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715654
1702715655
严福书的检举材料（1976年4月）
1702715656
1702715657
1976年3月18日是下雪天，队里上午学习，下午休息。严福文在李兴云那里玩，牛运兴喊他回去吃饭。牛运兴第二次来喊的时候，门被扣住了。李兴云开始拒绝开门，后来才来开门，牛运兴发现严福文躺在李兴云的床上。牛运兴说你们这样做不对。他们就吵了起来。牛运兴走后，李兴云又把门关了起来。严福文说要与他老婆离婚。
1702715658
1702715659
26号中午，我去严福文家。严福文探我的口气，问会怎么处理他。我问他的问题究竟怎么样？严福文说我们事实不存在（那种关系），只是表面上的。我问那你们怎么闹出事来的？严福文说是牛运兴说的。我问你与牛运兴要离婚有这回事吗？严福文说是有这么回事，他说：“李兴云做活喂猪都不行。”我问：“那你离了婚，还与李兴云结婚吗？”严福文说：“那看吧。现在李兴云的名声已经出去了，我的名声也出去了。没有办法，是得要结婚的。”我说：“这样怕不行吧？”严福文说：“不怕，牛运兴会同意的。”
1702715660
1702715661
严福财的检举材料（1976年10月）
1702715662
1702715663
因为生产队的粮食常常被盗，我喜欢晚上出去到处逛一逛。1976年10月18日晚上，我在严和云屋里听到里面有5个人在说话，有严福文、严孝刚、严存明、彭大友和严和云。他们说：“赵远正、严福书、严福财他们几个人跑不脱。老子是不怕他们几个的，他们有点事就去向上级啰嗦，我们这个仇就结起了的。”严福文也说我们八大金刚不得怕哪个，哪个能把我们奈何？
1702715664
1702715665
赵远正的检举材料（1976年10月）
1702715666
1702715667
我揭发严福文奸污知青……我揭发严福文他父亲是……我揭发严福文他叔舅是……我揭发严福文他拐卖人口……我揭发严福文他说反动话……我揭发严福文他贪污……我揭发严福文他砍生产队的树木……我揭发严福文他庇护坏分子……我揭发严福文他偷生产队粮食……我揭发严福文他偷……我揭发严福文他偷……我揭发严福文他偷……我揭发严福文他偷……我揭发严福文他偷……我揭发严福文他……我揭发……我揭发……我揭发……我揭发……我揭发……我揭发……我揭发……我揭发……我揭发……我揭发……我揭发……我揭发……我揭发……。
1702715668
1702715669
这三份材料是我从第十生产队厚厚一叠揭发检举材料中选出来的，它们表明了严福文同队的一些社员是在用怎样的心情和眼光“凝视”（gazing）着他的：有在深更半夜听墙的，有听房后又以同盟的身份来套话的，最生动的则是在一份材料上一连写了28个“我揭发”的赵远正。
1702715670
1702715671
我们首先感兴趣的是，社员对社员的那种“凝视”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对传统村庄而言，由于流动性极低，个人的生产与日常生活完全被束缚在一个没有陌生人的世界里。同一个村庄的农民彼此间的关系如果不是亲密的话，至少也都是紧密的。村落世界是一个很少有私生活的地方，彼此的熟悉度很高，相互的比照和攀比也就很普遍。不过，人民公社制度给乡土传统的这种彼此凝视增添了新的东西。公社不仅把农民之间的这种彼此凝视从自发状态变成了自觉状态，把这种凝视与德治标准的贯通紧连在一起，而且，使那种以往常常是无声的凝视变成了发声的凝视。在农民私下给干部的揭发材料中，在人民公社公开举行的诉苦会和批斗会中，农民或者用手和笔，或者用眼睛和嘴巴，把以往默默在心中念叨着的每个村民对他的恩怨簿，变成了向干部展示或在公社公开的、符合德治标准的清算单。
1702715672
1702715673
那么，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与这起婚姻纠纷无关的人热心于捉严福文的奸、揭他的短呢？
1702715674
1702715675
是乡间传统道德对通奸的不容使然吗？其实，在中国乡村传统中，婚姻的高度稳定与通奸时有发生是乡间日常生活中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们的婚姻基础是物质化、包办性的，是以传宗接代为中心的；另一方面，人们又在婚外追求性或感情等方面的满足。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对两性关系非常刻板的清规戒律在村落的小传统中实际上变得相当具有弹性。只不过以往对乡土中国的研究大多局限于费孝通20世纪30年代完成的《生育制度》的分析路数，只强调婚姻与家族延续的紧密关系，强调礼教文化对性的限制，而少有深入分析婚姻与性若即若离的关系，分析“小农的性散漫”与礼教的性禁锢并存的关系。〔2〕有证据表明，至少在清代中期社会中下层民众中，男女交往并未按道德家的要求被禁锢在一个固定的模式中；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交往的随意、松弛，甚至自由的特征。男女交往约束的松弛为婚外性行为的发生创造了条件，也带来了诸多的冲突。〔3〕在清代汇编的《刑案汇览》中，传统中国人最常见的犯罪是“杀死奸夫”；〔4〕在清代巴县、宝坻、淡新三县的民事诉讼案件中，婚姻纠纷约占22％，其中，因通奸引起的纠纷甚至占到了婚姻纠纷的2/3〔5〕——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通奸行为在乡土中国的普遍性。捉奸虽然同时也是乡土传统的一部分，但这种行为往往并不完全或主要不是出于两性伦理上的考虑，而是出于经济利益〔6〕或维护丈夫、家族面子上的考虑。〔7〕换句话说，如果不出于这两方面的因素，捉奸反倒有可能显得突兀。
1702715676
1702715677
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为废除封建婚姻而创造的离婚自由的高潮过后，在整个集体化时期都重新强调家庭稳定的重要性和调解程序的必要性，离婚又成为极为困难的事。由此可以看到，国家试图把婚姻和家庭纳入常规化的治理轨道中，使婚姻制度服务于社会秩序稳定的目标，而祛除当初那种激进的革命色彩。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婚姻策略的转变和乡村婚姻强大的传统影响，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使通奸在乡村仍相当普遍存在着。
1702715678
1702715679
而且，捉奸的传统被中国共产党明确地作为封建野蛮陋习来看待。毛泽东在1930年进行寻乌调查时就谈到苏维埃政权曾在农民的要求下立法禁止捉奸。〔8〕在共产党刚刚取得全国政权时又重申了这一点。如1949年陕西省高等法院在直属县审判员座谈会的总结报告中明确要求严格禁止捉奸行为，已经发生的都应严厉处罚。“通奸是非法的有伤风化，但主要是以教育方法使其自尊，有人告发，应予教育，如不以正义的告发，私行捉奸捆绑，百般侮辱，甚至逼下人命，更属犯法，捉奸的应付刑事责任”。〔9〕
1702715680
1702715681
由于李兴云是尚未结婚的外来户，在此通奸案中不存在受伤害的丈夫，因此，这本属村落中尚可模模糊糊容忍的通奸类型；同队的许多社员虽然会在私下里同情受害人牛运兴，但一般并不会冒然去替她捉奸。在民间不甚鼓励捉奸，国家也不提倡甚至禁止捉奸的情况下，并且赵远正、严福财、严福书（他是本书上一起案件被奸妇女的丈夫，现已从部队复员）这些人又不是奸情的受害人，为什么他们却对捉奸如此积极呢？
1702715682
1702715683
上列严福财的检举材料中，有一个地方值得注意：严福财从墙根听到了严福文的一席话，这些话中有一个明显的“他们／我们”的界分。也就是说，盯住严福文的是一帮特定的人群——“他们”，而且，他们所针对的也不仅仅是严福文一人，而是以他为中心的所谓“八大金刚”。那么，这个“他们／我们”是怎样划界的呢？
1702715684
1702715685
严福文的申诉材料（1980年3月15日）
1702715686
1702715687
我这个案子完全是牛高才一手制造的。1968年4月，两派在区革委会办学习班，大队民兵连长牛高才对我与另一个群众组织的陈光全说，让他来当大队的革委会主任，他若当了主任，会推我们两人当副主任。但我没干。后来，是原来的支书赵玉中作了革委会主任，牛高材只当了第二副主任。从此他就开始嫉恨我，想方设法整我。
1702715688
1702715689
这是1980年严福文声称自己完全受了冤枉时所写的材料。我们很难完全信以为真，但它却透露了一点：所谓的“他们／我们”并不完全是在日常生活中结下的私怨，而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反反复复的政治斗争中所形成的派系之分。
1702715690
1702715691
我们在牛启明案件中已经谈到人民公社制度下存在的庇护主义关系网络，这种网络基于社员与领导的不同关系，在社员之间造成了积极分子与非积极分子之间的分裂。而我们这里所谈的派系则与之有所不同。派系不是积极分子与非积极分子之间的分裂，而是积极分子之间的分裂。这种分裂是因为领导之间的分裂造成的。在一个德治性的再分配体制中，政治觉悟是资源分配的标准。但由于政治觉悟标准的模糊性，这就势必使群众对党的忠诚度和政治觉悟度要体现在与领导的个人关系上。然而，在同一级别内，竞争往往使领导组合成几个分裂的单位，这样就形成了几个上下延伸、平行断裂的关系网络，这就是所谓的派系结构。派系结构是隐藏在正式结构之下并实际起作用的行动结构。因此，并不存在面对任何领导的积极分子。一个单位内部的利益群体既不是职业和分工群体之类的西方式利益群体，也非横向层面的阶级或阶层，而是与派系结构相对应的纵向派系群体。此派系的积极分子对彼派系来说往往是强硬的反对分子，因此，在单位内部各派系的积极分子之间就会存在激烈的斗争。〔10〕如果说人民公社的日常治理是枯燥乏味的话，那么，派系政治就成了这种日常治理的润滑剂和色素。
1702715692
1702715693
在第十生产队，生产队会计严福文是一派组织的核心人物，他周围有彭大友、严孝刚等所谓的“八大金刚”。而另一派的核心人物是“柳坪三牛”之一牛高才。在牛启明下台后，牛高才继续在大队掌权，长期担任民兵连长一职，在“文革”中任大队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他周围，有生产队记分员赵远正、大队民兵连副连长严福书以及严福财等人。（而生产队长严和勋虽然也偏向牛高才这一派，但因为他相当一段时间被抽调到公社的一个水库帮忙，所以，对两派的斗争介入不是太深。）这两派之间一直存在着明争暗斗。由于严福文一派背后得到了大队革命委员会主任赵玉中的暗中支持，所以，稍占上风。我们可以从对严和勋的调查中看到这一点：
1702715694
1702715695
问：请你把本队阶级斗争的情况讲一下。
1702715696
1702715697
答：我们队的一些问题长久没有得到彻底解决。1976年左右，严福文、彭大友、严和柱偷了600斤谷子，还贼喊捉贼。那时我在水库，就叫严福文在家里主持工作，但他们却自己弄粮食。彭大友破坏广播线的事也没有得到追查。
1702715698
1702715699
在严和勋离开生产队时，严福文一派基本控制了生产队的局面，偷粮食、栽赃他人、盗广播线，他们的胡作非为让另一派既眼红，又无奈。
1702715700
1702715701
当严和勋回到生产队后，局面才发生了扭转。他把这些情况向大队作了汇报。牛高才坚决主张将彭大友弄起来在全大队敲锣游行，以示严惩。赵玉中后来也无法不同意这个提议。这是严福文一派受到的一次重创。自此，牛高才一派想方设法寻找彻底扳倒严福文的机会。特别是牛高才本人和赵远正活动最为积极——牛高才是因为自己在争夺大队的最高权力时被严福文拆了台；而赵远正则是因为严福文一直试图让他那一派的严和柱取代自己的生产队保管员职务。牛运兴为李兴云的事与严福文吵闹，她其实只是希望警告一下严福文，使他重新回到自己身边，却未想到她的吵闹为另一派将严福文打倒提供了最好的武器。
1702715702
1702715703
1976年3月，严福文与人通奸的事被半夜听墙的赵远正和严福财等人发现并告发，在大队掌权的牛高才很快对这次捉奸行动作出了积极的回应；4月，严福文因为道德败坏被撤消生产队会计职务，而不遗余力揭发严福文的赵远正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生产队会计。
[
上一页 ]
[ :1.70271565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