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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说的，偏重于阶级差别在社会生活方面的表现，现在要谈它们法律地位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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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官吏享有种种特权，这有很古的渊源。“刑不上大夫”，这句话已为大家所熟知。但后人解释颇多歧义。瞿同祖先生有自己的理解，立论有据，成一家言。兹不赘述。总之，“刑不上大夫”有特定的时代意蕴，虽然不排斥对士大夫的处分，到底出于名分的考虑，强调的是优遇。而这一点正是古代中国的一贯精神。许多朝代的法律都规定，除非得到皇帝的许可，司法机构不得擅自逮捕、审问贵族、官吏。涉及诉讼事宜，则不使之与民对质，更不得强使出庭答辩。即使犯罪，他们也不受刑讯，审问之后，法司亦不得依普通司法程序加以裁断，须分别依其身份、品级奏请皇帝定夺。至于最后判决的执行，水分更大。贵族、官吏通常可以罚俸、收赎、降级、革职等方式抵刑，反映在法律上主要是议、请、官当等制度。历代关于这方面的规定不胜其多，无法一一列举。这里，有两个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第一是“官”的概念问题。古代所谓官，与其说是一种职位，毋宁说是一种身份。所以，一获得这种身份，就可以享有种种特权。“他可以不受普通法律的拘束，还可以他的官位去交换他的罪刑，好像他以私人的奴婢、财产去赎罪一样。”（《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第218页）特别是，一日为官，只要非因重大过失而革职，即便去职，特权依旧。“我们或可说在通常情况之下所丧失的是职而不是官，所以致仕官的生活方式同于现任官，法律上的种种特权亦同于现任官。”（同上）瞿同祖先生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第二，官吏特权可以荫及亲属（无论生活方式如房舍的多寡，或法律地位如犯罪减免），当然，法律对这些人的殊遇是根据官吏本人的身份、品级以及他们之间亲疏远近的关系来确定的。在一个以家的伦常为核心的身份社会里，这是必然的结果。这里，社会身份与家族身份交融于一，其出发点还是骨肉慈孝那一套。在古人的意识里，无论如何也无法把个人从家族当中抽取出来。所以，对荣耀者的推恩和对犯禁者的株连，一正一反，体现的是同一种精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荣则为裙带，损则为株连，正反映出根深蒂固的血缘家族意识，有极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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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士大夫阶级的种种特权，正可反观庶民乃至贱民的卑下。在古人语汇里，贵贱之分即可指贵族官吏与民的差别，如果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则民有良、贱之分。贱民又有若干等级，最下层的要数“律比畜产”、“同于资财”的奴婢了。良、贱之间有种种禁忌，不得逾越，良、贱相犯，根据双方身份予以加重或减轻处罚。如果良、贱之外还有主、奴关系，则愈重或愈轻。再若主人同时又为官，又要加等。良、贱之间还有一种身份特殊的人，即雇工人。本来，雇工人各方面都不同于奴婢，但因受雇于人，遂有主、仆之分，因此不得视同良民。雇主与雇工人之间的纠纷，适用有关主、仆的法律规定。如雇主得因其违反教令而予责罚，不意致死或过失杀死者皆勿论。这就是名分，到处都可以看到它的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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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社会也好，法律也好。一切都围绕着这个“名分”，它是伦常，是纲常名教，是富于差别性的礼。所以，社会乃是身份社会，法律乃是伦理法律。又所以，国家与家族、法律与伦常经常是混淆不分的。其实，又何尝只是法律制度?古代中国有哪一种观念、制度不曾打上纲常名教的烙印?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说，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宇宙论）、宗教、伦理、法律、医学等许多重要学科都不曾获得纯粹形态或独立地位，而是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彼此渗透在一起。这种文化一体化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古代法的研究方式，应该尽可能从总体入手，在中国文化的总精神中探取法律的精神（否则，难免就事论事，停留于表面的叙述、说明，时下有些法律史方面的论著、文章之所以予人以枯燥、空泛甚至模式化之感，大多与此有关）。再者，要说明什么是中国特色，必定要与外国作一番比较，否则是难以说清楚的。比较的目的是要找出异同点，所以，不能一提中国古代的家长权，就以古罗马的家父权相比，只说上古社会家族观念发达云云，此外再无下文。在古罗马，家父权只是单纯的法权，国、家不相混，法与道德两清。在中国，长幼亲疏被认为是永恒的秩序，天不变道亦不变，法律常常只是附加了刑罚的伦常。这种差异对两种法律制度乃至文化的发展，都有至为深远的影响。可见，只求其同，不见其异的排比、罗列是不可取的。总之，文化之整体的比较的研究，乃是探索中国古代法精神的必由之路。本书的得失也恰好表现在这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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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四十年来，有意识地从这两方面研究中国古代法而卓有成效的，以我的浅学所见，本书是仅见的一例。从历史学、法律学、社会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法，充分利用古代法律文献以及包括野史在内的历史资料，大量使用案例，注意律文之外之后的观念、意识、民俗、风情，于变中见不变，在现象中求本质，这些正是本书之所长。也是由于这个缘故，瞿同祖先生对中国法律史上的许多问题常有独到的见解，有力的论证，透彻的说明。这部初版于1947年的论著，今天读来仍能启人神智，令人耳目一新，当然不是偶然的。只是，今天看来，本书的不足也正在于对上述两方面强调不够。书中虽设有专章探讨传统法律思想，但较少从传统文化整体的角度来把握问题，这样，专论宗教与巫术的第五章就显得游离于全书结构之外，砍掉似亦无妨。设若有明确的整体文化意识，全书六章可很好地统一起来。不过，这个问题也许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本书缺乏宏观的中外比较，这就大大妨碍了本书宗旨——探索中国古代法真精神——的实现。本书所涉中外比较多在人类学方面，而且过于细小，又很少分析其中的异同。所以，本书虽通篇讲的都是这个伦理法律，最后却没有进一步的抽象、升华。当然，也就谈不上在更高的层次上比较中、西法律文化的异同了。实际上，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对于准确地把握中国古代法的精神，认识它对于中国法律前途（包括今天）的影响，并给予恰当的评价，实在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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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时代，要求于我们的也不同。对一部写在40年前的著作提出上面种种要求，未免苛刻，更何况，这样的著作即便在今天也仍嫌其少，不惮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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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待着新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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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礼法”还是“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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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一卷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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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由于志趋善良而有所成就，成为最优良的动物，如果不讲礼法，违背正义，他就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1253a30。商务印书馆，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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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读这段文字，颇有些不解。人无礼法，即与禽兽无别，这本是我们老祖宗的信念，作为西方政治学的鼻祖，亚里士多德何以也出此言?莫非古代希腊的哲人也有与东方先哲完全相同的思虑？或者，这只是中译本中的一处“误译”？想到中、西两种文化类型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语汇上的歧异，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笔者不谙希腊文，无以核对原文，这一猜测亦只好在历史中加以印证。不过，也不妨预先找些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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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西方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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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说创立国家的人乃是最伟大的恩主；因为人若没有法律就是最坏的动物，而法律之所以存在则依靠国家。（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第241页，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81。重点号原文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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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段引述的话，虽然可以代表罗素本人的看法，未必是忠实的译文。我们再看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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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说：“人在达到德性的完备时是一切动物中最出色的动物；但如果他一意孤行，目无法律和正义，他就成为一切禽兽中最恶劣的禽兽。”（托马斯·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第116页。商务印书馆，1982。重点号为引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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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据拉丁文和英文对照本译出，应该说是比较可靠的。不过，这些毕竟都是中译文，为慎重起见，最好直接查阅英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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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when perfected，is the best of animals; but if he be isolated from law and justice he is the worst of all. （Aristotle, Politics, 1253a 25. tran. Ernest Bark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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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用的正是“法律”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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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礼法”在英译文中竟成了“法律”，这个变化十分有趣。究竟“礼法”还是“法律”更符合亚氏原意，这个问题暂可不论。首先弄清二者异同倒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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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法也好，法律也好，都是一定的社会规范。不过，就二者范围而言，法律远较礼法为狭。相对于道德、宗规、习俗、礼仪，法律只是各种社会规范的一支，有比较确定的内涵。礼法则不然，它包罗万象，几乎是全部社会规范的总和。举凡伦常纲纪、礼仪习俗、法律政令、典章制度，都可以归在礼法里面。在这层意义上，它是不易确定，难于把握的。这或许可以部分地说明，为什么在现代生活中，“礼法”竟成“死语”，而舶来品的“法律”倒成了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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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律”是舶来品，可能要损伤国人的自尊心，但这是事实。中国人大谈“法”、“律”，至少也有两千年历史了。管子云：“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这里，“法律政令”虽然连用，仍不过是单字的集合。要把“法”、“律”改造成一个有独立意义的合成词，还要等两千年，直到19世纪末叶，那个“弹丸小国”的东邻把用我们的材料加工成的各色货物，暴雨般倾泻在我们的生活中。只说改“法”、“律”为“法律”这一项，就不能不叹服日本人的聪慧与独创性。有了这项创造，我们才开始窥见另一世界的奥秘，尽管这种反省并非时时都有，人人所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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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法”、“律”，实在是两种很不相同的东西。前者虽然是中国的“原料”，日本的“成品”，根子却深植于西方的土壤。西人的法观念怎样，这里不可详论，不但因为其定义繁多，更因为观念有一时一地的差异，难以一言尽之。所能做的，是找出一两种恒久的传统，可以为叙述的前提，也可以为参照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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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古代希腊的成长时期，法律就已被人看成权利的保障。如智者吕哥弗隆所言，法律只是“人们互不侵害对方权利的保证”。久而久之，表明法律的那个字竟与权利成了同一个字。如拉丁文的Jus或法文的droit。这就产生了两个重要结果，其一，权利多种多样，有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于是，法律保障权利的功能也不能不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其二，权利总是彼此冲突的，不但个人之间如此，社会集团之间亦如此。所以，对权利以及权利的保障可以有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由此衍生出正义的观念。这样，法律又一般地同正义产生联系（justice，即正义，另一含义是司法）。这两点，在我们的“法”、“律”里面是看不到的，因为它们开始就与权利无缘。先秦言法，商鞅以后则改说律，其实，这两个字可以互注，意思是一样的。“夫法令所以诛暴也”（陆贾：《新语·无为》），其意在“禁暴止奸”，使百姓“畏而知警，免罹刑辟”（康熙上谕，《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八十四）。这差不多就是中国古代法的唯一功能。用今人的法律观来衡量，这种以刑惩为能事的“法”、“律”不过是现今众多法律部门中的一支，而且未必是最重要的一支。弄清了这一层，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中世纪的罗马法学者可以把法律看成是组织社会的基本模式，我们的先人却不可以；为什么西人会有法律至上的信念，中国人却不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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