《反省院条例》(14)，政治犯送反省院，必须本人先表示后悔，然后再送反省院，不能直接强制执行，所以就会有政府示意一些人来做说客，而七君子对此要求严词拒绝，认为自己爱国无罪，不肯承认所指控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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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的第一审法院——苏州高等法院。依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施行条例》第1、2条的规定：“凡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各条之罪者，除该法及其他法令有特别规定外，由高等法院或其分院管辖第一审。高等法院或其分院审判前条案件时，准用反革命案件陪审暂行法之规定”，本案的一审法院是苏州高等法院，由苏州高等法院检察官拟定起诉书，公诉本案之被告。从本案的法院管辖也可以看出，适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司法原则，是为了加强统治、打击异己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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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被告人答辩、律师团辩护。起诉书于1937年4月3日公布后，遭到各界的反对，6月7日沈钧儒等针对起诉书所列的罪名，在《申报》上公布了自己的答辩状，以澄清事实，给予坚决的回击，并提出“起诉书于救国会之目的及政府之国策，均有未明，所列犯罪证据十款，无一足以成立”(15)，请求法院秉公审理，依法判决，并请求停止羁押被告，在外候审等。由于七君子等人都是因爱国行动而被捕被审，许多著名律师都愿意为被告作义务辩护，阵容庞大、意见一致的律师辩护团在很短的时间内组成。按照当时的法律，每一个被告可以请3个辩护律师，七君子共有21个律师，再加上同案的另外3人的6名律师，共27名，堪称有史以来律师最多的一场官司。在七君子的提议下，律师团很快针对起诉书写成答辩状，对起诉书所列各项一一进行批驳。在答辩状中(16)，针对检察官的指控罪名，以大量的文件和事实指出：被告之爱国行为被诬为害国，以救亡之呼吁被指为宣传违反三民主义之主义，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故入人罪。正如国民党上海官员所说的：该案完全为政治问题，并非法律问题，假设沈钧儒等人能切实受政府领导，一切自可迎刃而解。(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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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案件的第一次审理。1937年6月11日，本案在江苏高等法院刑事第一法庭开庭审理，开审之前，法院曾发出120张旁听证，却同时有数百名全国各地的群众赶来要求旁听，引起国民党的恐慌，法院以所谓的“恐妨害治安秩序”为由，临时决定不公开审理，除家属及新闻记者外，禁止旁听，违背了公开审理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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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七君子申请法官回避。回避制度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一项诉讼权利，以确保审判的公正性。《刑事诉讼法》第18条规定：“当事人遇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请推事回避……推事有前条以外情形，足认其执行职务有偏颇之虞者。”6月12日，沈钧儒等人针对第一次庭审中法官的不公正行为，特提出申请回避状。“因合议庭之推事全体执行职务，显有偏颇之虞，合词申请回避事”，一是开庭前的禁止旁听，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让人怀疑本案审判之公正性；二是庭审中，各被告及辩护律师先后提出有利于被告之证据方法，申请法院调查者达二十余点之多，审判长及推事均立即驳回申请，或摇头示意，不加置答，或以时间关系为由，制止发言等。因此，被告严正指出：“此种审判态度与方法，在任何刑事案件，均不能谓与刑事诉讼法第二条之规定相符。……其为合议庭推事全体已具成见，不能虚衷听讼，而将专采起诉书所举不利于被告之主张以为诉讼资料，断难求得合法公允之审判，显然已具有刑事诉讼法第十八条第二款所示之原因”(18)，特具状申请主审本案之方审判长及汪、郑两陪席推事回避，并要求依法裁定，停止诉讼程序。(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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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停止羁押，具保释放。“七七”事变爆发后，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和巨大压力下，南京政府不得不授意苏州高等法院于7月31日对沈均儒等停止羁押，具保释放。七君子虽然出狱，但仍属于具保释放性质，直至1939年1月26日，在全国抗日民主力量的压力下，在律师们的努力下，才由苏州高等法院第一检察处宜布撤回这一案件的起诉。理由是：依据1937年9月修正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其对“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者”不再视为犯罪，也不再处以刑罚，至于被告等人组织团体、号召民众、抗敌御侮、联合各界救国之事，均与现在国策不相违背，不能认为“以危害民国为目的”，因此不属惩罚之列，依据相关法规，本案属于不起诉之情形。故依法撤回起诉，在法院程序上宜告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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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考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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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是抗战时期的一件重大政治事件，带有鲜明的政治因素和时代特色，政治关系复杂，人物背景纷繁，前后跨度的时间也比较长，在事件的发展进程中，牵涉和体现出不少的法律问题。纵观全案，所涉法律问题不外乎两部分：一是法律事实的认定，即危害民国罪的认定是否确实充分的问题，涉及具体的罪名与证据的认定，涉及《刑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反省院条例》等实体法规；二是法律程序的问题，涉及逮捕、羁押、取保候审以及申请回避等程序问题，在案件审理中则涉及公开审判、律师辩护等制度。通过此案，可以大致了解南京国民政府刑事法律的一般规定，以及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司法原则。正如当事人之一的沙千里先生所说的：“这种种法律问题，虽仅发生在我们的案件进行中，而其影响所及，在我个人的见解，以为却与整个国家的司法有关。而且也是全中国几千百万案件中一个真实的反映。”(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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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陈公博丧权辱国汉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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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件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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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案发生于1946年。陈公博，广东省南海县人，原系中国国民党党员，多次在中枢充任要职。1937年，抗战爆发后不久，国民党政府西迁重庆，陈便与汪精卫等人秘密策划对日言和，不久汪在.南京建立伪政权，陈公博担任政治委员会委员、立法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兼训练部长。1940年5月陈以伪专使名义，赴日答礼，同年11月30日，在南京签订《中日基本关系条约》，同时发表《中日满共同宜言》，承认“满洲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参与和日寇缔结同盟条约，以伪国民政府的名义对英美盟军宣战。1945年3月，汪精卫在日本病死，由陈公博接任伪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等职，并以伪元首资格赴日拜见日本天皇，表示与日寇同生共死。1945年8月，因日寇投降，畏惧潜逃，拟居日本，10月，经国民政府电令拘送回国。1946年4月5日，江苏省高等法院对陈公博一案正式开庭，检察官的起诉书认定陈公博犯有十大罪状：（1）缔结密约，辱国丧权；（2）搜查物质，供给敌人；（3）发行伪币，扰乱金融；（4）认贼作父，宣言参战；（5）抽集壮丁，为敌服务；（6）公卖鸦片，毒化人民；（7）改编教材，实施奴化；（8）托词清乡，残害志士；（9）官吏贪污，政以贿成；（10）收编伪军，祸国殃民。经过5天庭审，判处：“陈公博同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禠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生活费外，没收”。陈公博表示不上诉后由法警押回看守所。陈妻李励庄拿出军统致陈公博的密电，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请复判状》，但被驳回。4月15日陈公博的判决书被送达最高法院，5月14日最高法院核准原判决又将呈文送司法行政部核准。6月1日司法行政部将核准陈公博死刑的公文送达江苏高等法院。6月3日，陈公博在苏州狮子园江苏高等法院第三监狱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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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伪受审纪实》、《审讯汪伪汉奸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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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律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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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举国上下强烈要求严惩汉奸，国民党政府遂于1945年11月、12月先后颁布了《处理汉奸条例》、《惩治汉奸条例》，开始了对日伪汉奸的审判。从1945年11月至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的各级法院先后审理了2.5万个汉奸，依法予以严惩。在审判中，为了逃避历史的惩罚，汪伪汉奸颠倒黑白，自我吹嘘，自我标榜，把卖国说成是爱国，把自己装扮成“不惜牺牲个人”的英雄志士，佯装糊涂，把出卖祖国、认贼作父的行为归咎于“为生活所迫”、受人欺骗威胁而误入歧途，或对所犯罪行避重就轻，寻找各种借口推脱抵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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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渡回国。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陈公博秘密赴日，托庇敌人，一面散布自杀消息，企图逃脱，经国民政府电命引渡回国，予以羁押，至1946年2月17日解送侦查到院。根据当时的国际条约，一国罪犯逃至他国，其所在国依据主权原则、属人管辖原则，可以提出引渡请求，将罪犯引渡回国受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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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检察官依法提起公诉。南京国民政府的司法体制，继续沿用北京政府的做法，实行审检合署制。审判权和检察权分立，但检察机构设于法院内，检察官独立行使检察权，负责对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因此本案的公诉方是江苏高等法院检察院。检察院在陈公博被羁押之后，依据陈在日伪时期所担任的职务及其所犯的罪行，依法行使侦查权。查明陈公博所涉的犯罪事实和证据，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30条、第243条的规定(21)，于1946年3月18日依法提起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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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江苏高等法院作为案件的第一审法院。南京政府普通法院的诉讼审判，一般实行三级三审制，地方法院及其分院为审判民刑案件的第一审，高等法院为地方法院的上诉审，又是“妨害国交罪”、“内乱罪”、“外患罪”的第一审，最高法院名义上是第三审，实质上只受理审判违法的案件。而本案之所以由江苏高等法院作为第一审管辖法院，主要是依据1944年《特种刑事案件诉讼条例》和《处理汉奸案件条例》的有关规定(22)，充分体现了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司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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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公博的犯罪事实和汉奸罪名。陈公博曾于1945年11月写过一份自白书，原题为《八年来的回忆》(23)，算是对其参加汪伪政权8年多的一种回顾，文中为自己的各种卖国投敌、为虎作怅的汉奸行为，百般辩解，粉饰太平。在检察官的起诉书中，列举了陈公博的十大罪状，都属于《惩治汉奸条例》第2条所列的数项罪名，依法应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对于被告自白的证据力，《刑事诉讼法》第270条说得很清楚：被告之自白，非出于强暴、胁迫、利诱、诈欺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与事实相符者，得为证据。被告虽经自白，仍应调查其他必要之证据，以察其是否与事实相符。但同法第268、269条又明确规定：犯罪事实，应依证据认定之。而证据的证明力，最后仍应归由法院来自由判断。因此，尽管陈公博在自白书中为自己的汉奸行为找出各种借口托词，以及所谓的很多难言之隐，但在确凿充分的证据面前都失去了说服力。依据法律的规定，在检察官的起诉书提出后，被告人有权提出答辩状，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而陈公博在答辩状中，全然否认自己所犯的罪行，但同时又一再申明，不管法院如何判，都不再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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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励庄为陈公博申请复判状。1946年4月12日，江苏高等法院作出刑事判决书，依法判决陈公博死刑。其妻李励庄依据《特种刑事案件诉讼条例》第7条(24)和第10条(25)，以及《刑事诉讼法》第337条的规定，于4月20日申请复判。提出4项复判的理由，妄图改变判决的结果，具体包括(26)：①本案重要关键及有利于被告之事实、证据均没有尽力调查，影响案件的真相内容；②辩护律师形同虚设，等于无辩护人，使法律上赋予被告之应得权益被剥夺；③科刑不当，没有援以酌量减刑；④《自首条例》未予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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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驳回复判申请，核准原判决。1946年5月16日，最高法院作出特种刑事判决书，核准原判决。对李励庄申请复判之各项理由予以澄清说明。(27)其第4项复判理由“《自首条例》未予援用”，其实涉及《处理汉奸条例》第6条之规定，依该条内容，自1945年8月10日以后的汉奸自首，不适用自首减免刑。而本案中，被告自首的时间显然不符合《刑法》及《汉奸自首条例》(28)的有关规定，指明被告并非于犯罪未发觉前自动投案而受审判，与自首的规定不相符合，所以不能适用自首条款予以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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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考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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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对汉奸案件的审判，一方面是依据《刑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中华民国暂时军律》等普通法规，另一方面，根据形势的需要，制定颁布了《处理汉奸案件条例》、《惩治汉奸条例》以及《汉奸自首条例》等特别法，严惩汉奸，以示警戒。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曾实行“曲线救国”政策，指派大批军政要员投敌；抗战后期，为夺取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果实，对不少汉奸委以重任，令其“负责维持地方”，阻止八路军、新四军对沦陷区的接收；而在实际的审理过程中，国民党是以职论罪，并没有真正彻底清算汉奸的罪行，尤其是强调“维持地方秩序”有功者可酌情减刑，为包庇汉奸、联合反共提供了法律依据。因此，国民党政府的审奸工作，不可能严肃、彻底地进行，以致有些汉奸得以逃脱，比如同样身为大汉奸的周佛海，就因为在日本投降后，因与重庆政府暗通声气，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司令，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最后在蒋介石的干预下，由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逃过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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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沈崇受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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