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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有看了梁少德〔12〕的调查笔录，才会明白赵启珍这席话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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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请你谈一下你了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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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严福书是1963年结的婚，是九队赵宗福认的姑姑赵庆香介绍的。严福书在家的时候，他们关系很好。他走后，他们生下来的孩子没几天就死了。后来，在1968年冬，严福书部队来信，说严和勋和赵宗福有男女关系。又来了几次信，让我们调查。群众反映他们没有那种关系。据调查，是赵庆香给严福书部队写的信。赵庆香在家与严和勋有男女关系。后来严和勋不当支书了，也就与他不好了，断了。加上赵宗福与赵庆香关系不好，所以，赵庆香就给严福书写信，就是想整赵宗福与严和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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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队长严和勋并没有像赵庆香散布的流言那样与赵宗福有男女关系，但他也不愿意他过去与赵庆香的关系被添油加醋后引起上面的注意。他请干部吃饭，大概是想请大家谅解他过去与赵庆香的关系；在赵庆香那里下跪，则是想请赵庆香这个权力欲和支配欲甚重的女人不要再给他生事了。而严和烈给赵庆香送礼，则可能是因为担心赵庆香如果一直这么对严福书胡编严和勋与赵宗福的关系，一旦最后招来了工作组，就难免会将他自己与赵宗福发生关系的事连带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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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宗福主动对丈夫讲出“打夜工”一事，并不一定会使严福书感到老婆对他的忠诚，反而可能使他产生老婆在家里招惹男人（不管是严和勋还是严和烈）的联想。因而，赵庆香在严福书回家时的劝导和在他返回部队后给他的去信，都已经使他开始怀疑赵宗福了，从而使他们这桩婚姻出现了危机。尤其是他们的孩子在1965年一生下来就死了，赵宗福以后一直没有怀孕——在生育占据婚姻制度中心位置的乡村社会中，〔13〕这一因素无疑大大加剧了严福书与赵宗福离婚的危险。如果说赵宗福多少还可以容忍强加于她的婚外性行为的话，那么，她是断然不能接受婚姻的破裂的。原来是“因为他（严福书）身体不好，怕他生气”，所以，将那件给他们的婚姻带来玷污的事曲意隐瞒了下来；而现在，为了挽救她的婚姻，赵宗福宁肯自己受屈辱，也要让这桩婚外性关系去接受众人和国家的询问、调查和审判。我们来看看一个重要的见证人，与严福书邻村又在同一部队服役的刘业民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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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与赵宗福有什么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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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1969年3月我复员，严福书请我给赵宗福带毛巾，说起打夜工的事，未说（有人）整她。去年4月，我结婚，赵宗福过来吃酒，也未说起这事。1969年六七月间的一天早上，赵宗福拿来一封信，是严福书给她的，叫我念，又叫我回信。她这才说起1968年月她挨整的事。她只说了她挨整，未说怎么整的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也未说。我想就是整了她，当时在院坝，也不可能发生（什么）的。头次赵宗福说得还很硬的，说“他在屋里我还生了娃的；如是我真的有男女关系，他走几年，我也没有生娃。”原先很硬，后来又说有那种事，（谁）晓得她是怎么回事。她叫严福书回来，是她想得娃儿。他们结婚七八年了，没有娃儿。她就说“我在屋里受人压。”她只说了（有人）整她，未说发生关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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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刘业民的调查中，我们可以发现赵宗福为挽救婚姻所采取的以下两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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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策略是为了彻底洗刷她男人对她的怀疑，同时也为了让她男人感到有欠于她，她就把严和烈与她的关系说成是严和烈有意在“整”她，而她挨“整”的根本原因在于，她自己的男人没有尽到保护责任。尽管她明白真正在背后想“整”她的人是赵庆香，尽管就对她所感受到的伤害而言，赵庆香在婚姻上的挑拨远甚于严和烈在身体上的侵犯，但她深知20世纪50年代曾当过村妇女主任的赵庆香是一个很不好惹的女人，在大队和生产队有着广泛的影响力，而她男人严福书也相当信赖赵庆香，如果由她直接去攻击赵庆香不一定管用。故此，一年半前与严和烈那件本想悄然了结的含混之事被她作为挽救婚姻的炮弹给抛出去了。虽说她那时还没有把严和烈“整”她的细节讲给刘业民听，但她在1969年8月间另外托人给严福书写信时具体谈到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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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策略就是让严福书尽快复员，使他们能呆在一起，生一个孩子。只有有了孩子，婚姻才可能获得最基本的稳定。对赵宗福来说，真正的要害之处并不是她自己受到玷污的身体，而是几千年来所有村民的要命之处——子孙后代，命脉香火。赵宗福个人的幸福和家庭的和谐都寄托在她能否为严家生下一个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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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明白了，严和烈破坏军婚案之所以是在一年半后才案发，并不是像赵宗福对工作组所说的那样，因为严和烈这时在威胁她，而是因为她与严福书的婚姻在1969年上半年开始出现了危机，赵宗福必须想法廓清有关她与严和烈或严和勋的传言或怀疑，并使严福书感到没有担负起保护她的责任。当严和烈不甘示弱，反过来说狠话吓唬她时，赵宗福更坚定了要把那件本来比较含混的事情说清楚的决心。国家保护军婚的本意是要保护军人对妻子身体的特权，防止妻子与军人丈夫闹离婚。但在这起案件中，我们却看到，赵宗福是如何悖论性地用这一条例去保卫自己的婚姻和幸福的。可以说，如果没有这场婚姻危机，很可能就不会有对这次破坏军婚案的追究查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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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赵宗福没有想到的是，政府会将她与严和烈的行为定性为通奸，在将严和烈作为法律惩罚对象的同时也将她视为道德教育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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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严和烈的惩处也颇出人意外。“偶发的通奸”这个定性使严和烈破坏军婚的性质本来并不算严重，但政府对严福书要求严惩严和烈的呼吁却也不能不考虑。尤其是1970年2月，严福书所在部队的政治处致信县公检法军管会，要求严肃查处此等严重影响军心的事件。同年3月，由县里与严和烈所在部队联合派出了工作组，对严和烈的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调查，最后提出：“应给严和烈处分，可判他3年徒刑，交给群众监管”。处分、刑罚和监管，这本是三种相当不同的惩罚方式，但在人民公社时期，这三者却被视为同一惩罚体系中的话语。这个处理意见的微妙之处在于：说是判了严和烈3年徒刑，但实际上又是监外执行的。显然，严福书不会满意于这个结果。他在1970年三四月间不断给工作组写信，要求重新处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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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案子陷入暂时僵局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偶然因素。1970年5月8日，四川省革委会和四川省军区根据总政治部新近的指示，专门发了一个题为“关于认真做好保护军婚工作的通知”的文件，文件要求对于性质严重、影响较大的破坏军婚案件从严处理。〔14〕严和烈这个案子性质不算严重，但在严福书强烈要求下，也可以说是影响较大了。这次，针对严和烈的法网一下就收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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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体化时期，国家对犯罪分子的惩罚具有高度的弥散性和不确定性，对直接侵害民众利益的行为的“基础性惩罚”与直接针对统治阶级的政治意志或统治利益的犯罪的“专断性惩罚”总是混同在一起，一切刑事犯罪往往要从反革命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里寻找根源，罪行与错误、行为与思想常常一并成为法律惩罚的对象。〔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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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国家的查证权力在村庄有人“犯事”的时候以工作组的形式进入村庄后，它并不会仅仅就事论事，寻找刑法意义上的证据，而是要变成对村庄日常生活的一次审查，对被查者平日的思想、行为和言论的全面审查，尤其是对反革命言行的搜寻和治理。在村民看来，这种全面审查就叫做“整”。既然上面决定了要“整”一个人，那么，所有的邻居都有见证的义务，都得揭发足以暴露此人反动思想的所有言论，而犯罪分子本人在工作组的政策攻心下也不得不做全面的思想交代。方慧容总结了“权力式的调查研究”的四个基本特点，即：被调查者的“真诚”总处于被考证中；调查行为对被调查者的生活有决定性的影响；调查研究的好坏同对调查者的思想鉴定与改造联系在一起；被调查者之间有利益和见证关系。〔16〕这种权力式的调查研究是国家在土地改革中发明的向乡村渗透权力的方式，以后就成为国家进入乡村的制度化方式，成为国家对整个村庄进行一场思想教育的机会。通过调查和揭发，可以分清“是非”与“曲直”，发挥团结教育、追根索源、警示他人的作用，从而实现“把坏事变好事”、重塑村庄道德的目的。结果，工作组在“整”严和烈的时候就有了如下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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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杨发礼，生产队副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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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知道严和烈讲过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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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1968年12月29日，我从山阳开会回来，讲对军属不要乱开玩笑。严和烈在底下说：“军人家属有什么了不起？当兵的没么子好的，回来不是偷就是抢。范昌在就是偷么子被打死的。你看回来的有几个是好的？牛高才当个连长，还不是与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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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李春德，十队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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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知道严和烈讲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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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好象是农历腊月二十三，杨队长去公社开会，回来对社员说，要爱护军属。严在底下说：“做了只要不说，还是没有哪个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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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和烈大概是因为既在旧时代当过半个兵（保丁），也在新时代当过半个兵（民兵），所以，不会把当兵的放在眼里。按他的说法，只要嘴巴紧，军属也没有什么不敢碰的。可严和烈这个有“搭白佬”〔17〕外号的老兵不仅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而且也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既然他管不住自己的嘴巴，那么，在工作组进村的情况下，其他社员也就不可能拒不揭发他的反动言论。尽管严和烈并没有怎么张扬他与赵宗福那晚的事，但他平时随口说的大话、开的玩笑、讲的政治掌故在工作组进驻后都成了他思想反动的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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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严福文，十队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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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知道严和烈说过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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