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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保卓在话中有“几告几不告”一说,表明陈邦友事件只是村里这场复杂的“宗派斗争”的序曲。王保卓接着在口述中作了补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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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扯皮(闹矛盾),刹角(结果)就把他们抓去关起来了。这关又是怎么回事嘛?就是民主建政选村长的时候,就在学校里,村里开会就在学校里。他们一联合起来,过后嘛,就来选嘛,他们就主张选孙玉林他们一伙人。但是一选嘛,就没有搞成器(成功),结果就把孙玉林弄倒山阳去了。过后呀,我是民兵队长,他们要去把他弄到山阳去关起来,就要我这个民兵去送。这一送啊,牟之叶他就把我反咬一口。他们就把牟之叶一起捆起来。送到区里面,过后啊,区里就问牟之叶:‘是哪个把你捆起来的?’牟之叶就说‘是他’(指王保卓)。(区里说)‘如果真是他的话,那把他也捆起来要不要得啊?’老实(感叹语),他(指牟之叶)就跑到街上买了一把绳子,把我捆起来。区里面的领导就(对牟)说‘你知法犯法。他(王保卓)把你捆起来是捆错了,你就倒把他来捆起?’(于是)就没有捆成,就把我留在(区公所)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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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留在那儿,那时候孙雨恒,到如今我都还记得,孙雨恒就是孙玉林的一个隔房的弟弟,自己人。他也在区公所,他知道这些内情。那时候就是王子云,王子云是审判官,区头的审判官。他的权科利也大,该关该罚的的,他一句话。晚上他就把我喊去问话,村里头是哪个去哪个来的(怎么回事)。我就把这个详细情况跟他介绍了。我跟他一说,他就把我放回来了。第二天一早,那时候的,像现在的,区大队(武装)就派人来把孙玉林捉起来了,后来枪毙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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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这一段历史,这一段历史,把他枪毙了过后,领导啊,各方面就晓得我这个人忠诚,老实,能够主张正义,刹角就选我当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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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保卓所讲述的是在1951年3月废保建村期间村里发生的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但在他的记忆中,捆孙玉林、捆牟之叶,还有捆王保卓,这一系列的事情被煮成了一锅粥,前后的逻辑比较混乱。另外,他的这个讲述还有几个说不清楚的地方:牟之叶是什么人?为什么在村里开会的时候,是他站出来与孙玉林争斗?对孙玉林从抓到审最后到毙的过程到底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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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时期当过第八保保长,在1950年前任驯鹿乡乡民代表的赵云龙的回忆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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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时候的牟之叶你还记不记得起啊?)牟之叶,牟之叶怎么会记不起呢?……牟之叶带起罗立品他们抓孙玉林的时候,他们贫下中农起来去反的,是牟之叶他们检举的。(问:听说我们这个村那时还发生了宗派斗争?)宗派斗争就是刚解放的时候。那时啷个点经(怎么回事)呢?就有这么一个道理。我们这个坝子有一个孙玉林——我们原来属于驯鹿——当过乡队副,由原来的保长提升去当乡队副。牟之叶原来是一个甲长,他起初与孙玉林关系好,他们是干老舅,(但)他俩后来一下搞不拢(关系不好)。当保长,当甲长,为点言语冲(突)了,刹角(结果)就搞了宗派斗争。(问:他们为什么搞不拢?)本来那个时候说是宗派斗争,实际上是个小小(事),哪里(会)为好大么子(什么)事?拉个小小集团。一个保里面(很不屑的口气),几个人这个扯那个扯。他(牟之叶)是检举,孙玉林等于是个恶霸,这个人去检举他的材料,就是这点经(这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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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玉林是镇压了的。(村里旁听者补充:他主要是民愤有点大。)孙玉林也没有干过什么,当个乡队副。他那个人嘛,平时做事,对地方,有点这个。(村里旁听者补充说:他那个时候主要是作风不正),他就是一点点这个——其实在这里说句老实话,就是作风上,地方上有些埋怨他,就是这点经。孙玉林就串一部分人,他怕解放了吃亏,简单的说,他就怕检举,他想找人来保护他。牟之叶,(还有)原来和他有过节的罗立品,以他们两个为主来检举他,是他们两个找贫下中农来检举孙玉林。孙玉林刹角(结果)就被抓起,被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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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云龙的讲述带出了村里这场“宗派斗争”中所包含的第四种紧张关系:孙玉林与牟之叶、罗立品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孙玉林与牟之叶都是下保人,又有亲戚关系,还曾是上下级(保长与甲长)关系,两人又都有些泼皮无赖的习性。所以,他们原本关系走得很近,以致于许多村民在回忆中将他们两人都混成一伙人了。孙玉林到底为什么与牟之叶发生冲突呢?孙玉林与罗立品的私怨又是怎样结下的呢?赵云龙没有细讲,或者他有些不屑于讲,但我们在梁少德和另一个村民向天权那里找到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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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之叶要说也是个穷光蛋,但是这个人啊,他是胆子大,那就是不怕你么事。但是他也不识文化。过去,解放前他们都是——本来牟之叶原来跟孙玉林是比较好的,孙玉林当保长,牟之叶当甲长,是上下级关系。最后他就说孙玉林乱搞。就说牛鞍山有个女人,但是孙玉林也在那儿走啊,牟之叶也在那儿走,就是他俩个就在这个高头(上面)患了隔塞(闹矛盾),结果孙玉林就把他的甲长搞掉了。过后,牟之叶就要整孙玉林——你又当过保长,又当过乡队副,你还有点田地,写的(出租给)别个的,说他是地主——他在土地改革的时候成分定的是地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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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之叶跟孙玉林两个,孙玉林原来有些恶(逞强),他们俩你也想把我弄倒,我也想把你弄到……罗立品斗孙玉林,(是因为孙)把他女儿糟蹋了。以前不敢说,解放后才起来,等于是要诉苦嘛,他还(在区长面前)跪倒不起来,(要)区大队嘛,说要把这个人镇压,他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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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才弄明白,孙玉林与牟之叶、罗立品之间的紧张关系来自身体上的怨恨。不过,这种怨恨的根源在牟之叶和罗立品那里却有些不同——牟之叶是为女人与孙玉林争风吃醋,结果被孙玉林弄掉了他的甲长职位;而罗立品则是为女儿被糟蹋而雪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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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里的这场“宗派斗争”,其实质可以用当时的一个武装队员严和烈的说法,是围绕孙玉林展开的保孙派与反孙派之争。保农会在山神公庙开会筹备废保建村时,反孙派与保孙派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最有戏剧性场面的是,牟之叶正在控诉孙玉林的好色之罪时,一个妇女愤而出手。且听严和烈的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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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着开着就打起来了,就打他们那边的人。保孙的就是下半截的(指下保)占大多数嘛,他们脚下那一半截就想保孙玉林。恨孙玉林的有牟之叶。我们这儿的江国秀是女的,她们(就)甩了牟之叶的耳巴子(耳光)的嘛……牟之叶说他(孙玉林)奸淫霸道啊,好一点的妇女,他就看得,就不放过……江国秀这些妇女就去打他的耳巴子嘛,说他不该说嘛,说孙玉林这个人是个好人嘛……就是这个闹成宗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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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叫江国秀的妇女起来打的不是被控诉者孙玉林的耳光,竟是控诉者牟之叶的耳光。不知她当时除了为下保人孙玉林申辩之外,是不是还在想:“你牟之叶又算是个什么货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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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会议的农会主任严本立根本控制不了局面。另一个武装队员黄光福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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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本立是个本分人,他当农协主席嘛,就是只能够顶盘(放在台面),那出主意,打前呀,他不得行。各个(大家)相信他,这个人牢靠,是不是哈,是这样个意思。这样一来啊,他们(指孙玉林等)来篡权呀,这样做呢……罗立品他们这些人呢,……就说不要地主富农参加农协会。好,……格老子他们几个掌权的,就是幕后指挥,就是赵云龙他们嘛,(就)喊把他们抓起来,把牟之叶他们抓起来。过后,就喊往区里面送。我那时啊,……还不明真相,那时候,就一送送到山阳区。那一送去过后,李区长,他又不说么子(什么),就把你送的几个武装哈,人的面貌他都看得到嘛,那地主还是个地主相,……我们这些下力的,他把我们的手板摸一下,(说)‘你们各转去转去(回去),而且呢,捆紧一点,好生捆起来,把这些地主富农,反革命恶霸好生捆紧一点’。好,那个王保卓啊,他是个武装队长。他(李区长)说是哪个叫捆的?(有人)说是武装队长捆的。他说‘你们去买点索索(绳子)来,把他也捆起。’……那时候,街上卖的棕索(棕绳)又多噻,就买了,把他捆起——那都是李区长下的令。他(李区长)就把他(王保卓)一捆起啊。后头(就)开来一个大队,解放军的人,机枪哦,那都天个黑了,在山阳过河就黑了。过河后就把孙玉林,他是个恶霸,他们篡权,就把他一捉到就一捆起,捆到去那一下就没转来了(回来)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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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光福的讲述与王保卓的讲述并不完全一致,但反复比照几个人的讲述,我们大致看到这场斗争可分为以下三个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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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回合是在山神公庙的大会上,尽管孙玉林本人没有出席,但保孙派占了上风,并率先使用了强力,将攻击孙的牟之叶和罗立品等人捆起来送往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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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回合是在区公所里,李区长决定支持反孙派,而反孙派随即将执行捆牟之叶任务的王保卓反捆了起来(至于李区长到底是批评还是指挥了牟之叶捆王保卓的行为,说法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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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回合,区公所第二天晚上决定派兵突袭曹家冲,捉拿孙玉林,保孙派彻底告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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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短兵相接的激战中,孙玉林与牟之叶、罗立品的立场当然是很鲜明的。比较有意思的是另外两个人物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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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当时任武装队长的王保卓。王保卓尽管是贫农出身,但不太爱干农活,喜欢事事参与。1948年他在地主严太元家帮工时,勾引了严太元的女儿。被严家发觉后,王保卓仓皇躲到外地。直到1949年12月解放军要进县城时,他才重返家乡。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十分积极地投入到对昔日地主老板的斗争中,很快当上了农会的武装队长。不过,他与孙玉林之间并没有私怨,而在那天去区公所以前,他似乎与贫农出身的罗立品等人也没有什么阶级认同。他在农会开会时的态度是顺势而为:看到保孙派在气势上占了上风,就毫不犹豫地执行了捆牟之叶、罗立品的命令,当了一回孙玉林的武装队长。但他不曾想到自己捆错了,反而引火烧身。不过,他的灵巧表现在他能够就势听命。尽管他一时遭到了牟之叶的报复,但他的忍辱反给他赢得了“忠诚,老实,能够支持正义”(区长语)的赞誉。正是他在区公所的表现,为他获得了上级对他的信任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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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人物是赵云龙。许多村民告诉我赵云龙的家境明显比孙玉林好,他在新中国成立前所任的职务也与孙玉林差不多。但赵云龙有两点与孙玉林不同:第一,他任保长或乡民代表时,虽然也爱在经济上占些小便宜,但没有人反映他有男女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他在身体上没有私怨;第二,他对新政权的反应显得十分灵活。孙玉林是公开地拉帮结派、放出狠话要压制准备整治他的人;而赵云龙与他虽然有些暗通心曲,却并不公开与谁作对,见谁都是满脸笑容。他的老婆更会做人。他们一家恰好住在区公所所在的赵家大院里。新政权的工作组来人,多住在这个大院。赵云龙的老婆伺候工作组同志的生活十分小心周到。保农会成立后,他老婆还杀鸡宰鸭,专门宴请农会的委员们。更有意思的是,赵云龙在区公所派兵来抓孙玉林那天时的表现。他本人对几乎是决定他命运的那个晚上的细节至今还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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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来抓孙玉林的那个晚上,我们还在那个屋里住。头天农协会白天开会,他们检举了,九九团才成立,那时候叫区大队。区大队那晚上(由)牟之叶带了一班人,明晃晃的(带着)枪、灯笼、火把来捉人,他以为孙玉林在我们院子里住。我们院子有个严太珍当过保队副,也有点民愤。他们把严太珍也抓到区大队去了,第二天就把他放出来了。就是那晚歇,他们来抓,我也不晓得是什么事,他们来一串串人,从我们后门到的屋,黑区妈黑(非常黑),喊开门开门。我就在屋里。老实我就把门开开。区大队拖起一班人,我把门开了出来,那,屋里挤满了。区大队全副武装,问‘孙玉林在这个屋没得?’我也不晓得为么子事,我就从后门一飙,飙到对门那个凉台,就躲起。那里躲得住人。严太珍一出来,他们就把他捆起来。他们打起火把,往明同坝方向走。我就在凉台喊。我说:‘你们脚下是哪一个同志?’——我不喊他们找不到我——‘你们有解放军在一路没有?’九九团那个挎枪的,那个班长吧,他说:‘有啊,你是么子(什么)人啊,哪一个?’我说:‘我是赵云龙。’他说:‘你是赵云龙?’我说:‘有解放军,就请你等一下,我下来向你们报告一个事,交代一个事情。我说我是赵保长’。‘我当过保长。’他说:‘那你来嘛。’我说:‘哪个是解放军同志?我也认不到。我不是别样,我就是来特地报告的。你们到我们那个屋子里,我不知道发生么子事,怕是这个,我就跑出来躲。我看你们下去,好象有解放军同志在说话。我说我下来交代的,我当过保长的,我报告一下。’他也没说什么。牟之叶拖起几十人来检举(孙)。他们说:‘我们没得哪个理你的啊。’牟之叶说:‘没得你的事,你就这个嘛。’我说:‘我又不是来参加你们的——我是当过保长的,是旧职人员,我要来向解放军交代。’他说:‘那要得嘛,你走嘛’。(他们)把严太珍捆起,我又没套,又没捆。他说:‘那你跟我们走’。我们就从明同坝去。严太珍他们是套起的。牟之叶和罗立品整严太珍和孙玉林,把胡子一根根抓着打。我就跟他们一路走,走到山阳坝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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