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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以后，刑部堂司关系与乾隆年间相比有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嘉庆以后各司明确了固定的掌印、主稿人选，虽然每天“当家堂官”到部后，全体司官都要聚集到正堂——白云亭伺候，但能向堂官持稿回话者，已仅限于各司掌印、主稿等员，其余资浅司官，不过陪同侍立而已，没有发言机会，堂官甚至连他们的姓氏也不知道。第二，掌印、主稿等人在回堂时言语甚多，为博取堂官的赏识极力表现。道咸年间的司官贾树諴曾作《秋曹叹》，描述了这一时期刑部堂司的交往状况。诗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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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朱紫纷尘埃，屠沽贩竖皆奇才。我亦自笑俗未免，西曹三载空追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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衮衮诸公看已熟，作官到此真可哀。入门下马日正午，年□□毕心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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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强作解事者，未娴三尺徒喧豗。须臾呵殿声如雷，狱隶大呼堂官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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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曹蜂拥争白事，谁与后至神阻摧。中坐贵人美且髯，珊瑚烂漫翎葳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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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吏向前语刺刺，贵人笑口微为开。其余环立但竦听，可怜局缩如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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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曹姓氏自难记，双眸安得为卿回。退向衙斋且隅坐，同僚犹得相嘲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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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人苦说薄书剧，一日视决诸囚累。呜呼生与哙等伍，读书万卷何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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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得濯翼凌蓬莱，俯视尘海如一杯。[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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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诗意味绝然不同的是道光年间刑部郎中斌良奉堂派任江西司掌印时的诗作，诗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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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绾银黄带绶长，云司犹是领南昌。临民好励心如水，判牍俄看笔有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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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群黎关性命，允明词组辨诪张。苍鹰乳虎多溪刻，须识刑宽育物祥。[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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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江西外，斌良在刑部先后掌印山东、山西、广西多司，并充任律例馆提调。[26]其日日忙碌回堂、博得堂官青眼的情形，就是贾氏笔下的“老吏向前语刺刺，贵人笑口微为开”。而贾氏自己环立局缩，遇求堂上贵人回眸一问姓名而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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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与乾隆年间相比，嘉庆以后各司已经明确固定了掌印、主稿人选，一司之内有了明显的等级差别。各司事务回堂的工作由掌印、主稿完成，其他司官和堂官接触的机会较少，“诸曹捷己争胜”的场景不在。而已经贵为掌印、主稿的司官在回堂时，也不必同乾隆年间的资浅司官那样，为了博得堂官认识而表现出作为激烈的反对者的姿态。因此，在这一时期，刑部无论是司官之间，还是堂司之间，都显得比乾隆年间“和睦”得多。嘉庆五年（1800），皇帝下旨批评六部堂官所拔识之司员，“大率以迎合己意者为晓事之人，以执稿剖辩者为不晓事之辈”，[27]在嘉庆年间刑部司官的墓志、传记上，确实也少见如乾隆年间那样司官与堂官当面争执从而获得堂官赏识的记载。这种风气的变化固然使部内少了许多恶性竞争，权责也更加统一明确，但对充分展示司官们的才华非常不利。嘉道年间，刑部再也没有出现如乾隆中后期那样井喷式涌现大批优秀法律人才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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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晚清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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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同光年间，情况又有所不同。《宾退随笔》中《记部曹》一节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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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例，堂官至，则衙役呵殿而入。惟工部则司官均趋门外站班，若外官之于上司焉。他部皆否，但有呵殿耳……堂官至，则掌印、主稿率全司司官鱼贯而出，至堂檐下，书吏捧稿，每人而授之，使呈堂焉。受之者莫知内容，亦勿庸知也。至堂上，则堂官整冠迎之，立而画行，司官雁行立。画毕，敬还司官，不敢久阅以烦司官也。有问，则印、稿肃以对。对毕，率其曹出，有随班上堂数年不得与堂官交一语者。[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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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嘉道年间相比，这一时期，每天的司官“说堂”有了明显的程式化、仪式化倾向。过程端庄肃穆，且时间较短，少见此前“老吏语刺刺”的交流环节。对比沈家本在担任刑部司官时的日记，也可以得到印证。在他担任司官的光绪中前期，大部分非掌印、主稿司官根本不必到部上堂。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后，刑部曾有严肃司官考勤纪律之举，要求司官每天进署，在秋审处“画到”，半月汇齐呈堂。这一做法令刑部司官颇不以为然，时任刑部主事的吉同钧就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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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考察司员，必须勤加面试，并令各作说帖，畅论公事呈览。则其律例之通否、才情之优绌、文笔之高下、心术之仁刻，既因面谈，悉其大概，再阅所作，不难洞见底蕴。若仅以日日画到为勤劳，则庸才皆可悻进，而真才反致淹没。日久，奉行故事，反多一案牍之纷扰而已。[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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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官不按时到部，堂官也是如此。晚清刑部人称“门无匾、堂无点、官无钱、吏无脸”。[30]所谓“堂无点”，即堂官坐堂没有确切的时间。刑部的重要政务，都由总办、提调秋审处、律例馆司官将案稿送到堂官家中讨论、题画。当家堂官每天到部坐堂的时间很短，经常回事的司官还没有到齐，堂官就已经回家了。[31]挂名的满堂官，更是很少到堂。《旧京琐记》中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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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曹于六部中最清苦，然例案山积，动关人命，朝廷亦重视之。故六堂官中，必有一熟手主稿，余各堂画黑稿尔。尚书薛允升既卒，苏抚赵舒翘内用继之。赵诛，直臬沈家本内调为侍郎，皆秋审旧人。凡画稿，须经沈画方定。余在刑曹时，见满左右堂既不常到，到则各司捧稿送画，辄须立一二小时。故视为畏途，而愈不敢至。其庸沓可笑，然尚虚心，盖每画必视主稿一堂画毕否，既画则放笔书“行”。若间见有未画者，则曰：“先送某堂，看后再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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