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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西北局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正在着手起草《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这一草案的背景是，抗战胜利后，鉴于各方意见纷争，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各民主党派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会议就宪法与民主问题达成初步意见，确立了“省得制宪”的原则：“中央与地方权限应采取均权主义原则；省为自治单位，省长民选，省得自制宪法。”[20]陈瑾昆到延安前，《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已经拟定，10月6日，谢觉哉邀请张曙时、李木庵、王子宜等重审宪草。10月11日，宪草经过六次修改，最终被送往西北局。之后，谢觉哉等对宪草又进行了讨论，直到11月11日，谢觉哉在日记中才提及陈瑾昆，“陈对边宪提了不少意见”。[21]这说明陈瑾昆对宪草的参与较晚，起到的作用也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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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瑾昆参与了中共在陕甘宁边区之外的多项立法工作。1947年，中央法律委员会准备起草全国性宪法草案，陈瑾昆作为主要成员参与，他与毛泽东有关立法的几次通信，也正是发生在这一时期。然而，因其固有的法学思想体系，他的意见也常常不能得到赞同，“今日讨论第三章，发言者都对陈瑾老提案不同意”。[22]这种情况到了1948年日益明显，12月14日，中央法律委员会甚至专门召开会议，在内部对其“旧法思想”进行了批判，“总结争论问题。主要对陈老的旧法观的争辩。现陈老已口头放弃其主张，拟写个东西说明新的法律观及应起草些什么法律”。[23]谢觉哉的这则日记很不寻常，因为谢老为人宽厚，在日记中偶有记录个人性问题，也是就事论事，没有点名。这次不但指明争论的问题，还直接点名，这表明这一问题不单是个人的性格品质，还是不同的思想见解、观点与认识。这次会议仅有的两个议题之一就是对法律争论进行总结，即表明法律争论不是偶然的，而是在会议之前就已经存在，解决这一问题非常重要。[24]由此事也可知，虽然陈瑾昆的法学素养受到赞誉，但因其固有的思想认识，或谓“立场偏向”，其在之后多部法律草案的制定中影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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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中央法律委员会到华北后，陈瑾昆又奉命起草《民法典》。1948年5月，负责领导华北工作的刘少奇找到谢觉哉、陈瑾昆谈话，向他们布置立法任务：“华北大部分已没有敌人，可以着手建立正规法治。……刑法和民法先就旧的改一下施行，边做边改，有总比无好。现急需稳定秩序，财产有保障，使人民乐于建设。”[25]随后，主要是陈瑾昆负责民法典的起草，他甚至还附带草拟了民事诉讼法，谢觉哉在同年7月21日记载：“瑾昆《民诉法》又脱稿，《民法》前已脱稿。”[26]这部解放战争时期珍贵的民法典草稿，现在已经难觅其踪，但由陈瑾昆的学业经历不难推测，它是依据“六法全书”之民法，并参照德国民法典的体例拟定的。若前述刘少奇所称“旧的改一下”是指“六法全书”，则陈瑾昆负责起草的民法典尚问题不大；而如果刘少奇所指为根据地民事法律，则新民法大大偏离了主旨。随着战事的发展，中共对“六法全书”的态度也逐渐明晰，这更显示出陈瑾昆所拟民法的问题。事实上，在变动时代草拟民法典，本身是一项艰难的任务，陈瑾昆虽然是著名的法学家，但他所熟悉的是德日民法典，精通的是“六法全书”体系，对根据地、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法制还缺乏深刻的理解，[27]特别是对后者偏重保护贫农等“无产者”的立场缺少认识，这直接导致了这一新民法典的被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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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抵达延安再转至华北途中，作为知名法学家，陈瑾昆仍然延续了他法学教育者的身份，为中共从事法律工作的领导人讲授法律课程。1947年5月，谢觉哉记述道：“陈老讲民事诉讼法，切实可听。”[28]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陈瑾昆还担任了华北人民法院院长一职。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政协第一、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顾问等职。[29]这期间，他还参与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重要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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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红色”法学家的人生际遇与新中国法律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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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一批法学家中，陈瑾昆算是极为特殊的一位，不仅是因为他在战乱的环境下坚守法律教育岗位九年，是近代中国民法、刑法和诉讼法三个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更因为他在大转折时代放弃北平的生活，率领全家八口人毅然奔赴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这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一般法学家是做不到的，因为延安的条件毕竟要比北平艰苦得多，这也成为其最为独特的“贡献”。[30]然而，检视其法制建设“贡献”的实际，又不免令人慨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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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有着深厚法学素养的知名法学家，本来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但从延安到华北参与法制建设的经历，特别是1948年中央法律委员会对所谓“旧法思想”的集中批评中，已经约略可知他的尴尬地位。1949年后的陈瑾昆，似乎可以在法制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现实的际遇却不免令人唏嘘。1954年宪法的制定，陈瑾昆虽然有参与，但发挥的作用有限，甚至周鲠生、钱端升这样的宪法学专家，也只是作为顾问参与，由毛泽东参加的“宪法起草小组”起草的草案基本上是田家英和胡乔木的手笔，“田还为此读了很多法学书籍”。[31]作为法学家的陈瑾昆此时的处境更为微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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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5月，陈瑾昆在北京不幸病逝，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为他撰写挽联：“单骑突包围，解放旗开，公来独早；兆民齐跃进，共和国建，灵其永安。”作为个人，从其本来应在法制建设中发挥更大贡献的角度来看，他的离世确实令人惋惜；而从时代的角度看，从之后包括“旧法学家”在内一批知识分子的人生境遇来看，他的离世又或许是某种“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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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法学家陈瑾昆晚年的人生际遇，也可以约略看出法治在新中国初期的命运。在“不断革命”思想的引领下，包含自由精神，旨在控权、实现秩序的现代法治无由实现，而最能领会、运用现代法治精神的一批法学家，亦几乎无用武之地，甚至还遭到不断批判。法学家们在政治舞台上的消退，也直接导致法治中国的实现仍然要经历很长一段路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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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陈瑾昆主要法学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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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陈瑾昆主要学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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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陈瑾昆主要学术文章-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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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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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205、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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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瑾昆：《民法通义总则》，朝阳大学出版部，1930，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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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陈瑾昆：《民法通义债编总论》，北平朝阳学院，1933，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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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陈瑾昆：《刑法总则讲义》，北平好望书店，1934，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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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姜晓敏、刘洋：《陈瑾昆的刑事法律思想》，《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第9辑，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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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陈瑾昆：《刑事诉讼法通义》，北平朝阳学院，1930，第2页。该书2007年由法律出版社重印出版，点校人为郭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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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陈瑾昆：《余为何参加中共工作》，东北书店，1946，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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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第10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