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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非五方面”敌人，即非无产阶级的五类敌对分子：保长，国民党党员，土匪，伪军政人员，道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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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在一位当年的村农会委员的工作日记上，记载着土改时期村里的群众对牟之叶恶霸性质的认定，有群众甚至建议判他10年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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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卢辉临．革命前后中国乡村社会分化模式及其变迁．载《中国乡村研究》，2003（1），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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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卢辉临．集体制度的形成，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博士论文，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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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柳坪村土改工作总结报告》（现存平县档案馆），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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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美］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程立显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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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美］杜赞奇．文化、权力和国家，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205-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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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魏沂．中国新德治论析——改革前中国道德化政治的历史反思，27-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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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朱元鸿：The Counter - Revolution: A Family of Crimes, Communist Revolutionary Rhetoric, 1929-1989，载《东海大学学报》，1994（35），57-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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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朱晓阳．罪过与惩罚．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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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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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 第二章 1960年：饥饿与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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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4月，在孙玉林被枪毙后，保甲制被彻底废除，第八保被改建为柳坪村。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村所归属的乡镇、建制方式以及村级主要领导人屡经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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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3年开始“民主建政”直到1961年前，平县区和乡（镇）两级基层组织变动得十分频繁：先是从10个区34个乡镇逐渐扩充到了16个区190个乡镇，而后又收缩为11个区（含区级镇）58个乡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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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动是因为新政权把自己的力量伸向幅员广阔、山高坡陡、人口众多的农村山区时面临的两难困境：在当时的交通、通讯和人力条件下，如果将区、乡两级特别是乡一级的建制划得太大，要保证新政权能够全面、迅速地动员农民是十分困难的；但如果将区、乡两级的建制划得太小，又十分不利于县对区、区对乡（特别是后者）的有效控制。区乡建制调整上的反复反映出新政权在考虑如何有效向农村伸展力量时的踌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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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几次摇摆后，柳坪村从1955年起开始划归山阳乡管理。1953年8月原来的下保独立建立了走牛村后，柳坪村的行政辖治从此划定。不过，村这种建制方式在1958年又被废除，它被改建为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生产大队。1959年又按照更为军事化的管理方式将生产大队改称区队，而大队下属的生产队改称连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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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坪村级的主要领导人在20世纪50年代也经历了多次的调整。1951年4月，原保农会主任严本立因缺乏工作热情和能力改任村会计，原农会副主任杨家声任村农会主任兼村长，王保卓继续任武装队长。但在同年7月开始的土地改革中，进行了村政权的整理工作，王保卓被选为村农会主任兼村长，原武装队的一个小队长牛继贞被选为农协副主任兼副村长。在土地改革复查中，王保卓因为被群众检举将地主浮财集中在曹家冲私自吃喝拿用，结果被免了村长职务，由牛继贞接任。不久，接替王保卓的牛继贞和其后接替牛继贞的冉宏渊也相继因为被检举大吃大喝而下台。1952年12月，武装队的另一个小队长梁少德开始担任相当于村长一职的村代表主任。第二年，农会组织被废除。1958年山阳公社在大炼钢铁的“万炉运动”热潮中成立了一个炼铁厂，柳坪大队党支部书记兼大队长梁少德被抽调到铁厂工作，而后被提拔到公社任脱产干部。由于铁厂用人的需要，梁少德走后的两任村支书赵玉中和严和勋也很快被抽调到铁厂去工作。但村内也不能没有得力的领导人。公社最后决定让赵玉中返回柳坪村主持工作。牛启明的故事就是在柳坪村政权频繁交接的空当中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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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启明是牛继贞的弟弟。牛继贞在村里下台后，后来被调到外乡修水电站。牛启明先在1955年建立初级合作社时当记分员，后在公社化时期又当过生产队会计和伙食团长。1959年，23岁的牛启明当上了区队三连的连长。按道理区队下属的连长不过是村里的一个中层干部，但社员喊的这个“牛连长”的势力却非同寻常。因为这时村里的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村级领导班子中几乎就剩下赵玉中这个光杆司令；而在村的中层干部中，除了牛启明外，还有他的堂哥牛高才从部队转业回来后担任区队民兵连长，牛启明的堂弟牛高碧则当区队的保管员兼伙食团长。〔2〕以前柳坪村在国民党时期有“抓丁抓三牛”的说法，即抓壮丁专门盯住柳坪村的穷地方——牛家沟、走牛梁和牛鞍坨；而今在中国共产党时期又有了“柳坪三牛”的新说法，只是这“三牛”今非昔比，他们连成一气，成了当时村里的实权派。赵玉中为人比较实在，认为公社要求的粮食征购量太高，结果很快被“三牛”扣上“犯了右倾错误路线”的帽子，送到公社开办的一个带有强制劳动性质的学习班去了。1960年2月，“三牛”之首——牛启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区队长。既然赵玉中是因为“右倾”被赶下台的，那么，牛启明上台后必然就会积极向“左”靠拢了。也就在这一年，柳坪发生了许多令社员们没齿难忘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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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年春天，柳坪风调雨顺，没有遭遇史上常见的春旱和冰雹。夏天虽然出现了旱灾，但旱情持续时间并不很长。柳坪素有“三年一大旱，两年一中旱，年年有小旱”之说。比较起来，1960年在柳坪的灾害年历中不过是相对平淡的一年。〔3〕然而，柳坪从1959年起就开始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严重缺粮。进入1960年，因缺粮导致人的浮肿、死亡正象一场特大瘟疫一样在全村迅速蔓延。这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我们先来听听赵云龙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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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社刹角（结束）后，我们平县种庄稼那真正是瞎指挥。他还派得有干部来组织，（搞）‘标直优产化’。种庄稼，种粮食啊，像我们现在这个地头，点包谷，一块一块的要打成行子，他那时像啷个（怎么）打呢？用索索（绳子）来标直！他啷个标直优产化呢？像我们这个湾湾的地，点包谷，这山坡地这一块那一块，在那个梁梁上，站起对着牵起朝着下面来，管你那个地啷个斜起来，那跟着那个线打行子要打直，地不成地。像这块地这样下来，这里是荒坡，这里有块地，那里有块地，你一根索索牵起过来，在那个索索底下的就标直起来，就那么对着。只要是你这个组的，像这片田是我们这个组的，站到那个梁上，扯到这个地方标直起，挨着挨着行子要那么打，哪怕山啊石头都要那么打，都要对的那么标直，还要专门两个人牵索子。……标直就这么打下来，真是笑死人，随便做什么庄稼要标直优产化，那耽误多少工啊。要两个牵索子的，一个打窝子的，这一行包谷你要爬上爬下那么大一个坡。你不那么打不行！标直优产化，不管做啥子，行子窝子都要打直。搞了一年，他在你这地方还有住队的（干部），你不这样还要受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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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红苕，象出大太阳（的时候），还是工作同志在你这个大队住起的，要喊你去栽，你不栽不行。落雨天淋雹子打雨，都要去割麦子收碗豆。那个，从历史以来，都不是落雨天割麦子的。那碗豆在半坡上晒遭（惨）了的，落雨也要去收，收回来做啷个呢，叫他拿当子（找地方）来晾。社员敢怒不敢言，横竖没有办法，你以为是两根麦子豌豆啊？一个生产队不管好坏，遍山遍野你哪有那么多的当子来晾？那硬是麦子收回来捂烂了，它是湿的嘛。那个天气栽红苕，栽得了什么红苕？！火火的大太阳你硬是栽死了，他估到（强迫）你搞，不搞不行，那几多名堂，说起过后说起来硬是笑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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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现在是这样嘛，过去（旧社会）也是这样嘛——秧子不要栽密了。（而）他搞个么子呢？搞了个少秧密植，只有这么远，挨着挨着插，他们说这样栽得好，要增产，‘千条条当不得万刷刷’。结果那样做了，密植不是那个经（那么回事），还不得收，那个东西栽得这么密了就不得收，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嘛。现在栽粮谷子，它是密植，它有个尺子，是二五尺，他还是用尺子量一下，所以增产。以前都是四四方方的，都要有这么宽的量度还差不多，结果那一年搞下去开始说增产，种下去了还是没收到谷子，那硬是搞得（是）瞎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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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照着做，你地方上当村长的当组长的要受处分，强迫你那么做，他说那样做才能增产，他的少秧密植做得多，‘千挑挑当不了万刷刷’，他说要栽得多才能多收谷子。结果那时就没收到谷子，长出来上面就几颗谷子。也背了一年时（倒了一年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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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云龙的这番谈话中谈到了“大跃进”时期人民公社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即上级为了创奇迹，在生产上搞深耕密播的瞎指挥和强迫命令，社队生产指挥权被强制剥夺了。而与此紧密相连的是农民个人权益的被剥夺。1959年和1960年柳坪村地里的庄稼并没有多少收成，但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国家对粮食的征购指标却高于历史上任何一年。社员在“大跃进”和“共产风”中不仅丧失了在土地改革中获得的土地、农具等私有财产，丧失了自愿退出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利，而且连最后一点属于个人的消费权都被彻底剥夺——所有社员的家庭小灶被取消，所有的口粮都被集中到公共食堂和保管室。如果说土地改革摧毁和削弱了地主和富农的经济优势，提升了贫雇农的经济地位；合作化削弱了土地改革时期没有触动的中农相对于贫雇农的经济优势，并进一步摧毁了富农的优势；而公社化则在家底上彻底荡平了中农和贫雇农之间的差别。〔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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