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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严福文的故事到此就可以划上一个句号了。毕竟，对通奸这类问题的解决应该是道德管辖的范围，可以通过批评、撤职或调解这类方式来解决，而不必牵涉法律。然而，严福文的事情被公开曝光后，严福文始终不服输。他心里很明白，不是因为他做的什么事犯了忌，而是因为他的对立派想整垮他。“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精神始终鼓舞着他的斗志，他非常豪迈地向他的弟兄们表示，说他有三不怕——“不怕劳改，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他们多次发誓要记住这仇恨，以后一定要让那些陷害他的人吃点苦头；他们甚至不惜撕破脸皮，公开与另一派发生冲突。如1976年7月30日，严福文在工分的计算上与赵远正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严福文的这种强烈反应使他的对手们一心想对他采取进一步的制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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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6月，山阳区和公社领导来柳坪大队视察工作。这时，李兴云因招工已回城了，牛运兴也停止为此事向严福文吵闹了。但牛高才却向这些领导专门提出要进一步处理严福文的问题。9月，在牛高才多次强烈要求下，公社专案组来十队全面调查严福文的问题。但这次调查最后对严福文的定性不甚严重，只是提出将严福文交群众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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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月，十队两封未署名的群众来信寄往专案组，信中勾画了严福文妻子牛运兴作为被欺侮者的痛苦形象，罗列了严福文的种种问题，强烈要求严惩违反道义、坏事做尽的严福文。这一次，公社派出人员将严福文直接拘押到公社，勒令他在3天内交代全部的问题，否则就将他作为严厉打击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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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2月，在专案组通过审讯拿到了足够充分的材料后，县批斗办公室批准对严福文进行公开批斗，号召全队社员对他进行深揭猛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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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4月，严福文被平县法院判处8年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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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严福文送进监狱的确是牛高才一派的心愿，但为什么会因为通奸而对严福文施用重刑呢？这是因为严福文这个时候恰好碰到了国家的知识青年政策发生调整的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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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8年起，国家开始将大批城镇知识青年下放到乡间去，这是出于三方面的考虑：一是为了化解城镇人口压力和就业矛盾，二是让知青通过在身体上的锻炼达到心灵上的净化，三是利用知青加速国家对广大农村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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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实践中，知青的身体成了越来越突出的社会问题。一方面，国家把提倡晚婚作为知青工作的一个重点，试图以知青的表率作用来限制农村人口的急剧膨胀，也以此缓解知青下乡的住房困难；但是，随着知青年龄的增大，他们的婚姻问题成为一个颇为棘手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作为被教育者的知青在农村常常受到迫害、批斗、吊打和歧视，一些知青在恶劣的环境下也开始堕落。这些方面的问题严重地动摇了知青扎根农村的决心，威胁到了国家的知青政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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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国家在1973年8月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对知青政策作了若干调整，其中一个重点是解决知青的安置问题。国家对知青的政策调整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原来积极提倡晚婚，而此时开始鼓励知青在农村结婚，大力表彰女知青嫁农民的现象；二是原来强调知青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此时开始强调要对知青实行保护和照顾，严厉打击对女知青进行强奸、侮辱、逼婚和诱婚的坏分子。将知青的婚姻、性及身体政治化为国家化解日益紧张的城市人口就业问题，促使知青扎根农村并以知青带动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的关键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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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这种调整后的政策用在处理李兴云和严福文的问题上有一定的含混性：李兴云的确想与严福文结婚，但严福文是有妇之夫，这种通奸后再想结婚的情况，国家不宜鼓励；严福文虽占有了李兴云的身体，但他并未运用强迫和诱惑手段，而是对她多有照顾和保护，本可以不将之作为打击对象的。但是也正因为这种含混性，当村庄有一股势力坚决要求打倒严福文的时候，国家对严福文进行法律制裁也算是上有政策依据、下有群众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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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不少社员想保护的是杨云兴和她的婚姻，牛高才、赵远正、严福书等人是想保护他们那一派在村庄的派系利益，而国家要保护的是知青及让知青扎根农村的决策，这三个不同的保护目标在共同的打击目标——严福文这里实现了汇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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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法院对严福文的判决书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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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以来，严福文伙同严福刚、彭大友、杨友明等人盗窃生产队粮食1千余斤；1975年5月，将同队的严寿杰骗去湖北孝感，卖与他人，向买主索要了110元、布证120尺；1974年，严福文将落户女知青李兴云迁来所在队，以小恩小惠、金钱物质加以诱惑；1975年10月，借帮女方写申请材料之机，奸污了她；5月，他又企图抛弃妻子，与该知青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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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说严福文拐卖人口罪是否真的能成立，〔12〕至少事发时间是被弄错了的（不是1975年5月，而是1976年5月）；且不说严福文是否真的对李兴云用了物质诱惑手段，也不说严福文根本就无权决定李兴云的迁队，至少“奸污”在法律上就是一个概念模糊的词——严格按照法律，只有奸污少女（不管其是否愿意）和强奸成年妇女才构得上强奸罪，而严福文对李兴云的行为显然不属于这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此外，企图抛妻另娶，在道德上是要受谴责的，可那并不是该由法律来治理的罪行。只有严福文盗窃生产队的粮食的确构成了犯罪，但那是集体作案，而且盗窃的数量也被夸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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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只是判决书纸面上的东西，国家的法律是为政策服务的，对严福文的重重惩罚是在当时知青政策发生调整的情况下作为国家保护女知青身心的一个示例。不无悖谬的是，在严福文这个案子中，偏偏是女知青自愿献身给严福文。严福文案件看似刑事案件，实际上最后是被当作破坏最高领袖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指示的政治性案件来处理的。大队和生产队既非真正在乎那些被盗的粮食，也不是因为严福文与李兴云的暧昧关系玷污了民风，而是要让严福文为他这一派在政治斗争中的失利负责。因此，在严福文的对立派与国家治理机构相互为用之下，严福文这个反动分子就无法逃离法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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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柳坪人的心中，李兴云作为破坏家庭的第三者，应该与严福文一样遭到批判和谴责；但在国家援用有关政策条文来惩办严福文的过程中，李兴云已经从通奸者的不道德形象中挣脱了出来，成了一个值得同情的受害者、被逼婚者和诱婚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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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严福文的老婆牛运兴在严福文与李兴云通奸的时候是受害者，在严福文为通奸和派系之争付出过重代价的时候依然是受害者——她保住了婚姻，却长时期失去了丈夫。严福文入狱后，她一改与严福文吵闹的姿态，转而到处找人写材料说严福文是被李兴云勾引的，是被冤枉的。但已经没有人愿意受理她的材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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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熬到1982年，县里在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中终于对严福文一案进行了一次复查。10月6日严福文接到了复查结论通知书，上面写着：“原判事实清楚，量刑适当，不予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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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严福文刑满出狱。不久，村里人就传说严福文与他一个远房侄女有了不正当男女关系。但现在，严福文不再闹离婚，牛运兴也不再为此与严福文吵闹。看来，他们的婚姻不会再有危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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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章所有的叙事材料均直接引自或综述自平县法院刑事档案《严福文》（1977），以下不再一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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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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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跃生．清代中期婚姻冲突透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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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布迪，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朱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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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郭松义．清代403宗民刑案例中的私通行为考察，载《历史研究》，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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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亡夫兄弟对寡妇财产的争夺，参见Sommer, Sex, 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nal China,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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