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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堂司之间的工作交往模式：在京日常公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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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司之间的工作交往可分为在京日常公务和在外派审案件两大类。事实上，所谓公与私，都是相对而言，并不能截然分开。说堂、派审虽是公事，但也是培养私人关系的时机；聚饮唱和、拜年请安虽是私事，但也有为办理公事方便做铺垫的作用。刑部司官一旦外放为地方官，升任之时以及此后进京述职、陛见之际，都要与原来的堂、司旧僚应酬往来。原衙门要“公请”，外放官员要“馈赠”，私人关系亲密的同僚之间还要进行单独的宴请拜访。[15]乾嘉以后，刑部司官之出色者，外放数年后多能担任外省按察使、巡抚，并回任本部堂官。[16]因此，这种本来体现同事寅谊的私人交往，就加入了更多的功利色彩。不过，为了方便讨论，在此笔者还是以狭义上的“工作”作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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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部堂司日常在部的工作交往可归纳为“说堂—画稿”模式，即司官拿着拟好的文件向堂官当面汇报，堂官予以批复决策的模式。刑部政务理论上采取集体负责制，每一份奏稿只有经过所有堂官列名、画押才能产生效力。但在实际运作中，一般倾向于由“当家”堂官每天到部坐堂，首先听取各司汇报。[17]至于其他堂官，如系兼办军机处、内阁事务，或因其他原因不能经常到部，司官多将案稿送到他们在内廷的值房画稿，[18]或送到府宅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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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乾隆年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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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间，各司公事是“谁作稿，谁回堂”，即文件由谁主笔，谁就亲自向堂官汇报。[19]在这种有些自由竞争意味的环境下，许多司官大胆发表意见，甚至不惜顶撞堂官，以展现自己的见识，获得堂官的注目。这一时期刑部司官的传记墓志中，经常出现“遇事意有不可，必力争之司。不得，则争之堂上官。虽抵牾不顾”之类的记载。[20]同时，又强调堂官虚怀纳谏，爱惜提拔诤才。如刘统勋掌部期间的司官陈梦说：“性介，不妄与人交昵，初或疑其隘，久而弥挚。尤勤于守官，在部时谳决必比律协情，不阿上官意。尝与诸城刘文正公（统勋）诤五日，而卒不易所拟，文正公心韪之。”[21]当然，传记墓志中所反映的，大多是传主、墓主的正面信息，那些堂司不能相得，或者司官以展示才干为目的、为反对而反对的负面情况，很难反映在这些材料中，但在刑部的实际工作中却数量不乏。乾隆五十七年（1792），刑部额外主事魏若虚针对一件本司同僚主笔的案子抗不画稿，欲单独进折上奏，被本部堂官参奏。按照乾隆年间的惯例，一份案稿虽然通常出自一位司官之手，但在上奏时需由全体堂官及该司全体司官签名画押，若其中有人持有异见，争执不下，即“抗不画稿”。乾隆帝认为，此案作稿司官和刑部堂官的意见并无不妥，批评魏若虚“固执己见，任意乖张，始终抗不画稿。且意图见长，并自行缮折，意欲陈奏。其意不过因近来有讦告上司，曾邀迁擢之事。遂欲借此一案，独出己见。希冀一经上闻，或得幸邀识拔，其为参进用巧，尤属显然”。[22]皇帝的说法固然有猜测臆断的成分，但“意图见长”一词，确与当时刑部司官做事态度相吻合。魏若虚此时仅是额外主事的身份，尚未补缺即欲单独上奏，尤见此时刑部司官间竞争之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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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氛围下，那些能力虽强，但作风朴实、不愿意在堂官面前“争胜”“见长”的司官们的仕途就很成问题，需要通过偶然的机会才能出头。道光年间刑部尚书陈若霖的晋升经历就很有代表性。陈若霖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任刑部主事，他虽然由翰林院庶吉士分部，但“貌简口讷，不喜趋承”，在刑部时，“惟日坐司堂理牍，堂官从不识其面”，他自己“亦不求人知”。嘉庆四年（1799）和珅伏法，其管家刘全被定拟遣罪，要从刑部押解顺天府发遣。刘全押解顺天府之日正值陈若霖充当部内当月司官，他将刘全亲自押到顺天府，并索取回执。不久，有御史参奏，刘全“声势尚赫，临行夹路饯筵，拥挤不绝，以致发配三日尚未出京”。嘉庆帝误以为问题出在刑部的环节，将刑部诸堂当面痛斥。诸堂“噤无以对，碰头出。即联骑入署，立传各司官诘之，司官亦皆茫然”。诸堂问明负责押送刘全的当月司官是陈若霖后召其上堂，“厉色以待”。直到陈若霖从容出示了顺天府当天的回执，诸堂才大松一口气。从此“合署上下无不知有福建陈老爷者”，陈若霖也迅速被派委为秋审处总办司官，受到嘉庆帝器重。[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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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嘉道时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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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以后，刑部堂司关系与乾隆年间相比有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嘉庆以后各司明确了固定的掌印、主稿人选，虽然每天“当家堂官”到部后，全体司官都要聚集到正堂——白云亭伺候，但能向堂官持稿回话者，已仅限于各司掌印、主稿等员，其余资浅司官，不过陪同侍立而已，没有发言机会，堂官甚至连他们的姓氏也不知道。第二，掌印、主稿等人在回堂时言语甚多，为博取堂官的赏识极力表现。道咸年间的司官贾树諴曾作《秋曹叹》，描述了这一时期刑部堂司的交往状况。诗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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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朱紫纷尘埃，屠沽贩竖皆奇才。我亦自笑俗未免，西曹三载空追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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衮衮诸公看已熟，作官到此真可哀。入门下马日正午，年□□毕心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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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强作解事者，未娴三尺徒喧豗。须臾呵殿声如雷，狱隶大呼堂官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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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曹蜂拥争白事，谁与后至神阻摧。中坐贵人美且髯，珊瑚烂漫翎葳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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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吏向前语刺刺，贵人笑口微为开。其余环立但竦听，可怜局缩如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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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曹姓氏自难记，双眸安得为卿回。退向衙斋且隅坐，同僚犹得相嘲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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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人苦说薄书剧，一日视决诸囚累。呜呼生与哙等伍，读书万卷何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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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得濯翼凌蓬莱，俯视尘海如一杯。[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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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诗意味绝然不同的是道光年间刑部郎中斌良奉堂派任江西司掌印时的诗作，诗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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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绾银黄带绶长，云司犹是领南昌。临民好励心如水，判牍俄看笔有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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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群黎关性命，允明词组辨诪张。苍鹰乳虎多溪刻，须识刑宽育物祥。[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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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江西外，斌良在刑部先后掌印山东、山西、广西多司，并充任律例馆提调。[26]其日日忙碌回堂、博得堂官青眼的情形，就是贾氏笔下的“老吏向前语刺刺，贵人笑口微为开”。而贾氏自己环立局缩，遇求堂上贵人回眸一问姓名而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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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与乾隆年间相比，嘉庆以后各司已经明确固定了掌印、主稿人选，一司之内有了明显的等级差别。各司事务回堂的工作由掌印、主稿完成，其他司官和堂官接触的机会较少，“诸曹捷己争胜”的场景不在。而已经贵为掌印、主稿的司官在回堂时，也不必同乾隆年间的资浅司官那样，为了博得堂官认识而表现出作为激烈的反对者的姿态。因此，在这一时期，刑部无论是司官之间，还是堂司之间，都显得比乾隆年间“和睦”得多。嘉庆五年（1800），皇帝下旨批评六部堂官所拔识之司员，“大率以迎合己意者为晓事之人，以执稿剖辩者为不晓事之辈”，[27]在嘉庆年间刑部司官的墓志、传记上，确实也少见如乾隆年间那样司官与堂官当面争执从而获得堂官赏识的记载。这种风气的变化固然使部内少了许多恶性竞争，权责也更加统一明确，但对充分展示司官们的才华非常不利。嘉道年间，刑部再也没有出现如乾隆中后期那样井喷式涌现大批优秀法律人才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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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晚清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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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同光年间，情况又有所不同。《宾退随笔》中《记部曹》一节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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