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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从组织松散的同人学社到严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经历了一个为时不长的转变过程。在其诞生早期，共产党基本上是一个知识分子政党，以无产阶级革命和阶级斗争的信念为凝聚党员的力量，解决争执主要依靠讨论、说服或自愿退党等较为平和、自由的方式。但在“五卅”运动后，共产党越来越强调中央集权，强调路线斗争，强调纪律和忠诚。特别是1927年后，共产党时时面临着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四面包围和多方渗透。党为了纯洁革命队伍，用了最果断的手段来防止和清除革命队伍里形形色色的敌人。正是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这块新社会的“实验田”里出现了清除异己的“肃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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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2月，在江西苏区开展了一场将党内斗争与肃AB团（AB是“反布尔什维克”的英文简称）的对敌斗争、将对机会主义的思想批判与对机会主义者的身体消灭、将高层的权争与对底层的考验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肃反运动。从1930年6月至1930年10月，在赣西南三万多党员中，开除党籍的地主富农有一千余人，还有一千多人是AB团分子，在“不招供、不停刑”的审讯模式中被“挖”出来而被杀。〔63〕同年10月，“富田事变”发生，富田事变领导人和红二十军排长以上的干部随后几乎全部被处决，红二十军番号被撤销，反AB团的斗争自此在整个中央苏区和其他根据地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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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肃反模式中，“滥抓-酷刑-速杀”是最常见的环节。在这种模式中，通过审讯取得口供是一个中心环节，它具有多方面的功能：既是滥抓合法化的证明，又是速杀合法化的依据；它既可用于对异己的消灭和对权威的巩固，也可用于对革命者的考验。一方面，如果嫌疑人是真正的AB团或敌人，那么，使之痛苦就不是不公正的。因为“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地严刑审问忖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索，跟迹追问”〔64〕。于是，那些被拷问的身体既是施加惩罚的对象，又成了强行获取事实真相的地方。对受刑者来说，如果招供了，将面临被杀的命运；如果不招供，刑又不会停。比起身体所受的持久折磨，招供后求得身体迅速地被消灭反成了一种解脱。〔65〕另一方面，就算嫌疑是无辜的，拷打也可成为对他们革命意志的一种考验：如果他们经受不住这种考验，软弱求生，那正该是被革命清洗的对象；如果他们因为一时受冤枉而对党不满，心生抱怨，甚至起来反抗，那更是该杀的对象——因为这种不能屈己献身的人正是最可能的叛党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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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简单通过肉刑来清除异己、考验革命者的血腥手法虽然令人畏服，却又蕴藏着激变的可能。这种赤裸裸的暴力可能开辟出另一条行动路向——爆发式的反抗，因为反正都面临一死，为何不拼死一抗？富田事变和随后在闽西整肃“社会民主党”时发生的一系列事变都是这种暴力激变的产物。这说明了肃反模式在斗争实践中可能会产生骤然间颠覆既有权力关系、造成革命队伍分裂的结果。正因为此，肃反模式在1934年后已经不再轻易被使用，代替它的则是莫斯科支持的、国际派推行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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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几乎是与肃反模式同时出现的，它普遍运用于根据地和红军则是在肃反模式之后。它在思想分歧的路线化、底层站队的普遍化与党内斗争的敌对化上与肃反模式并无二致，只是改变了其酷刑取证、肉体消灭的手段，所以，它可以被看成是肃反模式的一种“修订版本”。这种模式所采取的手段是所谓的“惩罚主义”，具体表现有：开无限上纲的“批判会”、撤职降级、开除党籍、生活制裁乃至监视囚禁等方式，其重点在于对被批判者进行组织处理，取消他们的发言权，限制、堵塞他们的发展机会。〔66〕它虽然不再随意地拷打身体、消灭身体，却以不容辩驳的力量使身体被废置、被蹂躏、被践踏。它虽然不再容易激起爆发式的反抗，却会使这些未曾从精神上被驯服、被改造的身体的怨艾、不满乃至愤恨弥散在革命队伍里，成为颠覆权力的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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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表明，如果单纯靠所谓“赤色恐怖”或“惩罚主义”，路线斗争建立起来的权威很难真正得以稳固，纯洁队伍、增强凝聚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重新掌握党和军队的领导权后，已经充分认识到，仅仅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确立一种新的“道统”，发明一种新的技术来贯彻路线，克服“赤色恐怖”和“惩罚主义”的不良效果，赢得广泛的人心，增强共产党对敌的战斗力。这个任务是在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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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面曾谈到，中国古代的身心二元并不像西方社会那样存在强烈的对立和紧张，中国古代的身体政治是以道德为本位的。也就是说，政治领域是道德领域（以修身为中心）的依变项，“道德”不但比“政治”更重要，而且优先于“政治”。所以，“政治”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道德政治”，政治领域也可说是“道德社区”。〔67〕这种道德政治曾经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传统专制主义体制中得以有效地实施，在以儒家经典为基础、以科举制度为依托的士绅阶层中得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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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儒学始终存在着“内圣”与“外王”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使儒学的影响延续到民族危机深重的近代时，便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严复通过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误读”，用西方人所看重的民族国家利益的“公心”、“民德”来反衬中国社会道德的狭隘。〔68〕而接受了严复的某些影响，但又不想彻底放弃儒家思想的梁启超则提出了“新民说”，区分了“公德”与“私德”。他认为中国传统德治在促使个人道德完善上仍是有益的，只是在群体凝聚力这样的公德上没有发展。因此，需要在保留儒家修身的同时，通过“新民”来强化公德、强调群体和集体主义。〔69〕近代思想的这种转变成为新的“道统”后来兴起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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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尚力”、“崇武”的思潮中，近代转型的这种道德政治观并没有落实在政治实践中。身体当时被径直当作政治的工具。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表明它在以往的路线斗争中也曾受此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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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延安整风的一个革命性意义就在于它在中国重新开启了道德政治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整风中一方面吸纳了儒家有关德治、内圣和修身的若干思想以及近代思想家所强调的“新民”思想。另一方面，其所确立的伦理又是在现代大众动员的基础上，以阶级斗争话语为核心，由现代政党来推行的伦理。所以，我们可以将其开启的道德政治称之为“新德治”。毛泽东以其对阶级斗争意念的执着、对中国农民和农村的真切洞悉、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娴熟及深厚的传统语言天赋，成功地实现了阶级斗争伦理话语在中国的移植。毛泽东将抽象的义理与实用的解释、异国的伦理与本土的传统、含糊的指代与雄浑的语势、精细的引导与浅白的喻理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符号权力”（symbolic power）〔70〕的神话。这个神话的诞生既保证了毛泽东在斯大林主义框架内的可容性，又使他掌握了对斯大林主义充分的解释权，彻底剥夺了国际派的话语权力；既奠定了他在党内高层不可替代、无以挑战的地位，又使路线斗争的理念经过这次神奇的革命后，真正有可能深入到以农民为主体的全体革命者心中，使共产党不仅是战胜国民党的军事共同体，也不仅仅是为共产主义和民族解放奋斗的道德共同体，而1976且还成了这套“新话”下的话语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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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崭新的道德政治中，塑造共产主义“新人”〔71〕成为一个根本的目标。身体的意义和价值完全被崭新的政党伦理所赋予。由此，人的自然身体与政治身体发生了分离。“身体只是人的躯壳，政治生命才是人至高无上的精神力量和灵魂支柱。身体可以牺牲，政治生命却不能动摇改变。”〔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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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所谈到的政治身体（政治生命）与前面所谈的中国近代以来的身体政治化（国家化）有一个重要的差别：身体政治化是简单地把身体当作政治和国家的工具，这样的身体是没有经过灵魂的改造的；而政治身体却是经过艰苦的思想改造和锻炼而获得的，是能够自觉按照政党伦理去行事的“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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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共产党塑造“新人”的目标而言，政党伦理的话语革命仅仅构成了一种可能。要将这种可能充分展开，唯有发明一套消除异端、开展斗争、实现团结的全新的技术。实际上，延安整风及与之紧密相伴的审干既是中共路线斗争的话语革命，更是这种斗争的治术革命和仪式革命。延安整风与中共革命以往时期相较发生的断裂正在于实现路线斗争的这种策略上，以消灭和压制为特征的革命“断头台”变成了以融化和改造为特征的革命“熔炉”。在延安整风时期，党通过发达的学校教育网络、精心的新闻舆论引导、密集的时间管理、封闭的空间控制和暴风骤雨的运动形式，使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思想教育真正做到了人人过关。整风并不是将异己一锅烩，而是建立了异己分类体系，区分了“半条心”和“两条心”〔73〕，从而企望用不同的改造手法，来达到更好的改造效果（尽管在后期的审干和抢救中，这种区分并未得以实现）。在延安这个用技艺塑造的道德理想国中，“两条心”的人可能不算多，但“半条心”却是在每一个人那里都是或多或少有其影子的。为了锻造符合党所要求的、党性十足的新人，每个人必须要历经“在血水里泡、在咸水里煮、在清水里洗”的仪式后，才可能走向新生。〔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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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身体的锻造并不是仅仅通过思想改造就能完成的，还要在体力劳动中被触及，甚至，还要在“抢救”运动中接受严峻的考验。当时一位主事者所谓“整风必然导致审干，审干必然转入抢救”的名言道出了整风、审干和抢救之间某种微妙的关系。抢救运动与以往的肃反所不同的是：在传统的肃反模式中只有身体的折磨和消灭，而完全没有企图进行精神的驯服；在惩罚主义模式中，出现了开批判会的手段，但那只是在口号加大棒下的压制和服从；而在抢救中，对身体不再是简单粗暴的拷打、毫无道义的践踏和随随便便的消灭，而是在拷问身体的同时，运用自我批判的告白仪式、苦口婆心的正面鼓励、批判和揭发的精神压力、充满弹性的收放（如对甄别机制的适时运用）来驯化身体、再造身体与利用身体。从抢救的目标来说，不再是重在惩罚过去，而是重在引导未来；从抢救的手段来说，不再是盲目地选择对象，而是通过典型的树立，建立了推广的机制和比照的压力；再从抢救的效果来说，被抢救者在这种抢救运动中，不再只是无可奈何的忍受或屈服，而是心悦诚服，脱胎换骨，成长为忠诚于、献身于社会主义的“新人”。延安整风使全党同志的身心都为新思想所侵润，从而真正实现了空前的党内大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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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延安整风创造出的是一种铸造革命同志的政治身体的模式的话，那么，土地改革创造出的就是一种使农民兄弟的身体国家化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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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推行的土地改革绝不仅仅具有资源再分配的经济意义，更重要的是再造社会结构的政治意义。许多农民在土改开始时只愿参加分田，不愿参加对地主富农的斗争。为了防止这种“和平土改”现象的出现，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大众动员技术——诉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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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苦的基本环节是：首先是“发现典型”，通过调查访问，选出苦大仇深的“苦主”或敢于说话的积极分子；其次是“培养典型”，由工作组对这些典型进行鼓励教育，使他们打消各种顾虑，提高觉悟，认识受苦的根源，并帮助他们学会将自己身上凝聚的仇恨用最为动情的语言表达出来；然后是“组织好诉苦会”，精心布置会场，敦促农民积极参会，保证诉苦会在诉苦声、口号声甚至在地主挨斗的呻吟声中获得圆满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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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组对诉苦整个过程的控制中，有四个关键点：第一点是深化控制，把“诉苦”与“翻身”紧紧联系在一起，通过诉苦在“穷人”之间建立起认同和对“剥削阶级”的仇恨；第二点是策略控制，对诉苦行为加以引导，使诉苦有侧重和区分，不要打击面太宽，也不要扯到与阶级斗争无关的主题上去；第三点是开会控制，让广大农民不仅积极参会，而且要学会开会；第四点是暴力控制，即巧妙地发动农村中的边缘分子在诉苦会上对地主的身体施加暴力，将诉苦会的气氛带入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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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成功地把握好这四个关键点，那么，诉苦不仅能使广大的农民达成跟着共产党走、翻身作主人的共识，也能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和锻炼积极分子，使他们成为日后对普通农民进行社会动员的骨干力量。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能使阶级、阶级斗争这些观念逐渐深入到农民的日常思维和生活中去。〔75〕贫苦农民也好，地主富农也好，他们的身体都不再属于自己，而属于国家所划定的阶级身份。他们的身体行事必须完全符合国家的要求。不仅地主富农必须老老实实接受身心的改造，而且，贫苦农民也必须积极投身于阶级斗争的大潮中去，否则，就有可能成为落后分子，甚至被划为异己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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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大规模的土地改革，阶级斗争已经深入人心，身体政治的技术已经磨练成熟，国家权力已经空前广泛而深入地伸展到了社会最底层。现代国家的建设无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身体彻底的国家化也埋下了不祥的阴影。这种阴影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大革命中终于演化出许多惨烈的悲剧。由于私人空间极度萎缩，连身体在内的一切东西都不再是自己的，那么，只要被标上了阶级敌人的符号，就无异于被宣布成非人。以“新民”为始的现代性在身体走向彻底的国家化的过程中不仅未能实现强国的目标，而且最终未能避免愚民乃至屠民的浩劫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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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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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身体在古代并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进入到现代后才发展出身体政治。但身体成为现代政治的主题与善好从现代政治中的消失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以霍布斯为标志，从“善好的生活”（good life）到“赤露的生命”（bare life）勾画出了古今政治的一个基本分界线。一方面，现代政治以现代自然权利为基础，国家治理术的发育以大众的身体为着力点；另一方面，身体与现代政治的这种关联又被国家与社会的不断分化所遮蔽，身体在现代社会越来越私密化。这两个方面看似相互对立，然而，它们却共同使道德日益从政治领域中被驱逐出来，政治问题越来越成为技术问题，而价值问题越来越成为与政治无关的个人偏好问题。我们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西方现代社会不断发展的道德冷漠使人们难以阻止那场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大恐怖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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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中国，身体政治有其源远流长的传统。但在这种传统中，强调的是“国君一体”以及士大夫阶层具有浓厚道德色彩的“修身治国”，普通民众的身体并没有位置。进入19世纪后，民族危机日渐深重，民众的身体开始被塑造为富国强兵的工具和政治动员的手段，然而，它们并没有被政治成功地驯服。直至共产党通过延安整风和土地改革，才找到了铸造革命新人的途径——这就是用现代的政党伦理和阶级斗争技术配置起来的全新的道德政治。在这种新德治中，人的自然身体与政治身体被分离开来，阶级斗争的观念成为政治身体的灵魂所在。当人们失去了自然身份而只凭阶级身份相互面对时，当地“富、反、坏、右”不再被当作人而只被当作敌人甚至非人时，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劫难的发生，只不过是这种阶级斗争逻辑演化到极至的结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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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列奥·斯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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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福柯认为治理生命的权力有两种主要的形式，它们构成了权力发展的两极。一极是以作为机器的身体为中心而形成的，这就是与规范身体的纪律联系在一起的身体的解剖政治；另一极是以作为物种的身体为中心而形成的，这就是与人口的调节联系在一起的人口的生命政治（Foucault, M. TheHistoryofSexuality. Vol. 1: anIntroduction. AllenLane, 1979.）福柯著述中的bodypolitics多指前者，而biopolitics多指后者。但有时这两个词也可以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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