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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法两家这种治国方略上的对立，进而引出施政方式上的冲突。儒者坚信，维护礼制，实现天下之治的最好办法，莫过于统治者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为臣民作出表率。孔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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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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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礼记·哀公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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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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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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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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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正则国治，人若不正，纵有千百种好的典章制度，也必陷国家于大乱。可见，最要紧的是统治者的道德人格。把这种理论发挥到极致，就会有荀子这样的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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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荀子·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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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著名的“人治”（治人）说。法家的主张与此相反。法家绝不相信仅凭道德说教和示范作用就可以治理国家。韩非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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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韩非子·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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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庆赏之劝，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户说而人辩之，不能治三家。（《韩非子·难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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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治国平天下，不能不依靠国家强制力量，不能不以法律政令这一套强制规范为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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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韩非子·奸劫弑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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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所谓“不务德而务法”（韩非语）的“法治”说。[22]这样，儒法两派的冲突，就由礼法之争而德刑之辩，最终形成“治人”与“治法”的尖锐对立，而孟子的所谓王政、霸政正可以用来作“人治”（礼治、德治）和“法治”的原始说明。这里，由于我们采用了两个沿用至今的概念：人治和法治，遂产生了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即传统政治哲学中的“治人”和“治法”，是否具有近代所谓人治和法治对立的含义?或者，我们再进一步，提出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古代中国社会是否曾产生过近代意义上的法治思想和实践[23]?回答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弄清近代所谓法治的确切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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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比中国现代法律学和法律制度皆源于西方一样，“法治”这个概念也是由西方传入的。这一点可以由世界近代史的变迁证明，也可以为下面的讨论一步步证实。所以，要确定中国古代“法治”（任法、务法、治法）说的真实底蕴，不能只限于考察儒法之争的历史源流，更须要置身于中国传统之外，以西方近代法治观念为一确定坐标，做一番审察、分析和评定的工作。为此，我们可以先从一个较为一般的定义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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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德国《布洛克豪斯百科全书》第十五卷，法治国家的要素有如下内容：颁布在法律上限制国家权力（尤其是通过分权）的成文宪法；用基本法规来保障各种不容侵犯的民众权利；法院从法律上保护公民的公共及私人权利不受国家权力的干涉；在因征用、为公献身及渎职而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国家有赔偿的义务；法院独立，保障法官的法律地位；禁止刑法有追溯效力；最后，是行政机关的依法办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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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就这个定义包含的“要素”来看，“法治”原则涉及的问题多而且杂，似乎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不过，细心研究它的历史，分析它的内容和性质，还是可以找出一二种根本性的原则，那就是：一部“在法律上限制国家权力（尤其是通过分权）的成文宪法”。自然，这只是一个简单而现成的答案，实际上，宪法不一定非成文不可，权力也可以一分为三或一分为四，这些要依国情而定。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有一部保护公民权利，同时限制政府权力的至高无上的宪法。托马斯·潘恩说：“宪法并不是政府的法令，而是人民组成政府的法令。”这句话有两层含义。第一，宪法是政府赖以存在和进行一切活动的基础。第二，宪法的作用在于界定政府及政府各部门的权限（其反面即为确定公民权利）。这里，宪法的职能与宪法的存在本身有密切关系。因为，宪法要能够切实发挥作用，除了依靠公众信念，更直接的保障是宪法精神的组织化和制度化，这种组织化、制度化的核心正是分权原则。近代西方思想家认为，舍此便无宪法，更无“法治”。可见，作为确定和限制国家权力之根本大法的宪法观念，乃是西方近代“法治”思想的基石。我们正可以此衡量中国古代的“法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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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法家坚决主张以法治国，反对儒家的礼治、德治，已如上述。然而，在这两种表面看似冰炭水火不能相容的主张里，未始没有某些共同的前提。请看太史公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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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史记·太史公自序》。重点号为引者所加，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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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又说，法家“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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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儒法的差别，在于儒者谈“君臣父子之礼”，而法家只说“君臣上下之分”。角度略有不同，但强调君臣名分之别，都不含糊。这样一来，法家“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史记·太史公自序》）的主张就不能不大大打一个折扣。太子犯法，就连勇敢的商君也只能“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史记·商君列传》）。这并非特例，而是法家学说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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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强调者三，曰：法、术、势。韩非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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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子·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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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把法的地位、术的性质说得再清楚没有了。至于“势”，则更耐人寻味。管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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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势，则群臣不敢为非。是故群臣之不敢欺主者，非爱主也，以畏主之威势也。百姓之争用，非以爱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胜之数，以治必用之民；处必尊之势，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主卑臣，非计亲也，以势胜也。”（《管子·明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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