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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所言“不知爵位之尊卑，而但论权势之轻重”，中肯地点明了部院堂官与司官的关系。雍正以前，六部司官特别是汉司官之于堂官的依附性较低，堂官对司官仕途前程的影响较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刑部满司官分部不分司，由堂官随时指派，而汉司官由吏部铨选，既分部又分司，所以到部之后，堂官很难对汉司官的工作进行调整。考虑到各司繁简不同，官员能力大小不一，康熙末年，刑部出现了由堂官指派能干的司官“兼司”的情况。不过雍正帝登基伊始，就下令停止部员“兼司”。[5]第二，清初司官能否得缺、升职、外放，主要凭借年资，由吏部操作。本部堂官对司官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考核时对其“注定考语”，供吏部参考。清初六部堂司在部时间较短，互相了解不足。康熙初年，皇帝即下旨批评：“向来京察、考满各官由本衙门堂官注定考语，有注称职者，有注平常者。及至升转时，全不察照”，将京察停止举办。[6]此后京察举、废不定，直到雍正年间才形成定制。第三，这一阶段刑部内最重要的机构是有定额的十四清吏司，需由堂官派差的只有提牢、档房、饭银库几个机构，且部内有实缺者多，候补人少，司官对兼办部内的差遣积极性不高。相反，最让他们孜孜以求的是部外的差遣，如担任各省学政、考官，放榷关监督、仓监督、巡盐御史之类。这些差遣的选派由吏部掣签完成，与本部堂官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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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六部堂司，地方道府以下官员保举、参劾皆出于督抚。是以道府敬督抚之礼远过于司官之于部堂，是势所必然。而在六部之内，满司官因为多系本部笔帖式出身，在部时间较长，又由堂官临时点派分司，相对于升降出于吏部的汉司官，对本部堂官的尊敬度要更高一些，这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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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雍正帝下令六部司官参谒堂官要屈一膝行礼，但基于“重权势而轻爵位”的官场铁律，六部堂司之间的权力结构不改，单凭皇帝旨意，官场礼仪很难有所改变。乾隆中期以前，司官向堂官屈膝的情况似乎并不多见，乾隆十一年（1746），有官员向户部侍郎傅恒屈膝行礼，还被御史参奏谄媚无耻，引起一场风波，[7]可见其情形之少见。但是，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乾隆帝却忽然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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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义廉耻，居官者立身之要。虽不可妄行骄纵，亦不应自处过卑，以为取悦上司之计。如侍卫及满汉部属与堂官接见回事，俱有一定体制。遵行已久，人所共知。近闻侍卫、部院司官内有见该堂官辄行屈一膝者，或更因有恳求之事，及本身稍负愆尤，即免冠叩首者。至于途次相遇，有彼此乘马，属官竟行下马者，于定制甚为错谬。[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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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谕旨有三点最值得关注。第一，乾隆帝所谈的“一定体制”，并非其父在雍正五年时所定之制，甚至特意强调“司官内有见堂官屈一膝者”是“于定制甚为错谬”。按照清代的惯例，后代皇帝日常学习的一个重要内容，即系前代《圣训》与《实录》。因此，乾隆帝不知道乃父“定制”的可能性较小，而故意忽略的可能性较大。第二，从“更因有恳求之事，及本身稍负愆尤，即免冠叩首”一句看，其时部堂对司官前途的影响已经比较大了。司官在礼仪上尊敬部堂还是因为“权势”而非“爵位”。第三，根据谕旨的口气，此时司官向堂官行礼以及遇事叩首的现象，已经出现了一些，但还算不上普遍，皇帝此旨有防微杜渐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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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这些现象之后，乾隆帝命令：“著通行晓谕：侍卫、部属接见本管堂官，俱照旧例侍立回事，即自行问候亦不过鞠躬致意，已足达情称礼。倘传行之后，有仍蹈前辙者，该堂官即行严加申饬训诲，诲而不悛，即参奏治罪。”不过，和雍正帝的命令一样，他这道谕旨在部堂权力越来越大的发展趋势下也毫无用处。乾隆年间，刑部司官李坚的《行状》中记载：“公与同官谒故刑部尚书满洲德公（福），诸进见者屈半膝，依外有司礼。德公素抗直，不乐曹吏趋媚媆，一见辄惊，顾自推坐，拊掌呼曰：‘诸曹大误！诸曹何为至此！’时居后者惟公长揖而已，德公尤异重之。”[9]又孙星衍到刑部之后，先去谒见管部大学士阿桂，孙星衍自记：“公止星衍等勿行一足跪礼，曰：‘吾为郎官时无此礼也。’先是，中属官谒长官皆长揖，因亲王领部乃有膝礼，俗相沿不能改。”[10]德福担任刑部尚书是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到四十七年（1782）间，孙星衍分部是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而阿桂所谓“吾为郎官”之际，则在乾隆三年（1738）到乾隆十年（1745）之间。换言之，在雍正帝命司官向堂官行膝礼之后，这一礼节并未在部院推广。相反，在乾隆帝禁止司官向堂官行膝礼之后，反而愈演愈烈。不过，这一时期的堂官还比较谦逊，以阿桂之权势，对司官的屈膝礼尚且推辞拒受。嘉庆、道光、咸丰、光绪四朝，或御史上奏，或皇帝主动下旨，一再重申乾隆帝的禁令，可知此际风气已成，司官向堂官行单膝跪礼成为部院中的普遍现象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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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雍正帝的看法，礼仪的尊崇，无非源于权势的增长，而乾隆中期前后司官对堂官礼仪的巨大变化，正是二者权力格局变化所导致的。六部都是如此，对于法律专业性特别突出的刑部来说则更甚。对应雍正以前的三点表现，乾隆以后刑部的堂司关系也表现为三点。第一，雍正以后，司官不论满汉，分部之后的具体司分由本部堂官分配，此后调司、兼司，亦凭堂官意旨。[12]第二，司官补缺，从各级都由吏部通补、行取，改为从主事到郎中，都在部内升补，且三分之一左右的缺额都改“选缺”为“题缺”，[13]司官分部后能否早日获得缺分并按期提升，除年资之外，堂官的意见变得非常重要。另外，由于堂官和司官在部的任期都变得越来越长，[14]堂官对司官的了解也远比雍正以前充分，堂官的京察“考注”以及“荐牍”越来越获得皇帝的重视，对司官的前途有重大影响。第三，乾隆年间，基于业务的需要，刑部先后成立了许多不设缺额的重要机构，如秋审处、律例馆、减等处等，各司也明确分出掌印、主稿、帮印、帮稿等高低不同的差遣。乾隆以后，部内学习行走、候补等官越来越多，司官在部内的地位明显拉开。司官如欲尽早补缺、升职，就必须尽可能多地担当重要差遣。这些差遣的选派，全听本部堂官分配。此外，乾隆中期以后，部外差遣之最佳者首推由部曹兼任军机章京，而军机章京需由本部堂官推荐产生。在这三点表现都发生重大变化之后，刑部堂司关系也发生了重大改变。相对于雍正以前，时代越晚，堂官之于本部司官前途的决定权就越大，司官之于堂官的依附性也就越高。堂司之间的礼仪越来越重，就是顺其自然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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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堂司之间的工作交往模式：在京日常公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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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司之间的工作交往可分为在京日常公务和在外派审案件两大类。事实上，所谓公与私，都是相对而言，并不能截然分开。说堂、派审虽是公事，但也是培养私人关系的时机；聚饮唱和、拜年请安虽是私事，但也有为办理公事方便做铺垫的作用。刑部司官一旦外放为地方官，升任之时以及此后进京述职、陛见之际，都要与原来的堂、司旧僚应酬往来。原衙门要“公请”，外放官员要“馈赠”，私人关系亲密的同僚之间还要进行单独的宴请拜访。[15]乾嘉以后，刑部司官之出色者，外放数年后多能担任外省按察使、巡抚，并回任本部堂官。[16]因此，这种本来体现同事寅谊的私人交往，就加入了更多的功利色彩。不过，为了方便讨论，在此笔者还是以狭义上的“工作”作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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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部堂司日常在部的工作交往可归纳为“说堂—画稿”模式，即司官拿着拟好的文件向堂官当面汇报，堂官予以批复决策的模式。刑部政务理论上采取集体负责制，每一份奏稿只有经过所有堂官列名、画押才能产生效力。但在实际运作中，一般倾向于由“当家”堂官每天到部坐堂，首先听取各司汇报。[17]至于其他堂官，如系兼办军机处、内阁事务，或因其他原因不能经常到部，司官多将案稿送到他们在内廷的值房画稿，[18]或送到府宅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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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乾隆年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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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间，各司公事是“谁作稿，谁回堂”，即文件由谁主笔，谁就亲自向堂官汇报。[19]在这种有些自由竞争意味的环境下，许多司官大胆发表意见，甚至不惜顶撞堂官，以展现自己的见识，获得堂官的注目。这一时期刑部司官的传记墓志中，经常出现“遇事意有不可，必力争之司。不得，则争之堂上官。虽抵牾不顾”之类的记载。[20]同时，又强调堂官虚怀纳谏，爱惜提拔诤才。如刘统勋掌部期间的司官陈梦说：“性介，不妄与人交昵，初或疑其隘，久而弥挚。尤勤于守官，在部时谳决必比律协情，不阿上官意。尝与诸城刘文正公（统勋）诤五日，而卒不易所拟，文正公心韪之。”[21]当然，传记墓志中所反映的，大多是传主、墓主的正面信息，那些堂司不能相得，或者司官以展示才干为目的、为反对而反对的负面情况，很难反映在这些材料中，但在刑部的实际工作中却数量不乏。乾隆五十七年（1792），刑部额外主事魏若虚针对一件本司同僚主笔的案子抗不画稿，欲单独进折上奏，被本部堂官参奏。按照乾隆年间的惯例，一份案稿虽然通常出自一位司官之手，但在上奏时需由全体堂官及该司全体司官签名画押，若其中有人持有异见，争执不下，即“抗不画稿”。乾隆帝认为，此案作稿司官和刑部堂官的意见并无不妥，批评魏若虚“固执己见，任意乖张，始终抗不画稿。且意图见长，并自行缮折，意欲陈奏。其意不过因近来有讦告上司，曾邀迁擢之事。遂欲借此一案，独出己见。希冀一经上闻，或得幸邀识拔，其为参进用巧，尤属显然”。[22]皇帝的说法固然有猜测臆断的成分，但“意图见长”一词，确与当时刑部司官做事态度相吻合。魏若虚此时仅是额外主事的身份，尚未补缺即欲单独上奏，尤见此时刑部司官间竞争之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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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氛围下，那些能力虽强，但作风朴实、不愿意在堂官面前“争胜”“见长”的司官们的仕途就很成问题，需要通过偶然的机会才能出头。道光年间刑部尚书陈若霖的晋升经历就很有代表性。陈若霖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任刑部主事，他虽然由翰林院庶吉士分部，但“貌简口讷，不喜趋承”，在刑部时，“惟日坐司堂理牍，堂官从不识其面”，他自己“亦不求人知”。嘉庆四年（1799）和珅伏法，其管家刘全被定拟遣罪，要从刑部押解顺天府发遣。刘全押解顺天府之日正值陈若霖充当部内当月司官，他将刘全亲自押到顺天府，并索取回执。不久，有御史参奏，刘全“声势尚赫，临行夹路饯筵，拥挤不绝，以致发配三日尚未出京”。嘉庆帝误以为问题出在刑部的环节，将刑部诸堂当面痛斥。诸堂“噤无以对，碰头出。即联骑入署，立传各司官诘之，司官亦皆茫然”。诸堂问明负责押送刘全的当月司官是陈若霖后召其上堂，“厉色以待”。直到陈若霖从容出示了顺天府当天的回执，诸堂才大松一口气。从此“合署上下无不知有福建陈老爷者”，陈若霖也迅速被派委为秋审处总办司官，受到嘉庆帝器重。[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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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嘉道时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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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以后，刑部堂司关系与乾隆年间相比有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嘉庆以后各司明确了固定的掌印、主稿人选，虽然每天“当家堂官”到部后，全体司官都要聚集到正堂——白云亭伺候，但能向堂官持稿回话者，已仅限于各司掌印、主稿等员，其余资浅司官，不过陪同侍立而已，没有发言机会，堂官甚至连他们的姓氏也不知道。第二，掌印、主稿等人在回堂时言语甚多，为博取堂官的赏识极力表现。道咸年间的司官贾树諴曾作《秋曹叹》，描述了这一时期刑部堂司的交往状况。诗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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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朱紫纷尘埃，屠沽贩竖皆奇才。我亦自笑俗未免，西曹三载空追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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衮衮诸公看已熟，作官到此真可哀。入门下马日正午，年□□毕心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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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强作解事者，未娴三尺徒喧豗。须臾呵殿声如雷，狱隶大呼堂官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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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曹蜂拥争白事，谁与后至神阻摧。中坐贵人美且髯，珊瑚烂漫翎葳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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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吏向前语刺刺，贵人笑口微为开。其余环立但竦听，可怜局缩如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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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曹姓氏自难记，双眸安得为卿回。退向衙斋且隅坐，同僚犹得相嘲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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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人苦说薄书剧，一日视决诸囚累。呜呼生与哙等伍，读书万卷何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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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得濯翼凌蓬莱，俯视尘海如一杯。[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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