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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例，堂官至，则衙役呵殿而入。惟工部则司官均趋门外站班，若外官之于上司焉。他部皆否，但有呵殿耳……堂官至，则掌印、主稿率全司司官鱼贯而出，至堂檐下，书吏捧稿，每人而授之，使呈堂焉。受之者莫知内容，亦勿庸知也。至堂上，则堂官整冠迎之，立而画行，司官雁行立。画毕，敬还司官，不敢久阅以烦司官也。有问，则印、稿肃以对。对毕，率其曹出，有随班上堂数年不得与堂官交一语者。[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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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嘉道年间相比，这一时期，每天的司官“说堂”有了明显的程式化、仪式化倾向。过程端庄肃穆，且时间较短，少见此前“老吏语刺刺”的交流环节。对比沈家本在担任刑部司官时的日记，也可以得到印证。在他担任司官的光绪中前期，大部分非掌印、主稿司官根本不必到部上堂。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后，刑部曾有严肃司官考勤纪律之举，要求司官每天进署，在秋审处“画到”，半月汇齐呈堂。这一做法令刑部司官颇不以为然，时任刑部主事的吉同钧就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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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考察司员，必须勤加面试，并令各作说帖，畅论公事呈览。则其律例之通否、才情之优绌、文笔之高下、心术之仁刻，既因面谈，悉其大概，再阅所作，不难洞见底蕴。若仅以日日画到为勤劳，则庸才皆可悻进，而真才反致淹没。日久，奉行故事，反多一案牍之纷扰而已。[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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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官不按时到部，堂官也是如此。晚清刑部人称“门无匾、堂无点、官无钱、吏无脸”。[30]所谓“堂无点”，即堂官坐堂没有确切的时间。刑部的重要政务，都由总办、提调秋审处、律例馆司官将案稿送到堂官家中讨论、题画。当家堂官每天到部坐堂的时间很短，经常回事的司官还没有到齐，堂官就已经回家了。[31]挂名的满堂官，更是很少到堂。《旧京琐记》中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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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曹于六部中最清苦，然例案山积，动关人命，朝廷亦重视之。故六堂官中，必有一熟手主稿，余各堂画黑稿尔。尚书薛允升既卒，苏抚赵舒翘内用继之。赵诛，直臬沈家本内调为侍郎，皆秋审旧人。凡画稿，须经沈画方定。余在刑曹时，见满左右堂既不常到，到则各司捧稿送画，辄须立一二小时。故视为畏途，而愈不敢至。其庸沓可笑，然尚虚心，盖每画必视主稿一堂画毕否，既画则放笔书“行”。若间见有未画者，则曰：“先送某堂，看后再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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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时，一般资浅司官几乎不能直接被堂官认识，其欲求上进者只能在本司慢慢学习，求本司掌印、主稿垂青引荐。[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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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同光年间，刑部在司官这一阶层，已经形成了秋审处“八圣人”主持部务的格局。所谓“八圣人”，即秋审处之坐办、提调司官八位，都是刑部最精通律例、经验最丰富的司官。每逢现审大案，堂官必从中择人主审，是以名声极大，在京官中有“八圣人”之誉。[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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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审处设自雍正末年，最初的工作就是核定秋审实缓。随着部内最优秀的司官群集秋审处，到同光年间，秋审处已演化成为刑部内设的指挥部，兼有现代意义上业务部门和综合部门的双重职能。部内各司、各办事机构，不论本来有否司官管理，其所有重要工作，都要从秋审处内派遣坐办、提调等员与他们共同完成，并代表他们与堂官进行联系。据白曾焯《庚辛提牢笔记》记载，在“拳乱”和八国联军入侵期间，刑部衙门被劫掠一空，监狱大多损毁。白曾焯担任提牢后，首先要修缮监狱，筹措资金，临时安置新送来的犯人。根据尚书贵恒的要求，白曾焯要与秋审处提调郎中琦璋、主事景褑二人“商酌一切”。[35]他上呈贵恒的“说帖”、贵恒关于修缮监狱的“谕帖”，大多由琦璋转交，他本人见到贵恒的机会很少。这与沈家本的记载恰好对应。沈家本在奉天司当家、坐办秋审处之前，与“诸堂”的交流至多不过“投柬”，而在此之后，则终日往来于“各堂”宅邸回稿，身份迥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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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圣人”等重要司官将重要公务带到堂官家处理，很容易形成公私不分甚至纳贿求情之类的问题，这也阻碍了资浅司官的上进之途。这种弊端积累到光绪末年，已经有了不好的苗头。光绪二十四年（1898）赵舒翘接任刑部尚书后，力图扭转这一局面。他一面“分日面试各司员律例，扰尤超拔”，一面“革奔走夤缘恶习。凡来宅拜谒及送礼物者，概不准门丁上达”。《慎斋文集》中保留了赵舒翘禁奔走的“堂谕”，其谕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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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当司官时，颇不愿赴堂官宅致谢，受其门丁气焰。亦不喜拜年投刺，终日饥奔。兹以恕道相施，谨与我寅僚约。嗣后补缺得差，当堂一揖，无须赴弟宅。至拜年，向于新正初二日于堂上公见，彼此揖贺，节文已足，更不必往宅。亦息事宁人之一端也。其愿拜谢别堂者听。如必欲来宅拜，亦不登门簿。有要公回必见，不在此例。非要公亦不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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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舒翘所禁者，是司官到自己家中拜年致谢，并不禁回重要公事。同光年间这种禀事于私门的工作方式，很容易促进私人派系的形成。如果当事堂官揽权纳贿，自然贻害无穷。如果堂官正直勤慎，倒也不乏正面作用。光绪年间，薛允升、赵舒翘二位西安籍堂官相继在刑部当家二十余年，陕籍司官由此而进。他们既是同乡，又是寅僚，更是师生，相互之间的公私往来极其密切，经常互相切磋探讨例案、整理出版著作。清末民初，人们对光绪年间的刑部尚书薛允升有两种评价，正面曰：“（薛允升）尤好诱掖后进，成就颇多。如赵舒翘、沈家本、党蒙、吉同钧辈，乃门生故吏中之杰出者，其他不可枚举。”负面则曰：“（薛允升）长身瘦削而意气勤恳，有关中故家之风，掌秋曹日，所属多以律例求解，辄为解导，不惮烦也。然俗学无识，立朝未尝有建白，复私乡谊，卒被弹去。”无论正面负面，都特别强调薛氏“诱掖后进”“私乡谊”的为官特点。[37]闫晓君认为：“他（薛允升）性格上的这个特点，使得刑部内逐渐形成了一个以陕西人为主的学术团体，即‘陕派律学’。”[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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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堂司之间的工作交往模式：钦差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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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日常在部的说堂—画稿外，堂司之间工作交往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一起钦差办案。乾隆三十年以后，各地京控案件开始大幅增加，乾隆年间和嘉庆初年，凡京控案件，朝廷往往派遣大臣前往审问。嘉庆中期以后，因为京控案件太多，派审钦差成本过高，是以一般案件，交与督抚审问，督抚不能审理者，仍派京堂前往。在派作钦差的京官中，刑部堂官因为通晓律例，所占比例自然最高。此外，不论是刑堂还是其他大臣钦差审案，一定要随带刑部司官，随带人数少则一名，多则三四名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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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钦差名分的是刑堂或其他大员，但承审案件、拟稿引例的具体工作都由司官完成，人称“小钦差”。[39]大员的主要工作则是与地方官特别是当地督抚沟通协调。因此，一旦授命随堂派审，司官们往往非常辛苦。姜晟在年谱中记载了他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随本部侍郎乌讷玺到直隶沧州审案的情形。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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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随派乌少司寇讷玺，前赴沧州审办民人迟经成捏控武生杨廷深倚势济恶，并该州知州杨有祐科敛富户，及隐匿盗犯一案。少寇带余一人，而直省委员自道府以下不下十人。抵沧州时届封印，余因思若稍迟延，即须度岁，供帐一切所费不资，故力请于少寇，赶紧鞠讯。凡七日而定谳，皆出余一人之手，缮折后起身，于小除夕抵京。[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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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年间，刑部精于律例的司官大都有随堂官派审的经历。如杨梦符“随侍郞玉德按狱奉天、直隶、江西、浙江诸处”；[41]杜玉林“为郎时，随故尚书兆公惠、侍郎钱公汝诚之宣化，随尚书今大学士阿公桂、尚书裘公曰修之霸州，随侍郎四公达之福州，侍郎阿公永阿之保定；既为侍郎，使成都、使长沙、两使江夏，扈行江南留苏州谳雩都教谕枉劾事，留淮安谳清河、宿迁冒赈事”；[42]祖之望“累偕诏使谳狱。涉江南、江西、广西、河南、湖南、湖北、山东；为侍郎，勘灾畿辅，鞫狱济宁、徐州、安庆，履运河，视洪泽湖，驿传往返无虚岁”。[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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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刑部司官来说，随堂官尤其是本部堂官外出审案，是件令人高兴的美差。第一，堂司在部时也要拘泥名分，众目睽睽之下，交往多须避嫌。出京后同行同住，互相倚仗，很容易形成密切的私人关系。姜晟在担任司官时曾随刘统勋在外审案，因为“当道中间，有馈送土仪者，一概摒谢”，使刘统勋“深为许可”，回京后就在刘统勋的举荐下不断高升。他升任侍郎后，也经常被派为钦差，随带过的司官如阿精阿、清安泰、金光悌、祖之望等人，都被他赞扬明练端方。被他“带往最多”的是同乡韩崶。二人外出审案时，于“爰书中心领神会、意见所到之处无不心心契合”，遂结为师生，情感之亲近与一般堂司大不相同。[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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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外派审案是司官提前外放的大好机会。如果钦差所审的是涉官大案，当地督抚涉案被革职后，往往由钦差就地接署督抚。清代督抚权重，在京大员多愿意外任封疆。甚至出现过钦差出京，当地督抚并非审查对象，只是因为疑似牵扯就被钦差摘印、取而代之的情况。[45]钦差在当地署理督抚后，随带的司员亦多恳求钦差请旨以道府留在当地任职。按照清代铨选制度，郎中京察一等，任满可以外放道府。如果趁随同审案之际以道府留任，无异于提前升迁。[46]嘉庆以后，即便钦差本人不能留在当地取代督抚，如果案件审理得当，随带司官被钦差认为“可堪外任”，回京后也可以由钦差保举引见，以道府用。[47]更有部院堂官外放督抚时，点名某司官随同前往。如道光七年刑部尚书蒋攸铦外任两江总督，就奏请随带刑部司员王瑞徵前往差委，俟有相当知府缺出，酌量奏补。[48]基于这样的便利条件，嘉道年间，凡有钦差审案的机会，奉派大员呼朋引伴，极力请带亲信司官，而司官在部中“揣知该堂官堪膺外擢，豫为趋奉。一经简放督抚，即可带往办事，补用道府”[49]。为此，嘉道两朝御史屡次建议，不准钦差审案随带司官。皇帝虽然也清楚此中弊端，但考虑到“刑部司员，间准各部堂官奏请带往，原为熟悉刑名起见。若谓概不可用，未免因噎废食”，[50]因此仍准在京大臣钦差审案时随带司官，特别是刑部司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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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跟随钦差特别是本部堂官外出审案也可能遇到麻烦。第一类是遇到棘手案件，不论审理结果如何，都会得罪权要。晚清官场纲纪松懈，碰到这类问题，钦差大员百般推脱，随带司官也多以种种理由拒绝不去。光绪十六年（1891），吉林将军长顺与吉林籍台湾藩司于荫霖互相参揭，内中又夹杂御史卖折之事。官场中人都知道“此役两面受敌，颇不易恰好”。[51]光绪帝派刑部侍郎贵恒、工部侍郎汪鸣銮带领司官前往审案。贵恒本来准备随带刑部司官沈家本、定成、田我霖三人，但刚向三人说明，与贵恒有师生之谊的沈家本就以正在办理别案为借口，向贵恒请辞。第二天，贵恒干脆也以与吉林将军有亲属关系为由奏请回避。皇帝只好改派吏部尚书麟书。麟书欲带刑部司官讷钦、王鹏运、冯钟岱三人前往。麟书是吏部堂官，刑部司官更不买账，讷、冯二人立即“辞不去”，改派另外两人，也都不肯去。麟书无可奈何，自行上奏请假。[52]几经反复，最终由吏部侍郎敬信带吏部两司官，工部侍郎汪鸣銮带工部两司官，以及刑部司官王鹏运、徐谦二人前往吉林。钦差堂司到吉林后，虚与委蛇一番，请旨将绅士议处，将将军申斥，至于严重的御史卖折之事，仍旧打回刑部审讯。[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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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是堂司在审理钦差案件时出现严重分歧。按照制度安排，跟随钦差的刑部司官的职责不过是“检查文卷，审讯口供”。至于“如何定谳之处”，应该由钦差决定。[54]但实际情况是，“阶级虽分堂司，而办事究以司官为重”。[55]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堂官审案不确，司官为人正直果敢，可以做出补救措施。嘉庆四年（1799），刑部侍郎特克慎奉旨带领本部司官赓音、陈预与理藩院司官和奉额，前往审理土默特台吉阿咱拉谋杀胞伯卓哩克图身死一案。特克慎认为阿咱拉谋杀伯父属实，将涉案七人定为死罪，而赓音、陈预二人经过调查后认为卓哩克图是病故，阿咱拉是无辜遭人陷害。二人将调查结果向特克慎禀告，但特克慎执意不从，自行拟定七人死罪的奏稿。由于特克慎的奏稿仍要由赓、陈二人发出，情急之下，二人冒险“另叙案情，遣使驰禀军机大臣。故缓正稿，暗计使可抵京之日，乃发特原奏”。[56]军机大臣将两奏并上，嘉庆帝再派大臣前往复审，认定特克慎所奏“俱属谬误”，将其降为七品，发乌里雅苏台效力，并表彰赓、陈二人“于特克慎固执己见之处并不依违迎合，俾重案得以平反。俱著交部议叙，以本衙门应升之缺先行补用，于到京时仍著带领引见”。[57]数年后，赓、陈二人都升到刑部侍郎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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