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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以上两种儒家思想因素——对普通民众智识与道德能力的不信任以及对政治中“人”（尤其是其道德层面）之因素的强调——的共同作用下，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个独特问题的“人民程度”问题，得以在梁启超不同时期的言论中以完整形态出现。作为中国第一代启蒙思想家中的核心人物，梁启超试图接受所有个人都享有平等公民权的现代立宪政治。然而，他在此时所遭遇的巨大的思想与情感障碍是：如果在一瞬间将如此之多的道德水准无法确定的社会底层民众带入现代政治的舞台，是否会导致“民主崩溃”？两千余年前叔向所发出的那句“郑其败乎”的感叹，或许时常回响在拥有士大夫和现代知识精英之双重身份的梁启超的耳际。为着解决这个问题，他首先是直接从“文化—智识进路”出发。凭借曾经受过的儒家修养之学的训练和处于半消化状态中的西方伦理学知识片段，他在《新民说》一书中建构出一个并不完善的公德体系，并试图通过媒体鼓吹的方式，向中国国民灌输这一整套新道德。然而，一旦他发现这种“维新吾民”的方式在短期内——在他想象中的中国被列强瓜分灭亡之前——几乎不可能收获实效，他便仍然从儒家思想本身含有的“文化决定论”的角度出发，断定以当时的“人民程度”，中国只能实行开明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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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本文的考察也表明，随着梁启超对现代立宪政治了解的渐趋深入，尤其是他对各种宪法制度的原理和实际功效的就事论事式的考察，一种更为现代的政论家精神也逐渐呈现在晚清最后数年梁启超的言论之中。他首先认识到，现代政治并不需要政治体中所有人都转变成他原本所期待的那种理想的“新民”，支撑起立宪政治的关键社会力量，是被他称为“中流社会”的社会中上阶层，因此他对普通民众不具备足够政治德性的担忧，也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更为关键的是，渐趋成熟的政论家精神使梁启超能够意识到，宪法制度安排本身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或规避“人民程度”问题。一方面，宪政实践本身便能够起到政治教育和训练国民政治能力的作用；另一方面，即使“人民程度”在较长时期内仍然是一个问题，但巧妙的宪法制度设计本身，却能在很大程度上消解或规避由于“人民程度”不足所可能带来的诸种弊端。尽管从宪法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来看，梁借助间接选举制应对“人民程度”不足这一事实，其实际收效可能仍待商榷，但这一主张本身，却足以表明梁在借制度设计化解“人民程度”问题上探索的真诚。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清末新政最后阶段的梁启超政治思想，已经基本实现了从旧有的文化决定论的儒家思维方式向多元、分化、辩证，并能与传统问题意识兼容的现代性精神的转换。或许，我们需要感谢梁启超本人那种“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的勇气。因为正是他在理智和情感上的这种双重坦诚，使得我们在今日仍旧可以透过他这些不深邃但伟大之作品的字里行间，细细品味一个个有关“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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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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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七》，中华书局，2015，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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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部分作品在讨论清末立宪派与革命派之间思想论争时，曾涉及“人民程度”这一主题，参见高良佐《开国前革命与君宪之论战》五，《建国月刊》第8卷第5期，1933年，第7—12页；亓冰峰：《清末革命与君宪的论争》，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0，第195—198页；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第154—161页；苑书义：《中国近代史新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88，第252—254页；耿云志：《从革命党与立宪派的论战看双方民主思想的准备》，《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但以上研究对该主题的探讨皆稍嫌简略，且未曾有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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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康有为对该时期梁启超思想的影响，自不待言。梁在该时期接触严译《天演论》书稿的情况，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57页；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2015，第71、75页；梁启超：《说群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3页。此外，严复从达尔文与斯宾塞理论角度阐述中国自强之道的重要作品，即《原强》一文的第一稿，也早在1895年就已发表（参见《原强》，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第5—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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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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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梁的此种做法受到严复的来信批评，而梁亦在回信中承认问题，参见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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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梁启超：《古议院考》，《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94—96页。梁对议院的功能和职权的看法，似乎是来自该时期流行于知识精英间的“通说”，例见徐建寅《德国议院章程·序》，中华书局，1985，第1—2页；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一·议院》（六卷本），光绪二十四年上海书局石印本，第15—17页；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176、187页；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三联书店，2005，第285—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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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梁启超：《古议院考》，《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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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英〕赫胥黎：《天演论》，欧阳哲生导读，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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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原强》，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第13—14页。尽管严复声称他的主张来自斯宾塞哲学，但这些主张无疑是对斯宾塞本人高度宿命论的理论体系在主观主义和唯智主义方向上的歪曲。关于这种思想歪曲，参见〔美〕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第38—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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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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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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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梁启超《时务学堂札记残卷序》，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4页；梁启超：《蔡松坡遗事》，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4页；梁启超：《初归国演说辞·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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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关于这种“天演”图景，可参见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7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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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佐藤慎一在阐述19世纪末以来被输入中国的进化论观念时，也指出严复、梁启超这些进化论者“对‘天托之权’的观念是不得不否定的”，从而只承认“强者之权”，参见〔日〕佐藤慎一《一八九〇年代的民权论——以张之洞和何启的论争为中心》，许政雄译，许政雄：《清末民权思想的发展与歧义：以何启、胡礼垣为例》，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10，附录三，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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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梁启超：《自由书·论强权》，《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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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梁启超：《自由书·论强权》，《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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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梁启超：《自由书·论强权》，《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30—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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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梁启超：《自由书·论强权》，《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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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参见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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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札记批（节录）》，陈书良编《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第4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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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梁启超：《论湖南应办之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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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参见梁启超《自由书·论强权》，《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30、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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