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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伦知理的见解对梁启超影响颇深，《新民丛报》后刊载梁氏所作之《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即提到：“十八世纪以来，卢骚氏主张民约之说，以社会之理说政治，举世风靡，欧洲百余年之风潮亦因之而起。其说矫枉过正，偏论社会，以之破中世之积论，伸民权之风气则可，以之为国家学至一无二之定理，则有不免失其真者。自伯氏出，主张国家主权之说，破民约之论，百年来最有力之学说，遂为之一变。”[97]欲借伯伦知理对卢梭的批评，来匡正当时国内的思想舆论。经由梁启超的宣传，伯伦知理学说也得到清末新学人士的普遍关注。沈兆祎注意到《国家学》“于卢骚契券之说颇肆讥弹”。[98]顾燮光亦谓：“旧说以国家即君长之谓，固为巨谬，而法国革命盛唱国家即社会之说，亦不免流弊，德国政学家力矫其失，而伯氏之书集其成。”[99]孙宝瑄在日记中也提到：“始惟知君权之专制，及读《国家学》，乃知复有民权之专制。何谓民权专制？即乱民之横暴，荡坏宪法，恣行无忌惮也。”[100]贵州学政朱福铣更曾上奏“请定全国学生为国家学派”，以应对当时学堂诸生的“平等自由”“革命排满”之说，认为“游学诸生嚣竞之风”与“各省学堂冲突之事”，皆与卢梭学说的煽惑有关，提议“令全国学生一律为国家学派，并由各省疆臣选派学生数名前赴德国游学，学成归国，即以所习学说传播全省。宗旨既归画一，即学派不至纷歧”。[101]至民国时期，仍有学者提到：“人民主权说，原起于霍布士、卢骚、边沁、孟德斯鸠等，为十七八世纪间流行之旧说。当日居于暴虐王政之下，持此以反对专制政府，其言最直捷易晓。故革新之业，未尝不与有大勋劳。然其立言，全倾理想方面，而绝不顾历史实际，反动思潮之结果，而非得中之论也。故十九世纪初，伯伦知理国家主权说出，遂一扫而空之。”[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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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谭”刊登的另一篇文章，是梁启超所译之《各国宪法异同论》。篇中虽未明示出处，但实际上是出自日本加藤弘之的演讲文字《各国宪法的异同》，章节、行文皆无二致。[103]梁启超在对宪政知识的考求中，注意到了加藤弘之的著述。[104]《饮冰室自由书》曾引述加藤氏的强权论，称：“加藤先生者，日本大儒，与福泽谕吉先生齐名，盖德国学之导师，进化论之泰斗也。”并指出：“强权云者，强者之权利之义也，英语云The right of the strongest，此语未经出现于东方，加藤氏译为今名。”[105]认为此说“加藤氏言之最详”。[106]加藤弘之“据达文之自然淘汰说而解诸理”，[107]其作《强者の权利の竞争》即意在反驳卢梭的天赋人权论。后杨荫杭译出此书，以《物竞论》之名连载于《译书汇编》。[108]《物竞论》杂引西学各家，阐述优胜劣败之理，以否定自然权利论，提到：“有黑勒尔者，谓国家之起原，决非出于民约，不过出于优者强者征服其劣弱者而已。”其主要针对者，即为“法国学者路索”。[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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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议报》所登“广智书局已译待印书目”中，加藤弘之的《人权新说》即在其列，译者为罗伯雅，[110]后来开明书店又推出陈尚素的译本。在《人权新说》中，加藤氏自言：“余昔赤心醉于天赋人权主义，曩著《真政大意》、《国体新论》等，大主张此主义，近信进化主义以来，颇疑天赋人权之非。”并胪列西洋各家学说，对之做系统的辩驳，[111]指出天赋人权主义“虽一时得猛烈之势力，几欲席卷全欧，至于今日，波及东方，势更张大”，然“全为学者之妄想”，无法得到古今事迹的印证，而卢梭更为“从古未曾有之妄想者”。谓在权利竞争的“定理”面前，天赋人权论“犹海上之蜃气楼，使人咸悦其奇，既至风流云散之时，终无术可以维持之也”。[112]《清议报》译载的《人群进化论》，也出自“加藤先生演说之文”。[113]1900年底，译书汇编社的《已译待刊各书目录》中即录有《加藤讲演集》，[114]系从日文四册本《加藤弘之讲论集》中选译而来，1902年又有作新译书局的版本。时人注意到，《加藤弘之讲演集》“所言天则权利道德法律关系，类能据理而言，无嚣张之习”，其内容则“斥法人路索之民约主义之误”。[115]加藤弘之对民约论的批评，梁启超在当时应已获悉，并认为强权论“与人权自由之说若相悖，而实相成”。[116]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梁氏折中评述了“民约论”与“进化论”，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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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现今学界，有割据称雄之二大学派，凡百理论皆由兹出焉，而国家思想其一端也。一曰平权派，卢梭之徒为民约论者代表之；二曰强权派，斯宾塞之徒为进化论者代表之。平权派之言曰：人权者，出于天授者也，故人人皆有自主之权，人人皆平等。国家者，由人民之合意结契约而成立者也，故人民当有无限之权，而政府不可不顺从民意。是即民族主义之原动力也，其为效也，能增个人强立之气，以助人群之进步。及其弊也，陷于无政府党，以坏国家之秩序。强权派之言曰：天下无天授之权利，惟有强者之权利而已，故众生有天然之不平等，自主之权，当以血汗而获得之。国家者，由竞争淘汰不得已而合群以对外敌者也，故政府当有无限之权，而人民不可不服从其义务。是即新帝国主义之原动力也，其为效也，能确立法治（以法治国，谓之法治）之主格，以保团体之利益。及其弊也，陷于侵略主义，蹂躏世界之和平。[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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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氏看来，两派学说各有其灼见与缺失。加藤弘之所宣扬的理念，与《民约论》中所言“强力不得为权利，从顺不得为义务”，“天下权利，非由强力，而由于契约”，[118]无疑针锋相对。《清议报》所译介的其他政学书籍，也多有对卢梭学说的商榷意见。如论者所注意到的，“近世持进化论者”多“痛排卢氏之说”，[119]《清议报》译载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亦属此一阵营。译者署名“璱斋主人”，由随后的出版信息来看，当为麦鼎华所译，[120]书名曾改为《人群进化论》。[121]有贺长雄引据斯宾塞的进化论，对卢梭的契约学说提出批驳，称：“世之不解社会学者，谓有国土与人民，即成社会。或卢梭派之政治家，论社会起于原始之契约。此等皆谬说，不足致信。夫太古之原人，焉有为此繁琐契约之事哉，是皆不能深求其原因结果之所致者欤。”[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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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政治学者拉坚的著作《政治学》，其部分内容也在《清议报》上登载，由“玉瑟斋主”重译。[123]“拉坚”即Karl Rathgen（1856—1921，当时又译“那特硁”），广智书局后又出版冯自由的全译本。时人注意到，“德国学者对于卢（梭）、陆（克）诸氏之政见，靡不起而拒之”，并特举伯伦知理与那特硁二人，谓：“二氏之理论，有一特别的同点焉，即反对民约之说是也。”[124]那特硁对卢梭多有尖锐批评，评述“契约说”称：“凡理论虽众，至于感动人心，未有如是说之易也；邪说虽多，至于荼毒国家，亦未有如是说之甚也。”并指出：“国家契约说者，霍布士倡之于前，陆克和之于后，虽久行于英国，然学者徒以为谈助耳。及卢骚出，遂为群体之原动力，如纵火森林，适得疾风，既燃法国人群，遂及欧洲大陆。”认为：“此理论之结果，不与群体以分寸之安宁，不加国家以毫发之巩固，反使人群基础以是倾颓，政治组织因之泯灭，创亘古未闻之大革命，腥风膻雨听遍欧洲，其祸之酷，可胜言哉！”又从“历史”与“论理”两方面指出其问题所在，强调契约说在历史上未有成例，且其对平等的假定亦不合逻辑，断言其“实破坏国家之理想而蹂躏国法之基础者也，称之曰政理论，不若曰无政论较为妥帖”。[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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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翻译出版的日本学者市岛谦吉的《政治原论》与小野梓的《国宪泛论》等著作中，[126]对卢梭学说亦多有批评，《政治原论》中“论政治之起原一节，痛诋卢骚国家由人民契约而成之说，一则曰荒诞无稽，再则曰浮夸诞妄”；《国宪泛论》则“驳卢骚之言谓立法之官非全能之官，盖恐其说一行则合众之政体将邻于专制，故为峻辞以拒之”。[127]高田早苗所著《国家学原理》，亦“以神学契约为失当”。[128]正如上述，《民约论》与各家学说缠绕不清，故讨论梁启超的相关认知，亦需要在相应的参照系中把握其位置。正是这些截然不同的观点，使梁启超对《民约论》的认识和思考更趋丰富与全面，而这些与“民约论”异质的学说，在当时国内引起了怎样的反响，对卢梭思想的接受又将造成何种制约，则是另可探究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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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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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学说的传入，不单是其自身内容的简单传递，更与当时的知识环境紧密相关，思想人物的主体性，从中也多有体现。以梁启超而言，其固接触过诸多“反卢梭学说”，但就其思想特性而言，仍不宜过分强调学说之间的对立。如论者所指出的，梁氏“将日本人所译西籍糅合在自己的文章中而不分派别、不分本末地输入国内”，其《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一文“关于国家主权归属问题，梁启超依据的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论；在政府起源问题上，他依据的是卢梭民约论；在政府成立的目的上，他明显受到加藤弘之的影响。并且我们在其文章中也能看到福泽谕吉的文明三段论的影子。而在这篇文章的最主要部分，梁启超正是以中村正直译的《自由之理》为蓝本写成的”。[129]对梁氏而言，上述学理的相互关系或许并非“互斥”，而是“叠加”，无论是国家学、强权说还是民约论，无不“为我所用”，并不专一。又如学者所言，梁启超“对卢梭的批判是在承认卢梭的历史意义的基础上进行的”，[130]1900年梁氏出访夏威夷时便有诗云：“孕育今世纪，论功谁萧何？华、拿总余子，卢、孟实先河。”[131]这种论调在其经办的刊物上不胜枚举。对卢梭所受之非议，梁氏也多有回护，认为其学说固然多受攻诋，但仍有着真理的内核，谓：“卢梭民约之说，非指建邦之实迹而言，特以为其理不可不如是云尔。而后世学者排挤之论，往往不察作者本旨所在，辄谓遍考历史，曾无一国以契约而成者，因以攻民约论之失当，抑何轻率之甚耶！”[132]并强调卢梭关于自由平等的论述“可谓铁案不移”。[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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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所作政论亦多受《民约论》影响，如称：“政府之所以成立，其原理何在乎？曰：在民约。……故欲求政府所当尽之义务，与其所应得之权利，皆不可不以此原理为断。”[134]对卢梭所指出的一点，即“苟以一人或数人所决定者，无论其人属于何等人，而决不足以成法律，又虽经国民全员之议决，苟其事仅关于一人或数人之利害而不及于众者，亦决不足以成法律”，梁氏即表示：“此论可谓一针见血，简而严，精而透矣。”[135]后在《新民说》中，梁氏亦借“契约说”论法律思想，称：“凡一群之立也，少至二三人，多至千百兆，莫不赖有法律以维持之。其法律或起于命令，或生于契约。以学理言，则由契约出者谓之正谓之善，由命令出者谓之不正谓之不善。”[136]在其看来，无论是政府之组织，还是法律之订立，“民约”原则皆应得以体现。梁在称引《民约论》时，对其缺失则了解甚详；当对卢梭有所驳正时，也未因此而全盘否定其理念价值。政学史家评价“社会契约之学说”时称：“一种学说就历史论，则为不健全，在逻辑上，则错谬矛盾，竟能为一六八八年之英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以及美国革命之根据，并能为近代民主政治与公民自由之一种哲学的基础，此种事实谓非政治思想史中之一大谜不可得矣。”[137]此种悖论，在梁启超身上也有着生动的反映。而因卢梭学说自身的复杂内涵，对当时的新学人士而言，在其“吸引力”与“拒斥力”的双重影响下，难免也造成某种认知、接受上的困惑和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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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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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曾由赖骏楠老师点评，提出宝贵意见，在此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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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晓苓：《卢梭“普遍意志”概念在中国的引介及其历史作用》，思想史编委会编著《思想史·专号：卢梭与早期中国共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4，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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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晓苓：《民国时期关于卢梭的论争》，乐黛云、钱林森等主编《跨文化对话》第31辑，三联书店，2013，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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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相关研究在论述《民约论》的在华传播时，多以梁启超为重心。论文有林启彦《卢梭〈民约论〉的传来及其对清末政治思想的影响》，氏著《近代中国启蒙思想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8；〔法〕玛丽安·巴斯蒂：《辛亥革命前卢梭对中国政治思想的影响》，刘宗绪主编《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三联书店，1990；〔日〕川尻文彦：《清末中国接受〈社会契约论〉之诸相》，崔博光主编《东北亚近代文化交流关系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专著则可参见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新星出版社，2006，第169页；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第254—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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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民丛报》第19号，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初一日，中华书局影印版，2008，总第25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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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马君武后曾提到：“卢骚《民约论》共四卷。一八九八年上海同文译书局刻日本中江笃介汉译第一卷，名《民约通义》。一九〇二年杨廷栋据日译成四卷。日译已多错误，杨译更讹谬不能读。”见马君武《〈民约论〉译序》（1916年12月31日），莫世祥编《马君武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第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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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6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9，“残稿存目”，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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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唯见狭间直树先生曾提及这条史料，然而也未展开论述。见〔日〕狭间直树《“东洋卢梭”中江兆民在近代东亚文明史上的地位》，袁广泉译，沙培德、张哲嘉主编《近代中国新知识的建构》，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3，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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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康有为：《我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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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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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沈国威：《康有为及其〈日本书目志〉》，《或问》2003年第5期；王宝平：《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资料来源考》，《文献》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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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日本书目志》（1898年春），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3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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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东京来信》（1899年2月18日），《宫崎滔天全集》第5卷，平凡社，1976，转引自郭连友《吉田松阴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175—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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