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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1年5月1日批准通过《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该文本由两年前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修改而来，是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集中体现，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普遍同情。相反，国民党对轰轰烈烈的民主宪政运动并无好感，并多次打压，1940年，国民党再次宣布国民大会不能按时召开，《五五宪草》仍然只能停留在草案阶段，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随之偃旗息鼓，但是中共在此时期与国民党的对比中更多地获得了知识分子和下层民众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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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结束后国内进入短暂的和平时期，国共两党若径操干戈，定会失去民众支持；为国内外形势所逼，政治斗争代替武装斗争成为战后初期中国政治舞台的焦点，双方围绕宪制建设更是进行了你来我往的交锋。在这种情形下，中间党派有了一定的活动空间，国共两党都想争得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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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于此，中共与国民党就联合政府的组建小心周旋，尤其就“五五宪草”的修改稿在政治协商会议上进行了艰辛的斗争，最终宪草协议虽然通过，但是反对派极为不满，实际上预示了政协决议实行过程中国民党出尔反尔的必然。[59]另一方面，中共积极进行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建设，并于1946年4月出台《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试图以此将解放区建成全国的民主模范区，在宪政民主方面最大限度地争取支持。有鉴于此，中间势力中最强调中间立场的民盟，在政治上逐渐靠近中共。1947年，张澜在民盟的一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总结道，中共确实已经有了同国民党合作的诚意，政协失败是因为国民政府单方面撕毁政协决议，为国家人民福利计，走向中国的真民主意味着放弃中立。[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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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9年初，国民党在大陆败局已定，共产党联合民主党派组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起草《共同纲领》，确定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至此，中共以宪政民主为口号，除了占全国百分之八九十的工农群众外，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最大程度上吸纳整合了更加广大的政治力量。苏维埃共和国为崭新的人民共和国所取代，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体现。[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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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根本法的回应：从群众到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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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的语境下，“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62]而国家政权有两个身体——国体和政体。国体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政体是政权组织形式。这两者都涉及一个问题：一个政权的政治主体为何者？前文已述，1937年后，苏维埃政权不复存在，中共所拥有的是具有极高独立性的中华民国的地方政府，因此不便以“国体”“政体”“宪法”等范畴来分析其法律文件。但是，从《宪法大纲》到《共同纲领》间的若干法律文件，仍然具有根本法的性质，笔者试图以此来分析其政治运作组织形式及其主体的变更；另外，若干根本法文本的前言（序言）都是在论证中共政治力量存在的正当性来源，因此笔者将此作为比较的另一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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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求典型，笔者以《宪法大纲》（一苏大会）、《宪法大纲》（二苏大会）、《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共同纲领》为对象，列表分析中共根本法文件的变更，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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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中共根本法文件的变更（1931年11月—194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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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根据表2，做如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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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前言/序言中，战争与革命仍然是叙事的主要依据，这凸显了“革命宪法”的本色。但是根据所针对对象的不同，其立法依据亦有不同。《宪法大纲》将自身定义为工农革命的任务书，因此诉诸的是在全国实现的美好前景；《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基于对“民主共和国”的期望，已经直接道明其同意在国民党的领导之下，《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对此进行修正，诉诸更加上位的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并明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体现了共产党人对于保持自身独立的警觉性。而《共同纲领》的前言是对通过统一战线建国的成果的确认，也是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再次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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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政治主体上，从“群众”到“人民”的过渡是一条主线。民族危机愈发严重之后，中共“一致抗日”的口号赢得了国内欢迎，也在很大程度上纾解了自身的危机状态。[63]《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也对《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中的“人民”进行了更加细致具体的说明。《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对“人民”的具体范围亦语焉不详，反映了自身的复杂定位——既有对国民党真正推行宪政的希望，同时也在为自身摸索建国之路做尝试。《共同纲领》对“人民”则有了非常明确的界定，充分反映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划分敌我的成果，也基于解放战争尚未完全完成的现实而对所谓的“反动分子”进行惩罚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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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具体组织形式上，工农兵会议（苏维埃）是“苏维埃”的题中之义，既反映了中共动员和规训群众的现实诉求，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苏联体制的机械模仿。《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并未将“民主集中制”具体表述出来，但是说明“民主集中制”本身已经成为中共的理政策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则完整表达了“三三制”，不可不称为巨大的进步。《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一方面承接之前“参议会”的说法，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表述和实体上都在逐渐确立，[64]这也为后来的《共同纲领》所继承，成为新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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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中共从1931年开始的政权建设之路虽然时有坎坷，但是仍然在理念和制度两个层面上完成了政治基础从“群众”到“人民”的过渡。这是统一战线的积极成果，并成为新中国的建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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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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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独立建立政权的实践虽然很早就已开始，但是直到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中共才完成建立一个崭新的共和国的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正是“人民”作为主体力量所完成的“翻天覆地”的伟大历史变革。[65]至此，中共领导下的以群众为主要革命力量，同时最大程度上吸纳整合政治精英的建国之路被画上圆满句号。前文已经说明，“人民”的起点正是《宪法大纲》中的“工农群众”，[66]而后来的《施政纲领》等宪法性文件则体现了中共统一战线的转换。这恰恰印证了高华先生的看法，1949作为研究中国革命分水岭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苏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着极大的共性。[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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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斗争是《宪法大纲》的关键词，但是革命本身存在着一个永恒的悖论：革命涤荡了所有旧秩序，但随之而来的是对新秩序的构建。鲁迅曾经提醒道：“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情。”汉娜·阿伦特将革命视为“开端”（the beginning），但是她也意识到“那些聚集在一起组成新政府的人们，他们本身就是违宪的”，[68]革命政权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如何最大限度地保证本身不被革命。从这个角度来说，新政权的宪法制定正中肯綮。西耶斯针对这个悖论（后人称为“西耶斯悖论”）提出了“制宪权”理论，施米特和阿伦特进行进一步的论证，前者致力于以“主权决断论”为基础阐释人民民主专政的进路，后者则进行了“政治行动论”的建构。[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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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历史周期律”问题，这个问题既是对中国古代自商汤革命以来王朝更迭（“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总结，在中国走向现代共和国的道路上又可以视作为“西耶斯悖论”的翻版。毛泽东认为共产党找到的解决方法就是民主，这两个字的背后或许就是共产党对其通过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所凝聚起来的强大的政治共识的自信。而且，中共的从群众到人民的政治整合过程也恰恰反映了中国近代百年来的一个重要成就，即对“人民”这个概念的建构。[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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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共同纲领》对中共的建国之路做出了十分精准的总结。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各个宪法文本既然是中共统一战线的体现，前提自然是要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便是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时至今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为现行宪法的重要叙事依据，有学者将其称为“根本原则”。[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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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宪法文本的背后是政治的考量，《宪法大纲》之后的多个根本法文本为我们做了极佳的注解，从这一层面来说，这些条文并不是固定化的笔墨；相反，它们既反映了一支政治力量对当时革命形势和革命前途的理解，又作用于社会现实。由此看来，这一系列法律文本毋宁是中共整合政治力量的动态过程。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从《宪法大纲》开始，共产党领导下的宪法制定便带有一定的实用主义倾向，[72]这种工具性是和革命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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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文本在形式上和内容上更加完善固然是公众的吁求，但徒法不足以自行，宪制改革便是政治体制改革，这背后便是共产党从革命政党向执政政党的历史转变，更宏观地讲，这关系到古老的中华民族跨越“历史三峡”，走向常态稳定的新盛世。中共十六大正式提出要建设政治文明。另一方面，经由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所建构出来的人民在改革开放之后又面临着极大的阶层分化，改革开放也释放出来更多元的社会力量。《宪法大纲》在战争时期走出了政治整合的第一步，奠定了建国的根基；现在的宪法改革也必须最大限度地凝聚政治共识，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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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尹辉煌，武汉大学法学院；饶传平，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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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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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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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给中共中央电》，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7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