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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乡长的倒台让孙玉林心里有些慌张。尽管他得以留任，但他已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他必须想办法控制局面，继续保持他在乡里和保里的政治影响，至少是免遭打击。孙玉林与新乡长李西明同为明月坝人，平素关系不错，这是他谋求自保的一个有利条件。这时发生的陈邦友事件表明了孙玉林的政治影响依然存在。当时任保农会武装队长的王保卓是这样回忆前后经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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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解放的时候，保长是赵伯举。赵伯举当保长当了几天，一个月后就变成了农会，现在农会主任还在呢，就是严本立。他是开会时被选出来的。我（当农会主任）在他之后。他当农会主任，我就当民兵队长……。这是一个阶段。这一个阶段为什么过后他们就垮台了呢？就是村里头闹宗派，闹宗派是哪个回事呢？你听我讲给你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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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叫陈邦友，陈邦友是个复员退伍军人。那个时候我们村里头有个恶霸，叫做孙玉林。下头（指下保）还有个李西明。他们几个人，就与李焕景等几个人一扯（即相互关系比较紧张）。扯起过后呢，李西明那时候是驯鹿乡的农会主任，他与孙玉林他们几个人关系比较好。你记不记得向道富那个媳妇？向道富的儿死了，死了嘛就有个寡妇，人家就要介绍给陈邦友，就是复员退伍军人嘛，就要安置来跟她结婚，安置在走牛梁。他们就不同意安排，不同意安排，这就搞扯（闹矛盾）起来了。农民呢，就拥护这个复员退伍军人。过后就没有闹赢，这个人走了，不晓得安置到哪儿去了。就这个一扯起过后唉，李焕景呢，就是孙玉林的老板，就是（因为）这个一扯起的。李焕景就到区政府里去告孙玉林。几告几不告，结果把孙玉林也抓去关起来，把李焕景也抓去关起来。双方都被关起来了。他们回来就被选掉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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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段话可以大致看出来，王保卓所说的“宗派斗争”实际上包含了三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紧张关系：乡队副孙玉林与地主李焕景的紧张；下保与上保的紧张（王保卓话里只提到了“下头”，即明月坝，而没有提：“上头”。实际上，对陈邦友安置落户给予最大支持的，并非王保卓所用的一个含糊的指代——“农民”，而是与下保相对的上保）；孙玉林等旧政权人物与新政权新人物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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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种紧张是过去时代留下来的。第一种紧张反映了旧时代地主士绅与其政治代理人在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之间可能存在的裂隙。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大多简单地认为保长是地主利益的代言人，而没有看到这两类人之间既合又分的复杂关系。尤其是随着20世纪以来国家政权不断的内卷化，日益官制化的乡村政权越来越依赖正规化、官治化的行政机构，越来越脱离乡村自治的社会文化网络。这不仅造成了杜赞奇所说的乡绅“退位”〔13〕，即越来越逃离村中公职，而且，还造成了乡绅逐渐的失去其控制力，即他们已越来越没有力量在幕后操纵村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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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紧张反映了旧时代中因为自然地理、人口历史、宗族等因素造成的村内宗派争斗。在柳坪村，我们可以看到纯粹由宗姓引发的矛盾并不突出，而地理分割和历史渊源造成的上保与下保之间的紧张倒是比较突出。下保占据了大量良田，而上保则是全保的政治中心所在。上下保的紧张在这种经济与政治的分治中倒也可能达到某种平衡。但孙玉林作为下保人出任乡公所要职，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这种平衡，不免引起上保人的不满和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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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三种紧张反映的是旧时代的政治人物对新政权和新人物的抵触情绪。显然，孙玉林完全没有看清形势，心里对国民党政权的卷土重来还抱有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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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三种紧张关系中，只有第二种紧张属于宗派斗争。但这三种紧张关系在是否同意陈邦友来保里“倒插门”落户一事上纠缠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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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在这一事件中最惹人注意的竟是孙玉林的老板——李焕景。他并没有意识到新政权对地主的打击方向，而只是瞄到了新政权铲除旧政治势力的苗头。他因此期望利用新政权来消除他的心头之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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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焕景的这个期望倒是很快就实现了，但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事把他自己也套进去了，落下了“地主不老实”的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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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1950年后的一个重要政治人物梁少德的回忆证实了王保卓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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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李焕景）本来就是想整孙玉林，孙玉林原来是他的客户，孙玉林当保长，但是，政治权力比他老板的政治权力要大，……他（李焕景）就经常跑到区公所，向区长说某某人的（问题）。当然那个上面派来的干部，他分析能力、知识各方面要那个（高）一些，有些事情过后还是要挖根子，就挖啊，就把他各人（自己）套起哎，孙玉林刹角（结果）也是被弄去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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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保卓在话中有“几告几不告”一说，表明陈邦友事件只是村里这场复杂的“宗派斗争”的序曲。王保卓接着在口述中作了补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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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扯皮（闹矛盾），刹角（结果）就把他们抓去关起来了。这关又是怎么回事嘛？就是民主建政选村长的时候，就在学校里，村里开会就在学校里。他们一联合起来，过后嘛，就来选嘛，他们就主张选孙玉林他们一伙人。但是一选嘛，就没有搞成器（成功），结果就把孙玉林弄倒山阳去了。过后呀，我是民兵队长，他们要去把他弄到山阳去关起来，就要我这个民兵去送。这一送啊，牟之叶他就把我反咬一口。他们就把牟之叶一起捆起来。送到区里面，过后啊，区里就问牟之叶：‘是哪个把你捆起来的？’牟之叶就说‘是他’（指王保卓）。（区里说）‘如果真是他的话，那把他也捆起来要不要得啊？’老实（感叹语），他（指牟之叶）就跑到街上买了一把绳子，把我捆起来。区里面的领导就（对牟）说‘你知法犯法。他（王保卓）把你捆起来是捆错了，你就倒把他来捆起？’（于是）就没有捆成，就把我留在（区公所）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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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留在那儿，那时候孙雨恒，到如今我都还记得，孙雨恒就是孙玉林的一个隔房的弟弟，自己人。他也在区公所，他知道这些内情。那时候就是王子云，王子云是审判官，区头的审判官。他的权科利也大，该关该罚的的，他一句话。晚上他就把我喊去问话，村里头是哪个去哪个来的（怎么回事）。我就把这个详细情况跟他介绍了。我跟他一说，他就把我放回来了。第二天一早，那时候的，像现在的，区大队（武装）就派人来把孙玉林捉起来了，后来枪毙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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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这一段历史，这一段历史，把他枪毙了过后，领导啊，各方面就晓得我这个人忠诚，老实，能够主张正义，刹角就选我当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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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保卓所讲述的是在1951年3月废保建村期间村里发生的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但在他的记忆中，捆孙玉林、捆牟之叶，还有捆王保卓，这一系列的事情被煮成了一锅粥，前后的逻辑比较混乱。另外，他的这个讲述还有几个说不清楚的地方：牟之叶是什么人？为什么在村里开会的时候，是他站出来与孙玉林争斗？对孙玉林从抓到审最后到毙的过程到底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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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时期当过第八保保长，在1950年前任驯鹿乡乡民代表的赵云龙的回忆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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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时候的牟之叶你还记不记得起啊？）牟之叶，牟之叶怎么会记不起呢？……牟之叶带起罗立品他们抓孙玉林的时候，他们贫下中农起来去反的，是牟之叶他们检举的。（问：听说我们这个村那时还发生了宗派斗争？）宗派斗争就是刚解放的时候。那时啷个点经（怎么回事）呢？就有这么一个道理。我们这个坝子有一个孙玉林——我们原来属于驯鹿——当过乡队副，由原来的保长提升去当乡队副。牟之叶原来是一个甲长，他起初与孙玉林关系好，他们是干老舅，（但）他俩后来一下搞不拢（关系不好）。当保长，当甲长，为点言语冲（突）了，刹角（结果）就搞了宗派斗争。（问：他们为什么搞不拢？）本来那个时候说是宗派斗争，实际上是个小小（事），哪里（会）为好大么子（什么）事？拉个小小集团。一个保里面（很不屑的口气），几个人这个扯那个扯。他（牟之叶）是检举，孙玉林等于是个恶霸，这个人去检举他的材料，就是这点经（这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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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玉林是镇压了的。（村里旁听者补充：他主要是民愤有点大。）孙玉林也没有干过什么，当个乡队副。他那个人嘛，平时做事，对地方，有点这个。（村里旁听者补充说：他那个时候主要是作风不正），他就是一点点这个——其实在这里说句老实话，就是作风上，地方上有些埋怨他，就是这点经。孙玉林就串一部分人，他怕解放了吃亏，简单的说，他就怕检举，他想找人来保护他。牟之叶，（还有）原来和他有过节的罗立品，以他们两个为主来检举他，是他们两个找贫下中农来检举孙玉林。孙玉林刹角（结果）就被抓起，被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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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云龙的讲述带出了村里这场“宗派斗争”中所包含的第四种紧张关系：孙玉林与牟之叶、罗立品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孙玉林与牟之叶都是下保人，又有亲戚关系，还曾是上下级（保长与甲长）关系，两人又都有些泼皮无赖的习性。所以，他们原本关系走得很近，以致于许多村民在回忆中将他们两人都混成一伙人了。孙玉林到底为什么与牟之叶发生冲突呢？孙玉林与罗立品的私怨又是怎样结下的呢？赵云龙没有细讲，或者他有些不屑于讲，但我们在梁少德和另一个村民向天权那里找到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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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之叶要说也是个穷光蛋，但是这个人啊，他是胆子大，那就是不怕你么事。但是他也不识文化。过去，解放前他们都是——本来牟之叶原来跟孙玉林是比较好的，孙玉林当保长，牟之叶当甲长，是上下级关系。最后他就说孙玉林乱搞。就说牛鞍山有个女人，但是孙玉林也在那儿走啊，牟之叶也在那儿走，就是他俩个就在这个高头（上面）患了隔塞（闹矛盾），结果孙玉林就把他的甲长搞掉了。过后，牟之叶就要整孙玉林——你又当过保长，又当过乡队副，你还有点田地，写的（出租给）别个的，说他是地主——他在土地改革的时候成分定的是地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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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之叶跟孙玉林两个，孙玉林原来有些恶（逞强），他们俩你也想把我弄倒，我也想把你弄到……罗立品斗孙玉林，（是因为孙）把他女儿糟蹋了。以前不敢说，解放后才起来，等于是要诉苦嘛，他还（在区长面前）跪倒不起来，（要）区大队嘛，说要把这个人镇压，他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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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才弄明白，孙玉林与牟之叶、罗立品之间的紧张关系来自身体上的怨恨。不过，这种怨恨的根源在牟之叶和罗立品那里却有些不同——牟之叶是为女人与孙玉林争风吃醋，结果被孙玉林弄掉了他的甲长职位；而罗立品则是为女儿被糟蹋而雪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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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里的这场“宗派斗争”，其实质可以用当时的一个武装队员严和烈的说法，是围绕孙玉林展开的保孙派与反孙派之争。保农会在山神公庙开会筹备废保建村时，反孙派与保孙派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最有戏剧性场面的是，牟之叶正在控诉孙玉林的好色之罪时，一个妇女愤而出手。且听严和烈的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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