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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三种限制的说明最有启发意义。庞德的基本观点是，法律规则不会自动施行，所有法律都需要人来执行。这不是在鼓吹人治，而是主张真正有效的法治。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一种有效的法律制度，必定有适当的社会心理保证，或说社会心理势力的足够支持。从社会法学的立场出发，用欧洲大陆一派的话来说是，法律必将符合各类社会关系内部秩序的“活的法律”方始有效，用美国这一派的话说则是，只有在最优条件下保护了最多利益的时候，法律才不至于被压迫得走样。总之，法律不是独立自在的东西，并非只凭立法者的一时喜怒，辅之以强力就可以通行无阻；同样，它也不是只要写在纸上，被人张贴出来就可以万事大吉了的。法律是一种社会控制手段，并且是现今最重要的一种，但它从来不是唯一的社会控制形式。统一在社会控制之下的，还有道德、宗教等传统的领域。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有效的社会控制意味着法律、道德、宗教诸领域的基本一致。换句话说，有效的法律控制，必定有宗教、道德和教育的充分支持。这是大原则，无论在哪里都能适用。由于具体情况的千差万别，原则的应用便大有文章可作。比如，要弄清法律在社会中的现实状况，它与道德、宗教及社会一般心理的相互关系，它是超前的，还是落后的，为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记住这是含有特定价值取向的概念），应当坚持什么，维护什么，否弃什么，改造什么，等等。如果其中还涉及不同的法律传统如西方法与东方法的作用、影响，问题就更复杂了。虽然这些问题未必都是庞德关注的中心，却是可以由他的法律文明论和法律的社会总体观中合理推出的。一种开放的和富有生命力的法律学说理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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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德由研究寄生菌而转攻法律学，虽说是半路出家，但却成绩斐然，令人瞩目。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他早期接受的科学训练。作为一个植物学家，他习惯于在大量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归纳和分类。他研究社会现象也依然如此，不教条，不独断，只尊重历史。虽然他在语言方面的天赋和渊博的学识对他很有帮助，但是，设若没有严肃的求实精神，没有兼收并蓄的广阔胸襟，以及宽容的态度和深刻洞察力，他要取得那样的成就也是不可能的。撇开具体的学术观点不谈，仅就如何研究法律这一点来说，庞德也值得我们认真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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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从权力支配法律到法律支配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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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8年，一部“奇书”在日内瓦出版。仅仅两年之内，它就印行了22版，并有多种译本。这部轰动整个欧洲的巨著便是《论法的精神》。作者孟德斯鸠，一位法国贵族，用了整整20年时间，终于完成了这部“亚里士多德以后第一本综合性的政治学著作”和“到他的时代为止最进步的政治理论书”。（《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序，第17页。商务印书馆，1961）全面评述这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恐怕是件吃力而又难以奏效的事情，也不是这样一篇短文所能做到的。下面将要谈的，只是孟德斯鸠政治理论中最重要的某些问题，所论未必全面，但多出于自己的理解，或许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如果此外更能触发读者的灵思，引起更进一步的思索，那便是意外的收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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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对孟德斯鸠其人其书有些微了解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字是与“三权分立”学说联系在一起的。对于这个学说，我们并不生疏。最近二百年来的西方政治理论和实践大大发展和传播了这个观念。将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使之分立、制衡，这也早已是宪法学、政治学上的常识。然而，唯其是常识，其精义反易于为人忽略乃至遗忘。因此，要很好地了解这个学说，最好的办法是回到它诞生的那个时代，透过原始的理论形态，看一看它最初得以产生的历史背景和逻辑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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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2世纪始，西欧封建国家渐渐脱离了政治动乱和无政府状态，王权的加强即其标志之一。四百年以后，君主政体已大为盛行，并有实行专制政治的趋向。在这个过程中，罗马法被证明是非常有力的武器。“为君主所喜之物具有法律效力”，“君主不受法律约束”，这些罗马法上的格言正好为新兴的王权张目。难怪都铎王朝的亨利八世竟不顾国内的普通法传统，而要将罗马法制度引入本土。虽然在英格兰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此举终不能免于失败，但在既无议会传统又无普通法职业阶层的法兰西，它却大可以促进王权的繁盛。在路易十四“朕即国家”的名言里，我们确可见到那些古代格言的印记。1789年11月，国王路易十六亲临巴黎高等法院，要求通过一项借款和课征新税的计划（按当时惯例，国王的法律须由巴黎高等法院登记注册方可生效）。当时，奥尔良公爵喊道：“陛下，这是不合法的！”路易十六则回答说：“这是合法的，因为我要这样。”（引见皮埃尔·米盖尔：《法国史》，蔡鸿滨等译，第264页。商务印书馆，1985）的确，从理论上说，国王的权力是无限的。他可以随时制定或修改法律，任意决定其臣属的命运，只有惯例多少可以限制这种绝对权力的行使。这便是路易十四以来的专制传统。根据孟德斯鸠的定义，专制政体的统治方式是由单独一人按一己意志来领导一切，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生活在这种政体之下，人民毫无自由可言，虽然他们可能多少受到风俗和惯例的保护。这里，孟德斯鸠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划分，即与政制相关的自由和与公民相关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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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和政制的关系上，建立自由的仅仅是法律，甚至仅仅是基本的法律。但是在自由和公民的关系上，风俗、规矩和惯例，都能够产生自由，而且有些民事法规也可能有利于自由。（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187页。以下援引该书只注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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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说来，风俗、惯例只是“自然”形成的东西，法律，特别是“基本的法律”却都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所以，研究自由与政制的关系，不仅可以是描述性的，更可以是规范性的。在孟德斯鸠所处的时代，后一种方法更为盛行，孟德斯鸠本人的成就也主要是在这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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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政制而言，怎样的安排才意味着自由得以确立，或者，反过来问，在什么情况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弄清孟德斯鸠本人对于自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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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认为，政治自由不同于哲学上的自由，它与意志的行使无关，而是“一种心境的平安状态。这种心境的平安是从人人都认为他本身是安全的这个看法产生的”（第155-156页）。这里，问题涉及某种秩序的概念。因为，一个人的安全感只能产生于对某种外部保障的确信。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这种外部保障是秩序，是法律。对此，孟德斯鸠说得非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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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自由并不是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在一个国家里，也就是说，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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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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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面这个精辟的定义，我们可以说，法律是自由的基石和天然屏障。诚如马克思所说，“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71页）。不过问题不仅在于法律的有无，更在于法律与权力的关系。因为，就事物的性质来说，权力总是倾向于无限制地扩张，除非有某种合理的政制，法律的藩篱将被摧毁，自由也将荡然无存。查理一世不是说过“只要有权，没有法律可以造出一条法律来”吗?这是可以支配法律而本身不受约束的专制权力。1640年的革命不过是想要推翻这种权力，把它置于法律的制约之下。这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权与法的大博斗。终局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1688年“光荣革命”最终确立的君主立宪制度使英格兰成为当时欧洲最“自由”的国度。直到一百多年以后，英格兰的政制仍使得欧洲的先进思想家心向往之。孟德斯鸠也不例外，不过作为一个新的思想武器的锻造者，他所要做的主要不是称颂和赞美，而是扎扎实实的研究和探索，以便找出能够确保自由的政制赖以建立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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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同时代的另一些思想家不同，孟德斯鸠讨论这个问题并非由先验的前提入手，而是从历史和经验出发。他所遵循的是一种简单的方法。“在政制中发现政治自由，并非十分困难的事。如果我们能够看见自由之所在，我们就已经发现它了。”（第155页）实际上，孟德斯鸠在写这段话的时候，他自信已经看到了自由，发现了自由的政制。自然，那正是英格兰的政制。具备常识的现代人都知道，孟德斯鸠笔下的那个自由政制当时并不存在，至少那不是英格兰的政制。然而，这个善意的误解并未阻止他接近真理。因为，即使没有英格兰的榜样，他依然可以在自由的雅典和罗马共和国的历史中探寻，而对于威尼斯等意大利共和国和土耳其政制的研究，已经使他确信看到了一切暴政的根源。他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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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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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以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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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同一个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便都完了。（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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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权力合而为一，虽然没有专制君主的外观，但人们却时时感到君主专制的存在。（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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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惮其烦大段引用的这篇文字不但是《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最精彩的段落，也是孟德斯鸠政治理论的核心所在，这个理论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政治自由必须靠分权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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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反面的叙述中得出正面的命题，这无疑是一种深化，但是，如果我们对于孟德斯鸠及其理论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这一水准上，那将是很不够的。因为，只是通过这个命题，我们还不能清楚地知道，分权于政治自由何以是必要的，以及它为什么又是可能的，等等。这些问题涉及某些更隐蔽也更重要的理论层面，除非我们已经真正深入其中并把握其要旨，谈论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难免要流于浮泛。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某种政治理论传统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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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政治理论家多喜欢谈论人性，并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关于人性的看法上面，这一点，在孟子与亚里士多德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孟子以为，人心中皆有“善端”，人只要将此“善端”扩而充之，即可成圣人，即可行王道。亚里士多德不然，他坦白说自己不敢对人性寄予奢望。按他的说法，人若目无法律，无视正义，便是所有禽兽中最恶劣的一种。前者是以制度系于人心（人存政举的贤人政治）的人治理论，后者则导出希腊城邦国家的法治主张。虽然孟子的理论并不能代表古代中国全部政治哲学，亚里士多德也不是西方历史上唯一的政治理论家，但就渊源和影响的久远而论，他们的理论却都属于最值得注意的一类。至少，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有意无意所承接的，多半是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政治理论传统。约早于孟德斯鸠半个世纪的另一位分权学说鼓吹者洛克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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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认为绝对权力能够纯洁人们的气质和纠正人性的劣根性，只要读一下当代或其他任何时代的历史，就会相信适得其反。（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第56页。商务印书馆，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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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说得更干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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