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716156
1702716157
如果说埃利亚斯揭示了礼仪与文明化进程的关系的话，那么，深受尼采的谱系学影响的福柯则对现代国家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的发育作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我们在前面曾谈到亚里士多德因为把身体排斥在政治的范畴之外，所以，他把家政学与政治学进行了严格的区分。而福柯认为，治理术自17世纪以来发生了两个巨大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经济——即在家庭范围内管理人、财、物的正确方式，使家运亨通的正确方式——被引入国家的管理中，也就是，传统的所谓“家政”（economy）转变为政治管理的“经济”；第二个变化则是通过“治安”（police）的努力促成了所谓“社会”的兴起。〔26〕
1702716158
1702716159
治理术的这两个变化产生了现代权力的两种基本形式，它们都与身体有着直接的关联。一种形式是生产“驯顺的身体”。“身体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这种对身体的政治干预，按照一种复杂的交互关系，与对身体的经济使用紧密相连；身体基本上是作为一种生产力而受到权力和支配关系的干预。”〔27〕在这种与纪律权力相连的基本形式中，现代政治的模型不再是以国王的身体为中心的剧场，而是以大众驯顺的身体为中心的工厂或监狱。〔28〕
1702716160
1702716161
权力的另一种基本形式则是推展人口的生命政治，干预和控制人口的生殖、死亡、健康水平和预期寿命。“人口所代表的与其说是主权者的权力，还不如说是治理的目标。人口是需要的主体，欲求的主体，但同时也是治理的对象，面对治理，人口知道自身想要什么，但治理对它所做的一切一无所知。”〔29〕正是人口问题的重要性，促进了国家治理的理性化。
1702716162
1702716163
就权力这两种基本形式的关系而言，“纪律的组织模式以及在17世纪和18世纪发展纪律的所有制度——学校、工厂、军队等，所有这些都只能在巨大的行政君主政体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够理解，但无论如何，纪律从来没有比此时即它对管理人口变得重要起来的时候更为重要和稳定；对人口的管理不仅牵涉到大规模的集体现象以及总体效果的层面，还意味着在人口的深度和细节上对人口进行管理。人口治理的概念使主权基础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同样，它也使发展纪律的必要性变得更加尖锐”〔30〕。性本性（sexuality）则处在身体和人口这两个轴线的连接点上。“它一方面属于规范身体的纪律：各种力量的建立、强化分配，各种能量的调整和节制；另一方面从它带来的整体效果来看又属于人口的调节。”〔31〕性集中体现出了从君主制时代到现代社会的权力变迁：在君主制时代，君主拥有的是致人于死的权力；而在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则是治理生命的权力。在现代世俗化、理性化和例行化的治理中，关键不再是社会的示范中心，不再是作为焦点的君主的身体，而是整个社会肌体，即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所谓“社会”生活在内的日常生活。〔32〕
1702716164
1702716165
尽管福柯的著述揭示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身体政治的奥秘，但他并没有直接分析身体在20世纪遭遇的最大劫难——纳粹的大屠杀。阿伽本在这一点上推进了福柯的研究〔33〕：他将对生命政治的分析与对极权主义的运作机制的剖析联系了起来。在他看来，福柯所分析的监狱和工厂，发展到极至就是纳粹的集中营——这种集中营可谓是一个纯粹的、绝对的和不可逾越的生命政治空间。既然国家的主权建立在霍布斯所说的自然权利的基础上，既然人的平等建立在一个人可以被另一个人杀死的基础上，那么，对“赤露的生命”（barelife）这一纯粹的事实的强调是不可能抵挡住虚无主义的蔓延的。极权主义与德国虚无主义之间有着高度的亲合关系。不过，德国虚无主义的初始动机并非虚无，倒是出于对现代文明的道德状况的不满。用列奥·斯特劳斯的话来说：“反现代文明的异议立足于这一确信”，“那种确信原非好战，毋宁说是它好德，是对濒危的道德性的责任感”。〔34〕放弃对善好的追求，求取生命的保存与身体的舒适，建立一个“没有血、汗与泪水的世界”，这对某些人来说似乎是实现了人类的梦想，但对于持有“那种确信”的人来说，却身体政治与现代性问题恰恰像是人性的最大堕落，是人性的完结，是末日的来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勇敢作为“剩余的唯一德性”被高扬起来。可以看到，当文明仅仅被化约为人类的生命或人类生存而不再是有意识的人性文化时，德国虚无主义就会为了武德的缘故而拒斥文明本身的原则，这样，其非虚无主义的动机最终会走上虚无主义、走上摧毁现代文明、走上消灭所谓劣等人种的道路。德国人在20世纪30年代选择了希特勒做领袖并非偶然：“那些具备最坚强的意志、专一心志、最坚韧无情、不怕死、善于操纵自己的追随者的人都成了革命领袖，正是这类人对与政治领域密切相关的各种力量的强弱有最佳判断力。”〔35〕
1702716166
1702716167
二 身体政治与中国社会
1702716168
1702716169
英国社会学家鲍曼在反思德国发生的大屠杀时说：“大屠杀可能远不仅仅是一次失常，远不仅仅是人类进步的坦途上的一次偏离，远不仅仅是文明社会健康肌体的一次癌变；简而言之，大屠杀并不是现代文明和它所代表的一切事物的一个对立面。我们猜想（即使我们拒绝承认），大屠杀只是揭露了现代的另一面，而这个社会的我们更为熟悉的那一面是非常受我们崇拜的。”〔36〕如果我们没有理由把那场大屠杀看作与西方现代性的发展没有直接关系的事件的话，那么，我们也同样没有理由把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看作中国现代性的发展中偶然出现的畸形儿。至少，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中国自1840年后被强行纳入以西方列强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时，她是否也承袭了现代西方身体政治的基本特征呢？让我们先回到中国古代传统中去，看看身体在中国古代政治中的位置。
1702716170
1702716171
中国远古就有身体隐喻的思维传统。“国君何以为一体？国君以国为体，诸侯世，故国君为一体也。”〔37〕这里所说的“国君一体”有两重含义：一重含义是在时间上的，因为诸侯百世不迁，所以历代国君在时间上构成一个理论上相续不绝的一体关系；另一重含义是在空间上的，国君一体以其宗庙作为中介，宗庙的空间象征意义又扩至全国。也就是说，历代国君世世承其太祖之正礼而构成为一体；而国君以整个国家为其活动的空间，种种社会关系犹如身体的各个部分而构成为一体，君为首或为心，而百官百姓各有所当。〔38〕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与西方的一个不同在于，早在远古时期，中国人就将身体与国家联系在一起，认识到了君主的自然身体的死亡并不会影响到君主的绝对统治，因为统治者既不是以他的自然身体，也不是以其家族，而是以永恒不变的天下为其合法性基础的——他号令国家所凭借的不是自然人的身份而是天子的身份。而且，中国古人的这种认识与西方现代的身体政治观也有区别。霍布斯的利维坦与其说是人造人，毋宁说是人造机械人，因为它是一个用发条和齿轮来带动运转的机械结构；而中国古人则是将身体和国家视为一个具有整合性的有肌体，它与宇宙这个大有机体是经由“气”的流通而互动贯通的。〔39〕正由于“气”的流通，身与心、身体（尤其是国君的身体）与国家、国家与宇宙之间都构成了一种有机的连续性。〔40〕
1702716172
1702716173
古代中国的身体政治观不仅仅体现在身体的隐喻思维中，更体现在身体政治与现代性问题儒家具有浓厚道德色彩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上。也就是说，儒家一直假定身体与国家之间并无断裂，“修身”可以由内层向外层推广而为“治国”之术。因此，中国文化中的身体素有其强烈的政治性和社会性〔41〕，身与心这二元并没有西方社会那样强的对立和紧张。
1702716174
1702716175
不过，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儒家之所以讲修身，是因为在通常情况下身体是精神的障碍，所以它需要被支离、被克服和被转化；只有当人格被提升到相当高的层次后，身体才会成为精神的体现，才可以凝聚并呈现道德光彩。〔42〕但无论哪种情况，儒家更重视的都是心而不是身。修身，其实是修心。三省吾身，实际上是三省吾心。中国文化纵然存在身心合一以及贵身论的思想，但对身体在肯定中是有节制的，而在现实中则常常化为对身体的压抑和轻视。〔43〕第二，克己复礼、修、齐、治、平不是针对普通民众的，“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44〕就此而言，以养生为中心的道教更容易让中国普通民众所接纳，也为士大夫阶层所宽容，虽然是轻蔑的宽容。但是，道教不仅以避免激情、与世无争、不问政治为长寿术的元德；而且，道教中浓厚的巫术成分也使它无法构成与世俗生活积极的紧张或对立。〔45〕因此，道教中对身体的重视并不具有政治意义。
1702716176
1702716177
总的说来，在前现代中国，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身体尽管被赋予了政治意含，但这种意含是与道德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普通民众的身体根本不被看作是一个政治问题。
1702716178
1702716179
然而，中国19世纪出现的三个重大的社会变化则从根本上影响了民众身体与政治的关系。
1702716180
1702716181
第一大变化是人口的激增。晚清时期尤其是19世纪以后中国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人口的猛增。仅在1779—1850年间，中国人口就增长了56％，达到了4.3亿之多。〔46〕人口压力所造成的普遍贫穷构成了太平天国起义最基本的原因之一。尽管太平天国起义期间人口大量减少，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口猛增的态势。在19世纪末，中国的总人口很可能已经超过了1850年的水平。人口的增多不仅带来了农民的贫困，还带来了士绅入仕的受阻和官僚机构人员臃肿的问题。当时一位叫汪士铎的人提出，19世纪中国的痼疾既不是治理不当，也不是国民缺乏创造力和勤奋，而是在于人口与经济资源间不成比例的增长。〔47〕尽管汪士铎的看法并未成为当时的共识，但朝野上下许多人已经开始意识到了人口与政治的某种密切关系。1908年清政府成立了统计司，并用4年时间开展了首次全国人口普查。这表明人口问题正式被纳入到国家的治理对象中去了。
1702716182
1702716183
第二大变化是湘军的兴起及政治的军事化。按照雷海宗的说法，中国历史是“无兵的文化”〔48〕，兵与民相隔离，至少从汉代起就开始流传“好汉不当兵”的说法。中国既没有真正的兵，也不存在国民。国家对文德的重视远远超过了武功。但这种情况自湘军的异军突起后发生了改变。由于曾国藩率领湘军成功地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地方开始了军事化的进程。〔49〕科举制的衰落直至最后被废止更加剧了军事力量在中国近代政治中的分量。如果中国在1860—1895年是绅—军政权的话，那么，在1895—1949年则成了军—绅政权。〔50〕如果说文化和经济的障碍曾长期阻止了普通民众通过科举之路投身政治的话，那么，他们现在则可以通过投身军旅而在政治上发挥作用，地方豪绅也借此而拥兵自重甚至与中央分庭抗礼。
1702716184
1702716185
第三大变化是甲午战败对知识精英的刺激。自从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打破了天朝大国的幻梦之后，使中国尽快富强起来，不再受列强欺侮，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心中新的梦想。但是，甲午战败宣告了自上而下在器物层面展开的自强运动的破产，这引发了知识精英对强国之道进行深入反思的热潮。康有为在检讨甲午战争的教训时说：“昔者之国争，在一君一相一将之才，今者之国争，在举国之民之才气心识，与其举国之政之学，及其技艺器械。即以中国之大，而昔者败于蕞尔之日本者，非吾将相之才之必逊于日本也，乃吾公民之不如日本也。”〔51〕这表明康有为注意到了国家强盛与公民素质之间的密切关系。而明确把民力作为国富之根本所在的是严复。严复在《原强》中说：“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日新民德……使三者诚进，则其治标而标立；三者不进，则其标虽治，终亦无功。”〔52〕戊戌六君子的喋血菜市口，自上而下在政治制度层面的改革的流产，这更使急欲图强的知识精英把焦点转向了对民众的改造和对民力的呼唤。
1702716186
1702716187
正是由于19世纪的这三大社会变化，身体在20世纪初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备受关注的政治问题。尽管各方势力对身体的关注角度不同——知识精英关注的是新民之道，地方豪绅关注的是拥兵自重，中央政府关注的是国家治理技术的发展，但这三方面共同促成了身体从道德化到政治化、从以士绅的修身为重心到以民众的强身为重心的转变。由于处在国力衰微、列强环伺的危机中，尽管也存在着某些离心力，但从总的倾向来看身体的政治化几近于身体的国家化，即把身体作为挽救国家命运的工具。在身体的国家化过程中，知识精英一马当先，殚精竭虑，先后推动了军国民运动和新民运动。〔53〕
1702716188
1702716189
军国民运动1902年由蔡锷在《新民丛报》上倡导，它得到了梁启超、蒋百里等知识精英的积极响应，后来被清廷所接纳。其目的是要通过使国民的身体、精神及生活方式全面军事化，重振中国的世界竞争力。军国民运动不仅使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主张获得了一个更具体的方向，同时也使“尚武”成为当时中国最有号召力的符号。在这场运动中，“国家”被塑造成身体忠诚的唯一对象，对整个社会空间都必须进行军事化的打造。如传宗接代，原来是个人和家族的问题，现在则变成了严肃的政治问题，即国家要用法律来加以约束（早婚早育）的政治问题。而新式学校则被设定为尚武爱国的教化场所。军国民运动开展了十几年，直到1919年“一战”结束后才骤然停止。
1702716190
1702716191
与军国民运动同时开始被倡导的新民运动是由梁启超来主导的。1902年梁启超开始在《新民丛报》上连载“新民说”。虽然梁启超并非是提出身体国家化的第一人，但他却是最系统、最深入地阐释了身体国家化主张的思想家。近代中国身体政治的真正开端可以梁启超发表“新民说”为标志。尽管梁启超的新民说未得到朝廷的支持，但新民的话语仍在国内得到了广泛的响应，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梁启超在开篇即以身体来指喻国家，而民众如同身体的器官一般重要。而后他提出新民为第一急务，新民的要务又在于培养国民的公德。公德与私德的区分，是梁启超对传统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突破。他所谓的新民强调了“群”这种集体主义内涵，同时，他在其中还添加了尚武精神。〔54〕梁启超认为：“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中国以文弱闻于天下，柔懦之病，深入膏肓，乃至强悍性成弛突无前之蛮族，乃其同化于我，亦且传染此病，筋弛力脆，尽失其强悍之本性。”“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55〕因此，新民之身体建构就被视为解决国难的根本之道。在这种情况下，身体同时受到两种相反力量的作用：一种力量是强化、解放的力量，这种力量针对身体以往被忽视的情况而赋予了身体特别的价值；另一种力量是压抑、束缚的力量，这种力量针对身体以往属个人和家庭所有的情况而将身体塑造成国家所用的工具。也就是说，身体的价值在新民话语中诚然得到了空前的开发，但这种开发的方向却纯然是国家主义的。
1702716192
1702716193
新民运动与军国民运动的区别在于，新民运动不仅仅倡导身体的改造，而且更重视思想的启蒙。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展时，正值世界和平主义思潮兴起。斯巴达式的军国民教育主张被陈独秀批评为“戕贼人间个性之自由，失设教之正鹄”〔56〕。这样看来，身体改造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似乎在两个方面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前者崇尚武德，后者注重文化；前者强调国家至上，后者呼吁个性自由。
1702716194
1702716195
然而，细究起来，两者并不是没有相通之处。首先，陈独秀批评的并不是身体改造本身，而是德智力偏废的现象。新文化运动所继承的正是新民运动所谓“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衣钵，其所倡导的革命不仅仅是精神层面的，而且也包含了身体层面。如当时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妇女解放思潮，无论对传统贞操观的批判，还是对婚姻自主的倡导，都是对女性身体在传统家庭政治中的位置的颠覆。又如当时陶孟和、鲁迅等人在《新青年》上对自杀现象和节烈观的讨论表明，自杀和节烈在传统中所受的褒扬是大可怀疑的，因为自杀和节烈并无道德可言，它们既不利人也不利己；它们不仅使一个生命受损，而且使死者的亲族陷入悲苦穷困。女性的身体和生命本身在五四时期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意义。
1702716196
1702716197
其次，从身体解放与国家的关系来看，尽管五四运动高举的是文化启蒙的大旗。然而，启蒙所指向的仍是民族的救亡和富强，而且时局在后来的演变更使救亡的任务压倒了启蒙的任务。史华兹对严复的洞察仍然适用于五四那一代人。“严复从斯宾塞那里得到的牢固信念是：使西方社会有机体最终达到富强的能力是蕴藏于个人中的能力。”〔57〕也就是说，个性的自由、生命的飞扬、身体的解放，这一切并不是目的，国家的独立和富强才是真正的目的。比如，就妇女解放而言，“娜拉走后怎么办”的提问方式就暗示了妇女解放与政治革命之间的因果关系。正如一位研究者所指出的，19世纪20年代的妇女解放的意义在于，它是“中国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政治党派用来创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革命话语的重要内容。而且，它动员了千千万万各阶层的妇女们投身于革命事业”。〔58〕
1702716198
1702716199
就此而言，从军国民运动经新民运动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身体政治的基本格局——身体的国家化趋势基本奠定。在中国开展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中，民众的身体既逐渐成为国家治理的对象，又在国家权力的向下伸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702716200
1702716201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全国政权后，身体的国家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无论是在军队、警察机构、医院、学校，无论是童子军的出现还是三青团的成立，都使身体的规训成为现代国家治理术发育中的重要环节。〔59〕国民党政权在19世纪30年代还发动了新生活运动，期望以军事化的手段来规训人们的日常生活，以“礼义廉耻”来正统化人们的生活。不过，这场运动终因新生活运动本身的组织问题和人民的消极抵制而落空。〔60〕可以看出，作为一个推崇法西斯主义的政权，国民党政权并不甘心驯化人们的身体，而且还试图占领人心。但是，国民党完全没有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而且，国民党也始终未能找到有效的途径把国家权力与广大农民的身体联结起来。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在以农民运动为基础、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政权那里才得到解决的。
1702716202
1702716203
黄金麟对1928—1937年苏维埃时期的身体与政体关系作过精彩的讨论。〔61〕在他看来，苏维埃革命一边解放妇女、儿童和劳动者的身体的同时，又将其镶嵌在一个更为严密的组织和体制运作中，这其中未曾预留一个自由的“个人”空间。这个革命进程以它所能运用的所有政治符码、道德号召和组织方式来进行对个体的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支配。不过，要深入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下的身体与政体关系，我们还不能停留在效果含糊的苏维埃时期，而必须把视线更多地放在中国革命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真正开创新时代的延安整风时期。
1702716204
1702716205
毛泽东早年曾深受新民运动和五四新文化的影响，他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过著名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他在文中认为，“国力恭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62〕可以看到，毛泽东把身体与国家的命运、文明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他自己及其领导的“新民学会”的成员就常常以风餐露宿、洗冷水澡等来培养意志和体魄。不过，这都还只是毛泽东对当时的尚武、尚力思潮的接受。而毛泽东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逐步开辟出了一条全新的身体政治之路。
[
上一页 ]
[ :1.70271615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