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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驯鹿乡副乡长的李家学对开会的场景谈得更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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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有）几万人参加，那热闹，敲锣打鼓的，在河坝里。当时还是由解放军，去了一个团，山阳区中队，去的一个排，法庭去的宣判员就是王登明，搞审判的，等于要上主席团，（再有）就是姚庆贞嘛，再就是些贫苦人……四面八方机枪都架起。就培养两个最穷的人，受了他的苦的，就斗，还不准打他。最后，审判长就问他这些罪恶是真的假的，最后就宣布他的罪状，结果大会就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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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公审大会上批斗孙玉林的正是曾在山神公庙大会上希里糊涂地充当过他的武装队长的王保卓。那也是王保卓第一次在大会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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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讲话的时候啊害怕。那以后到县里头去，在县里头大会发言啊，好多人去说，讲话都不怕了，胆子大了。我最有兴趣的（还）是镇压孙玉林。这个姚庆贞是乡农会的副主任，她要我去发言。要我去发言，我啷个去说唉？她就来教，教的雀儿就唱不倒。上那个台台上，那时候镇压反革命，四下是布置得相当严密的，周围架起机枪，在驯鹿那个同林坝那个坝里，开公审大会，要我去发言。爬上台的时候，心里就抖啊，在台上也说不了两句，就下来了。过后，开会的时候，胆子就逐渐逐渐地大起来了，所以这就是练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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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孙玉林的公审仪式就这样成了王保卓茁壮成长的一个重要起点。颇有些讽刺意义的是，孙玉林因为“民愤有点大”而被处决，而村内真正痛恨孙玉林、非置之于死地的是这样三个人：一个是孙玉林的老板、破落地主李焕景，一个是被许多村民称之为“孙玉林的狗腿子”、“有流氓无赖习气”的前甲长牟之叶，一个是出身贫寒的罗立品。要单说是下保与上保之争，牟之叶偏偏是下保的人。要说是阶级间的斗争，前两人则又都是新政权明确要加以打击或排斥的对象：他们的确是对孙玉林有愤怒之情，但李焕景并不在新政权的“人民”范畴内（他被公安机关列进了“非五方面敌人”名单），而牟之叶至多也只是处于新政权的“人民”的边缘。〔15〕即使是贫农罗立品的女儿受辱，似乎本身也还不足以构成孙玉林罪大恶极的铁证。然而，牟之叶、罗立品因为身体事件对孙玉林的怨恨在一个特殊的时期，一个新旧政权交接的时期，一个革命政权急于在村庄树立合法性权威的时期，得以发酵。也就是说，新政权正需要拿一个“恶霸”的身体来奠定自己的人民革命政权的权威性的基础。新政权的这一需要与村民宣泄身体怨恨的需要不谋而合，于是，外引的革命与内生的仇怨就在一个庄严宏大的仪式中完成了结合。这与其说是阶级政治的展开，不如说是身体政治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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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交织着几个不同层面的村庄内部紧张关系的“宗派斗争”在1951年当年就以孙玉林的毙命、李焕景的被严管、牟之叶和罗立品的雪恨、王保卓的上升、赵云龙的自保而告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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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宗派斗争”的一个结果是激发了柳坪人空前的平等意识。我们在前面谈到过，1951年前柳坪村以土地占有为基础的阶级矛盾是不突出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村庄的社会分化就不突出。有学者的分析已经指出：村庄内部的分化不是寄生的地主阶级与被剥削的佃农阶级之间的分化，而是围绕土地的经营、生计和生活安排而产生的耕作社会内部的分化。〔16〕而且，我们从柳坪村民罗立品女儿的遭遇可以进一步看到，政治权力的不平等更加剧或巩固了村庄的社会分化。尽管“均贫富”的思想在小农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但这种东西不仅在文化上受到礼治秩序的抑制，而且在现实中也难有生存的土壤和空间。他们的生活世界多半是以宗法为主的等级社会结构，祖先余荫、个人努力和天命等各种复杂的因素决定了每个人在这一等级结构中的具体位置。这一等级结构受到国家制度的保护，在农民那里同样具有合法性。〔17〕而中国革命夷平了村庄政治与经济的权势，小农固有的对平均的向往借助“翻身”等新的政治话语和阶级斗争的实践被赋予了正当性，并被大大强化。从经济上来说，土地改革后，柳坪村地主年人均占有米的产量下降到3.365石，而贫农年人均占有米的产量上升到3.943石，全村人均占有产量最高的富农也仅为5.687石。从政治上来说，昔日的权贵被打倒甚至被消灭，过去的受苦人变成了当家人。农民史无前例地成为了乡村政治的主体。村庄新的权力中心——农会由7个贫农和2个中农组成，地主、富农被排除在外。〔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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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村庄的这种平等并不是完全靠国家赐与的，而是必须靠农民自己参与才能获得。村庄的平等意识与斗争精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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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保与下保在1953年8月分别建立了柳坪村和走牛村。旧的宗派虽已消解，然而，斗争的烈焰已经在村庄点燃；土地改革虽然尚待1951年7月才正式揭开序幕，但清算已经先期开始。在其后波涛汹涌、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身体暴力逐渐瓦解了村庄作为“道义共同体”〔19〕的传统，破坏了作为村庄传统的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它正一点点地从阶级之间蔓延到阶级内部，村里很少有人能像赵云龙那样有足够的韬略和手腕来尽可能地避免引火烧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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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初开始的国家权力的向下延伸中，村庄原来的“保护性经纪人”逐渐为“掠夺性经纪人”所替代，资源的抽取、国家权力的强化伴随着国家权力的社会基础被严重破坏，村庄传统的相互信任、道德权威和内部凝聚力在这种“国家政权的内卷化”过程中已遭到极大的削弱。〔20〕不过，村庄那时内部开始增加的身体暴力事件仍是以一种非常态的方式出现：对这种暴力的掌握还多局限于占村庄少数的“土豪劣绅”、地痞流氓之类人物手中，对这种暴力的运用也并不具有法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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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初以清匪反霸和农村土地改革为中心的一系列运动的开展意味着“国家政权内卷化”的结束：国家权力在乡村的延伸与国家权力的社会基础重建同时并行。但这绝不是对村庄以和谐和“天良”为核心的传统德治的恢复，而是以斗争特别是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新德治的建立。〔21〕在这种新德治体制中，一方面，一种非友即敌、红黑对立的新的社会成员类分话语，一套以诉苦、批斗、工作组为核心的新的权力技术，使身体暴力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在对敌人毫不留情的斗争中具有了合法性的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权力伸人村庄的主要方式是群众运动和大众动员，而阶级斗争所依持的主要并不是客观的经济划分标准，而是具有很大模糊性、随意性、变动性的意识形态划分标准乃至定额分配的标准，这就使身体暴力在村庄有了普遍性的基础。“敌人”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是根据每一次的斗争形势的需要而被选定、被制造出来的。〔22〕昨天的大户成了今天的斗争对象，而今天的施暴者又可能成为明天的受难者。传统的人情、关系、面子和宿怨作为挑选阶级敌人和坏典型的实际规范在被运用着，但是，村庄的惩罚已经变成了不具“再和解倾向制裁”特征的暴力。〔23〕而且，阶级斗争在实现惩罚坏分子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挑选和塑造新的村庄政治精英和积极分子，并以此典型在整个村庄开启和促动塑造新人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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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新时期的村庄史并不是国家政权深入村庄的单面史。村庄的历史积怨也借国家政治找到了新的宣泄口，村庄、宗族和个人的微小叙事藏身在革命的主流叙事中。究竟是国家改造了村庄，还是村庄利用了国家？究竟是革命的阳光荡涤了村庄每个角落的黑暗，还是村民们在用他们“身体化的历史”与宏伟的历史叙事默默地对峙着？这都还有待我们对革命后的村庄故事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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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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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0。秦晖．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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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1992；Yang CY. 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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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此数据根据“柳坪村土地改革前后各阶层占有土地情况统计表”测算。此统计表现存于平县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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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孟子·尽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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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论语·颜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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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北方一些经历过“翻身”的“阶级斗争”洗礼的村庄记忆中，至今还弥漫着对过去那个“封建堡垒”中地主们的各种田园式记忆，其中“恩德财主”是村庄历史记忆与情感结构中一个活跃的传统话语要素。李放春．北方土改中的“翻身”与“生产”．载《中国乡村研究》，2005（3），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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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美］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程立显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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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据《柳坪村土改工作总结报告》（1951年9月），柳坪村第一届农会，原有8个委员，而包庇地主的就有5个。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村庄在解放前阶级矛盾不突出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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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胡庆钧．两种权力夹缝中的保长，载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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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美］杜赞奇．文化、权力和国家，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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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在口述录音的引文中，括号内的内容，或者是对当时提问、情景的必要交代，或者是对残缺不全的话意的补齐，或者是对某些难以理解的当地“土话”的诠释。因为读者对这三种情况不难区分，所以本书就不一一注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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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美］杜赞奇．文化、权力和国家．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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