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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嘛，走到山阳坝那个河坝那里打渡，那个解放军同志就问我：‘你街上有没有熟人？’孙玉林和严太珍从那边抓去的，就被弄到区公所，关到院子里头，把大门一打开，那里面本来住的有九九团，就把孙玉林、严太珍关在里面。那个解放军同志对我说：‘你坐嘛。’在那个渡船他就问我：‘你街上有没有熟人？’我说：‘我（山阳）街上熟人多，啷个没得？郑环训就在农协会，马上腾一个铺没问题。’我就过去喊，我说：‘郑环训，你还没睡着？’他说：‘睡了。’我说：‘我到解放军那里去下，解放军叫你到区大队那边去保一下。’解放军说：‘你有熟人，就叫熟人来保一下，你明天白天来交代。’老实（感叹语），郑环训就跑过去，他说：‘这个人我保了’，我就跟他走了。第二天把早饭吃了，多暗（很晚）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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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王登民就在区公所当审判官，那时候捉的恶霸啊，他有宰杀大权呢。（问：是不是区公所搞审判的？）是，审判官就是解放军主持的……他当审判官呢，他有宰杀大权呢……该管该杀，他一句话。捉的么子，就由他，有宰杀的，批了就是，他拿到县里，打转来，批了就——还是要拿出县里去（批），歇一晚就开公审大会，他有宰杀大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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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环训把我保了，第二天我就各人（自己）写交代，就在郑环训那里写，写得很暗（很晚）。我去交交代书的时候，王登民还在那里，我就去找李区长，他说：‘你把这个交代拿去跟农协会讲。’我就把交代书拿去，我说我是某某人，当过保长的，后来当（乡民）代表，我说有什么对不起群众的地方向区里交代。他说：‘你各转去，跟着农协会开会，你还是跟着那些社员、那些群众——那时候不兴喊社员——一路走，原来你是个旧职人员，背着个保长皮皮，现在就要把这个皮皮甩掉，重新做人，跟着群众一起走。’他说：‘你转去好好的，不会整你，对你没有歪心，你自己安安心心在屋里审查，你莫怕。’我第二天就回来了，也没有什么，就写了交代书。写的些什么？我写的是从我的历史以来当保长当代表的一些工作，一五一十，一五一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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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严太珍他还没有铺盖，我去张罗给他递一床铺盖，那时门关了。那个时候解放军确实好，我就把那个门一撇。他说：‘是哪个？’我说：‘是我赵云龙。’他说：‘你做么子？’我说：‘有个严太珍关在你们这里他还没有铺盖，我递一床铺盖给他。’我就把铺盖给他，就出来，在郑环训那里歇的。（如）不是的话，严太珍还要冷一下呢，那个时候冷啊。那个时候还有人站岗。（问：严太珍当过什么职务？）当过保队副，抓壮丁结下的怨，那时候哪个愿意去当兵啊？那硬是强行去捉，就这样结下的怨，严太珍后来交代了就回来，也没有怎么（处理）他，他还不属于打击对象，没有受到什么打击，就是孙玉林一个人没有走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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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赵云龙这段讲述中，我们可以充分地见识到他的乖巧（自己积极主动地扮演了一个漫画的丑角）、他的圆润（其效果类如解放军看到牟之叶打严太珍时不说打得也不说打不得）和他做人的周到（给严太珍送被子）。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讲到区公所当时负责镇反工作的王登明（王保卓误记为王子云）时，连续三次重复了“他有宰杀大权呢”一语，表露出那种宰杀的架势在他内心所引起的深深的恐惧。他一席话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说王登明“该管该杀，他一句话”。也许正是这种恐惧使赵云龙采取了委曲求全、争取主动的策略。他已经隐隐感觉到采取主动认罪的姿态要远比正面对抗或隐瞒历史更能赢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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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时候交代书写的什么东西？你主动写的吗？）是自己主动交代嘛，我自己写的。因为这样的，你是过去的旧职，哪怕只是保长，那也是旧职人员，那么现在你就不应该隐隐瞒瞒，不要说你没当过么子（什么），当过了你说没当，那啷个得（怎么）行？事实不可能。你还是脱不了，有些人还是要怨你，要来检举你。我做过什么事情，就承认，没做什么事情我就不得说。莫非没有事情我还找事情？我说有什么事情你就坦坦诚诚地一五一十写出来，上级才有分寸，才了解，他还去查嘛。再一个还有群众检举，看有么子人检举你嘛，对不对得上号嘛。我其实还没有哪个人来检举，一直到最后都没有人，就是最后（一任）的保长赵伯举也没受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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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本分的赵伯举虽然没有受到孙玉林那样的打击，但后来作为地主兼保长的他也受尽了折磨。而赵云龙本来是旧式乡村精英的一个典型代表：当过保长、乡队副和乡民代表，是国民党党员和忠恕道道徒。他因其历史原因在1949年后被公安机关列进了“非五方面敌人”〔14〕名单中，但他不仅在土改划成分时最后只被划为“小土地出租者”（尽管在土改评议过程中他一直是被群众评为“地主”的），而且在1949年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受的冲击都不大（仅在“文革”时期作为“漏网地主”而被批斗过一段时间）。他的妹妹先与新式精英的代表性人物——杨柳村第一届农会委员、后来担任过从杨柳村分出去的走牛村村长的周少海结了婚。后来他又与周少海亲上加亲，结成了儿女亲家。他的那个女媳继其父周少海之后，更上一层楼，长期任乡镇一级的干部。土改时柳坪村所划的25户地主、富农以及其他“非五方面”的敌人历经几十年政治风雨的洗刷和折磨，如今多已死亡，只有他这个所谓的“小土地出租者”一直在婚姻所编织的庇护网下安养天年。有些村民说他是命好，更多的人则说是他为人“奸（猾）”的缘故。我们不仅可以从他的性格去看他的命运，还可以从他的讲述中体味到更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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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孙玉林那晚的情况，黄光福有不同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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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云龙呢，他就奸一些，就鬼一些。孙玉林就来得硬。好，这一捆起去呢，第二天，那一晚上就没捉到（孙玉林）噻……当时那晚没有捉到，来他三十几个解放军，打起火把，把他亲戚都在屋里圈起都没捉到。等几天，孙玉林想一伙（一阵）没办法，硬不过，就自愿去（投案）了，去了就一关，在云阳关了两个月，就把他弄到养鹿去打（枪毙）了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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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武装队员孙定如也有类似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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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之叶那个人是个整人的人，他们（与孙玉林）是一伙嘛。牟之叶后来又搞反了手（闹矛盾），又跟他们来整孙玉林。捉他的是牟之叶、周少兵、罗立品，带起解放军，机枪背起。喊了我的，我就没去噻。孙玉林跑了，第二天早上才到区里面投降嘛。李区长他们就把他拷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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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是孙玉林真的不是被当晚抓获的，而是过后自己去投案的。不过，换个角度来看，山神公闹会事件的发生似乎又是稍早了些。如果孙玉林是在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被抓起来的，他也许还很可能因为镇反政策的调整而保住一条性命。（据严和烈讲，孙玉林是驯鹿乡第二批被镇压的；而准备镇压的第三批人，让农民过河参加公审大会的浮桥都搭起来了，就因为西藏的和平解放而保住了性命。）而现在，无论是太晚了，还是太早了，马上等着他的，是用他的身体为“平民愤”、树权威而隆重开祭。当时的区委书记李省三给我们讲起了当时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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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登明，他是转业军人，镇反的时候，他就成立一个法庭，他就主要搞这个法庭，负责那个工作。他不是县里来的，他是区公所成立以后区里的干部，他怎么来的我就记不大清楚，他是一个助理员，才调他去的，搞审判这些。上面没有（过）好久就撤了，把权收回去了。上面通知了收权，镇压的权收回去，县里没权了，（镇反工作）也差不多了，这项工作（就）掌握得比较严了。（而那时），要开始土改了，有些（镇反）送到县里，有些没送，就抓到区里，就报上去批，批下来以后，就开公审大会。那是掌握些证据才抓他的，你反正是有把握，只是怎么处理的问题，枪毙嘛，判刑嘛。孙玉林枪毙了的。台子是在（驯鹿乡）大河坝搭的台子，很大，把他弄上去，滚下来了。枪毙的时候，区里面没派解放军去了，就是王登明去的，我们乡长姚庆贞嘛，是农会主任，主持的。好多人啊，那热闹得很。我们（处）在白龙县平县交界，民兵去把住四面八方，枪也是架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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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驯鹿乡副乡长的李家学对开会的场景谈得更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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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有）几万人参加，那热闹，敲锣打鼓的，在河坝里。当时还是由解放军，去了一个团，山阳区中队，去的一个排，法庭去的宣判员就是王登明，搞审判的，等于要上主席团，（再有）就是姚庆贞嘛，再就是些贫苦人……四面八方机枪都架起。就培养两个最穷的人，受了他的苦的，就斗，还不准打他。最后，审判长就问他这些罪恶是真的假的，最后就宣布他的罪状，结果大会就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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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公审大会上批斗孙玉林的正是曾在山神公庙大会上希里糊涂地充当过他的武装队长的王保卓。那也是王保卓第一次在大会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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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讲话的时候啊害怕。那以后到县里头去，在县里头大会发言啊，好多人去说，讲话都不怕了，胆子大了。我最有兴趣的（还）是镇压孙玉林。这个姚庆贞是乡农会的副主任，她要我去发言。要我去发言，我啷个去说唉？她就来教，教的雀儿就唱不倒。上那个台台上，那时候镇压反革命，四下是布置得相当严密的，周围架起机枪，在驯鹿那个同林坝那个坝里，开公审大会，要我去发言。爬上台的时候，心里就抖啊，在台上也说不了两句，就下来了。过后，开会的时候，胆子就逐渐逐渐地大起来了，所以这就是练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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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孙玉林的公审仪式就这样成了王保卓茁壮成长的一个重要起点。颇有些讽刺意义的是，孙玉林因为“民愤有点大”而被处决，而村内真正痛恨孙玉林、非置之于死地的是这样三个人：一个是孙玉林的老板、破落地主李焕景，一个是被许多村民称之为“孙玉林的狗腿子”、“有流氓无赖习气”的前甲长牟之叶，一个是出身贫寒的罗立品。要单说是下保与上保之争，牟之叶偏偏是下保的人。要说是阶级间的斗争，前两人则又都是新政权明确要加以打击或排斥的对象：他们的确是对孙玉林有愤怒之情，但李焕景并不在新政权的“人民”范畴内（他被公安机关列进了“非五方面敌人”名单），而牟之叶至多也只是处于新政权的“人民”的边缘。〔15〕即使是贫农罗立品的女儿受辱，似乎本身也还不足以构成孙玉林罪大恶极的铁证。然而，牟之叶、罗立品因为身体事件对孙玉林的怨恨在一个特殊的时期，一个新旧政权交接的时期，一个革命政权急于在村庄树立合法性权威的时期，得以发酵。也就是说，新政权正需要拿一个“恶霸”的身体来奠定自己的人民革命政权的权威性的基础。新政权的这一需要与村民宣泄身体怨恨的需要不谋而合，于是，外引的革命与内生的仇怨就在一个庄严宏大的仪式中完成了结合。这与其说是阶级政治的展开，不如说是身体政治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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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交织着几个不同层面的村庄内部紧张关系的“宗派斗争”在1951年当年就以孙玉林的毙命、李焕景的被严管、牟之叶和罗立品的雪恨、王保卓的上升、赵云龙的自保而告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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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宗派斗争”的一个结果是激发了柳坪人空前的平等意识。我们在前面谈到过，1951年前柳坪村以土地占有为基础的阶级矛盾是不突出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村庄的社会分化就不突出。有学者的分析已经指出：村庄内部的分化不是寄生的地主阶级与被剥削的佃农阶级之间的分化，而是围绕土地的经营、生计和生活安排而产生的耕作社会内部的分化。〔16〕而且，我们从柳坪村民罗立品女儿的遭遇可以进一步看到，政治权力的不平等更加剧或巩固了村庄的社会分化。尽管“均贫富”的思想在小农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但这种东西不仅在文化上受到礼治秩序的抑制，而且在现实中也难有生存的土壤和空间。他们的生活世界多半是以宗法为主的等级社会结构，祖先余荫、个人努力和天命等各种复杂的因素决定了每个人在这一等级结构中的具体位置。这一等级结构受到国家制度的保护，在农民那里同样具有合法性。〔17〕而中国革命夷平了村庄政治与经济的权势，小农固有的对平均的向往借助“翻身”等新的政治话语和阶级斗争的实践被赋予了正当性，并被大大强化。从经济上来说，土地改革后，柳坪村地主年人均占有米的产量下降到3.365石，而贫农年人均占有米的产量上升到3.943石，全村人均占有产量最高的富农也仅为5.687石。从政治上来说，昔日的权贵被打倒甚至被消灭，过去的受苦人变成了当家人。农民史无前例地成为了乡村政治的主体。村庄新的权力中心——农会由7个贫农和2个中农组成，地主、富农被排除在外。〔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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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村庄的这种平等并不是完全靠国家赐与的，而是必须靠农民自己参与才能获得。村庄的平等意识与斗争精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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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保与下保在1953年8月分别建立了柳坪村和走牛村。旧的宗派虽已消解，然而，斗争的烈焰已经在村庄点燃；土地改革虽然尚待1951年7月才正式揭开序幕，但清算已经先期开始。在其后波涛汹涌、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身体暴力逐渐瓦解了村庄作为“道义共同体”〔19〕的传统，破坏了作为村庄传统的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它正一点点地从阶级之间蔓延到阶级内部，村里很少有人能像赵云龙那样有足够的韬略和手腕来尽可能地避免引火烧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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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初开始的国家权力的向下延伸中，村庄原来的“保护性经纪人”逐渐为“掠夺性经纪人”所替代，资源的抽取、国家权力的强化伴随着国家权力的社会基础被严重破坏，村庄传统的相互信任、道德权威和内部凝聚力在这种“国家政权的内卷化”过程中已遭到极大的削弱。〔20〕不过，村庄那时内部开始增加的身体暴力事件仍是以一种非常态的方式出现：对这种暴力的掌握还多局限于占村庄少数的“土豪劣绅”、地痞流氓之类人物手中，对这种暴力的运用也并不具有法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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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初以清匪反霸和农村土地改革为中心的一系列运动的开展意味着“国家政权内卷化”的结束：国家权力在乡村的延伸与国家权力的社会基础重建同时并行。但这绝不是对村庄以和谐和“天良”为核心的传统德治的恢复，而是以斗争特别是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新德治的建立。〔21〕在这种新德治体制中，一方面，一种非友即敌、红黑对立的新的社会成员类分话语，一套以诉苦、批斗、工作组为核心的新的权力技术，使身体暴力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在对敌人毫不留情的斗争中具有了合法性的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权力伸人村庄的主要方式是群众运动和大众动员，而阶级斗争所依持的主要并不是客观的经济划分标准，而是具有很大模糊性、随意性、变动性的意识形态划分标准乃至定额分配的标准，这就使身体暴力在村庄有了普遍性的基础。“敌人”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是根据每一次的斗争形势的需要而被选定、被制造出来的。〔22〕昨天的大户成了今天的斗争对象，而今天的施暴者又可能成为明天的受难者。传统的人情、关系、面子和宿怨作为挑选阶级敌人和坏典型的实际规范在被运用着，但是，村庄的惩罚已经变成了不具“再和解倾向制裁”特征的暴力。〔23〕而且，阶级斗争在实现惩罚坏分子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挑选和塑造新的村庄政治精英和积极分子，并以此典型在整个村庄开启和促动塑造新人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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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新时期的村庄史并不是国家政权深入村庄的单面史。村庄的历史积怨也借国家政治找到了新的宣泄口，村庄、宗族和个人的微小叙事藏身在革命的主流叙事中。究竟是国家改造了村庄，还是村庄利用了国家？究竟是革命的阳光荡涤了村庄每个角落的黑暗，还是村民们在用他们“身体化的历史”与宏伟的历史叙事默默地对峙着？这都还有待我们对革命后的村庄故事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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