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712766
1702712767
实际上，此后北洋司法中枢对前清刑幕与法官并未完全排斥。1915年前后，民国政府聘请前清刑名人员，如吉同钧、张廷骧等参与修订法律；[124]1915年7月公布《司法部拟订荐任法官资格》，规定“曾充督抚臬司等署刑幕五年以上，品学夙著，经该署官长或同乡荐任以上京官证明者”，可参加司法官甄录考试；同年底公布的《各级审检厅任用学习生章程》，也同意前清法官考试及格者任审检厅学习生。[125]但是，历史变迁对“旧人”自有其淘汰机制与转化办法。1916年6月，黎元洪继袁世凯之后出任总统，段祺瑞任总理，组成内阁，司法总长之位，段原拟董康，这时，张国淦对段祺瑞说“何不用几个新人”，并举荐王宠惠、张耀曾二人，最后段氏选定“新人”张耀曾。[126]这虽是近代史上一微小细节，未必有普遍解释作用，但足以提示：一方面，在北洋政权系统中，主体是“旧人”，“新人”仅为点缀品；另一方面，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颇成时潮的近代社会，“新人”优胜于“旧人”，时代留给“旧人”的机会不多，亦不广。易言之，“旧人”退出历史舞台只是时间问题。其实，这一过程并没有后人想象的那么漫长。就司法人员而言，1922年初，北京政府法律顾问、法学博士岩田一郎在考察中国司法状况后，就指出中国“旧式之法官，已不见一人”。[127]民国建立仅十年，旧式司法官已难觅踪影，可见司法人事新陈代谢之速。当然，清末民初法政教育勃兴，培养了大量新式司法官后备人员，也是推动司法人事新陈代谢的原因之一。
1702712768
1702712769
学界一般认为，经由辛亥革命，中国实现了从清朝到民国的政权更迭。“革命”其实更多的是妥协，因此两个政权之间的承续性非常明显。这种承续性首先体现在人事系统中，尤其是中央政府，无论是国务院还是内务部、外交部、司法部等，人事承续甚是显著。[128]例如，民国元年国务院直属机构（秘书厅、法制局、铨叙局、印铸局）职官，大多是“清廷的内阁官员和旧部属员”。[129]其实，这种承续性不仅体现在袁世凯时期，在后袁世凯时代也很明显。研究表明，1916—1928年民国政府117名内阁成员中，88名为前清官僚，占内阁总人数的75.21%。[130]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承续性的面相之下，某些隐性的“革命”悄然发生。有学者以民国初年外交部为个案的研究表明，辛亥鼎革后重新组建的外交部，其班底虽来自清末外务部，但其人员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科举出身的总理衙门章京大量离职，仅有少许留任；举贡人员被裁撤殆尽；译学馆学员也仅有少数留任；外交部职员以留学生居多，且多有在驻外使馆任职的经历，从此外交部逐渐形成自己独立的用人系统。[131]由此观察，外交部人事变动情况与司法审判系统颇为相似，因为二者均为专业性很强的职业，非一般人员可胜任。大体而言，越是专业性的领域，辛亥鼎革后的人事变动越大。
1702712770
1702712771
除“专业”外，还需注意“层级”问题。如前所述，若观察从清政府到民国政府的上层人事，二者之承续性非常明显，最显著的例证就是如前所引，1916—1928年民国政府117名内阁成员中，前清官僚占75.21%。但是，中下层就未必如此。具体到民初司法系统，中枢人员（如司法总长、次长，大理院院长等）大体可分为两种：前清旧吏，如许世英、徐谦、董康等；法政新人，如章宗祥、江庸、张耀曾等，在清末就已进入体制内。司法中枢如此，各省司法长官状况也差不多，1913年初，各省司法筹备处处长21人中，大多数为前清司法官吏。[132]可见司法高层人事承续性之明显。但中下层状况未必如此，如前文所述，而是以法政毕业青年居多，变动甚巨。由此可言，越是层级高者，鼎革后的人事变动越小，反之，则越大。其实，“专业”与“层级”并不矛盾，而是交叉互涉，因为较高层级者多半属政务官，对专业要求未必很高；中下层级者，多半为事务官，对专业要求可能反而较高。要言之，考察辛亥鼎革后的人事问题，除关注“承续”与“断裂”面相之外，尚需留意“专业”与“层级”因素。
1702712772
1702712773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1702712774
1702712775
[1] 《大理院为本院奏请试署推事各缺期满各员补授事致民政部咨文》（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民政部档案，档案号：1509/6/002、006。该档案共开列27人，新式人员仅1人。
1702712776
1702712777
[2] 本文所言司法官，主要包括审判人员与检察人员，不包括书记官等司法辅助人员，因为研究关联，部分也涉及司法行政官员。
1702712778
1702712779
[3] 拙文《亲历清末官制改革：一位刑官的观察与因应》，《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2期；《制度变革与身份转型：清末新式司法官群体的组合、结构及问题》，《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5期。
1702712780
1702712781
[4] 关于这一问题的既有研究尚不多见，李超《清末民初的审判独立研究——以法院设置与法官选任为中心》（法律出版社，2009）第四章“民国元年对法院、法官的改组”论述及此问题，但考察时间限于民国元年，未能通观民初数年的变化；拙文《民国初年的司法官制度变革和人员改组》［《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亦涉及此问题，但仅数千言，过于简略，尚存进一步申论之必要与可能。
1702712782
1702712783
[5] 徐世虹主编《沈家本全集》第7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第856页。
1702712784
1702712785
[6] 《旧学部之窘况》，《申报》1912年4月4日，第2版。
1702712786
1702712787
[7] 《北京各部之现状》，《民立报》1912年4月28日，第7版。
1702712788
1702712789
[8] 汪祖泽、莫擎天：《辛亥前后的广东司法》，《广东文史资料》第8辑，1963，第165、166页。
1702712790
1702712791
[9] 《广东司法司呈报办理及进行之种种》，《广东司法五日报》第1期，1912年，“公牍”，第1—2页。
1702712792
1702712793
[10] 马寿华：《服务司法界六十一年》，台北，马氏思上书屋，1987，第18页。
1702712794
1702712795
[11] 《苏都督批斥攻讦法官》，《申报》1912年3月25日，第6版。
1702712796
1702712797
[12] 丁贤俊等编《伍廷芳集》下册，中华书局，1993，第510—511页。
1702712798
1702712799
[13] 《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袁布告内外大小文武官衙》，《临时公报》（北京）1912年2月27日，通告（无页码）。
1702712800
1702712801
[14] 《临时大总统令》，《临时公报》（北京）1912年3月11日，“命令”。
1702712802
1702712803
[15] 《北京近讯摘要》，《神州日报》1912年3月20日，第3版。
1702712804
1702712805
[16] 《司法次长之政见》，《顺天时报》1912年4月9日，第7版。
1702712806
1702712807
[17] 《司法人员大恐慌》，《民立报》1912年4月28日，第8版。
1702712808
1702712809
[18] 《司法部冲突之种种》，《顺天时报》1912年4月27日，第7版。
1702712810
1702712811
[19] 《新旧各部近状记》，《申报》1912年5月5日，第2版；《法部补发欠薪》，《民立报》1912年5月5日，第3版。
1702712812
1702712813
[20] 《京华政局丛谈》，《神州日报》1912年5月20日，第4版。
1702712814
1702712815
[21] 《司法部令》，《政府公报》第8号，1912年5月8日，“部令”。
[
上一页 ]
[ :1.70271276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