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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述，政党伦理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这种伦理与国家权力的密切结合。从国家塑造“新人”的纯粹性以及权力关系的整合度而言，政党伦理有政党—城镇—农村的圈层之分；而新德治社会的治理架构也由三层相应的机构组成：学校（军营）—单位—公社。这个治理架构的一般特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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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治理架构中，政党伦理发挥着资源分配、社会控制和人格塑造的重要作用。中国1949年后的社会虽然建立了科层制的构架形式，但其构架的核心内容却是与西方科层制迥异的政党伦理。正是因为如此，才有“结构”科层化与“功能”科层化的分离现象。也就是说，科层组织取代了所有的传统组织形式，但科层政治的各种理性化的形式规则、规范性程序又基本上被拒绝或忽视。〔32〕中国这种特殊的科层是通过持续地、人为地划分“红”与“黑”、“积极”与“落后”，并将这种划分与资源分配和社会控制紧密地相联，与人们之间激烈乃至是残酷的竞争紧密地相联，以此来塑造贯彻政党伦理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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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强化崇拜和广树典型的结合。新德治的治理权威以不断强化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为中心，显然属于卡里斯玛式的权威类型。但在韦伯的分析中，在现代社会，长期维持卡里斯玛权威是很困难的。因此，卡里斯玛权威迟早会经历一个例行化的过程。〔33〕然而，在中国几十年的德治实践中却始终排斥例行化的过程，而另行建立了一整套支持这种权威的机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就是各种正面的、反面的，人格化的、空间性的，全国等级的、地方等级的德性“典型”在中国树立之广、影响之深。对德性典型的“观看”尽管与对个人的崇拜同样有一种戏剧性的效果，但典型在观看者那里不再是模糊的图景，而是清晰的展示；不再仅仅牵动起某种神秘的情愫，而是既为个人指明了如何把这种情愫与切己的修炼结合起来的法门，也给各个具体的治理单位勾画了把政党伦理贯彻在日常治理实践中。典型几乎都是经过精心的筛选、夸张的力量和渲染的文辞“树”起来的，但它却旨在通过展示来将政党伦理日常化。“树典型”可谓是德治社会中一项十分重要的权力技术。〔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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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形式主义”和“幕后解决”的结合。在治理架构中，充斥着以典型政治为中心和推动力的各种仪式性活动。但这些仪式表面的神圣性并不等于说它们就是社会成员的行动机制。实际上，在各种日渐僵硬的“形式主义”表现仪式活动之下活跃着色彩斑斓的“幕后解决”机制。这构成了支持德治政体长期存在的又一重要机制。本书稍后会具体分析这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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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贫乏的治理技术和广泛的政治运动的结合。由于政党伦理以其绝对排他的价值理性对国家治理所发挥的支配作用，使治理架构尽管在形式上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却难以解决各种具体的治理问题。一元化、总体化和等级化的国家治理的无穷膨胀，排斥了丰富的、多样的和自主的治理技术，消解了社会成员进行自由伦理实践的可能性，造成了真正的治理技术的贫乏，其结果是同时瓦解了政府本身以及“社会”的行动能力。〔35〕尽管“变通”和“幕后解决”为各种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疏解渠道，但由于国家排斥了任何非政府的行动能力，这就导致了大量的矛盾和冲突只要得不到政府的解决，它们自然就不会得到解决，而只会在治理架构中进一步发育。而当问题积累到贫乏的治理技术再也无法应对的程度时，尤其是当矛盾的深化从根本上威胁到人们对德治的热情的时候，政治运动就成为矛盾得到畸形解决的基本手段。当政治运动到来时，平日乏味的单位生活被打破，人们仿佛一下接通了与卡里斯玛权威的联结，被压抑的情绪得到释放，积累起来的矛盾也就在这种宗教般的集体欢腾中得到调整。〔36〕卡里斯玛权威和集体欢腾的结合，日常治理和政治运动的并置和交替，构成了新德治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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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家暴力和群众暴力的结合。在“人民—敌人”对号法发挥着深远影响的德治社会中，德治和暴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但中国社会与斯大林主义统治的苏联的不同在于，中国社会强调群众动员，因而，在德性话语下不仅有国家暴力的作用，而且还有群众暴力与之相结合。我们可以说，中国的确不太像苏联那样动用国家警察来实现对全社会的监控和压制，但全社会的成员却都已警察化了。〔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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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塑造“新人”中的影响和再分配体制中的地位不同，治理架构的各部分自有其特点，所以，还需要分别地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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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校—军营：组织考验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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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之所以忽略学校与军营诸多方面的差异，而将两者放在一起分析，是因为在我们看来，学校和军营共同承担着培养“新人”的重任，是1949年后中国社会吸纳精英最主要的场所，也是德治原则贯彻得最为纯粹的地方——或可说是德治的理想类型。毛泽东1966年在其创造“新世界”的纲领性文献——“五·七指示”中关于“军队是一所大学校”的言论无疑点出了学校、军营与培养新人、建设新社会的理想模式之间的特殊关系。〔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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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军营的显著特点是空间的封闭性（军营尤其如此）、成员的年轻性和流动性。一方面，在这样一个可解析的、等级化的封闭空间里，政党伦理对尚未社会化（或尚未充分社会化）的成员发挥作用时受到的各种干扰因素很少，因而非常有利于“新人”在单一的环境、鲜明的节奏、繁琐的仪式和严密的纪律中接受规训。另一方面，因为人们在那里面都是暂时的，所以，一进去就有一个如何面向未来的出口问题。而这个出口的走向往往又与人们在政党伦理中所获得的身份或说是在这些地方所积累的政治资本直接相关。这就使人们在那里的政治“表现”具有紧迫性。学校—军营虽然与再分配体制中许多重要的资源分配无缘（如房屋、职级、工资等〔39〕），但人们对解决所谓“组织问题”的迫切性却成为政党伦理发生作用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机制。众所周知，在学校和部队这两所未来精英的输送地，入团、入党比一般的单位容易，也就是接受组织考验的时间短；但这却是与更严格的考验要求，即要求人们靠拢组织、服从领导、遵守纪律、学习模范（特别是烈士）、争当先进、献身集体，总之，接受一切非个人化的，甚至是蔑视个体生命的教育——紧紧连在一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去自我”的考验技术，生产“驯顺的身体”的纪律技术，在学校一军营这样的机构中成了一个核心的问题。〔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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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单位：档案书写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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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是国家治理城市的基本架构，是再分配体制下的制度化组织。与人们待在学校—军营的短暂性正好相反，人们在一个单位里的生活、工作几乎都是长期性的乃至是终身性的。因此，单位除了具有我们前面所说的一般特点外，由于这种不流动性，单位中的检查机制得以充分地发育起来。这种检查机制有政治学习制度、谈心—汇报制度、检举揭发制度等多方面，这些方面基本上都可以通过这种检查机制的核心——档案书写技术体现出来。可以说，正是档案书写技术成为德治权力在单位里的一个有力支点。〔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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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实际上是单位建立的每个人在政党伦理中所占位置的索引系统，这个系统确立了个人的能见度，由此单位可以对个人的德性进行定性、分类、评价和奖惩。档案把每一个人的历史，不仅他的历史行动而且还有他的历史思想，都变成了各式各样的书写，从而建立起了对个人的两种索引：出身的索引和“表现”的索引。出身的索引标明了他在政党伦理中所具有的先赋性的身份地位。“表现”的索引又分为自我书写部分（由履历、总结、汇报、反省、检查、交代等组成）和单位书写部分（由单位鉴定、揭发材料、小组评语、调查材料、奖惩记录）。通过对这些索引材料作分析、比较、鉴别，可用于三个基本目的：一是看一个人长期的实际表现，在历史上犯过何种错误，错误属何种性质；二是看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以及平时的思想动态；三是看他是否向党交心，是否向组织隐瞒了事实。不仅他在历史上犯的行为错误是随时可能被揭的伤疤，而且他在某个时候流露出的不良的思想倾向也是无法洗刷的污点。但如果他自作聪明，在思想汇报、运动总结中拒不交代真实想法，一旦被别人揭发，〔42〕那么，他的档案上会留下更危险的记录——“向组织隐瞒事实”。如果他的档案上被组织部门或政法部门批上了一条“内部控制使用”，那他一生的政治生命都将告结。档案尽管是每个人最重要的东西，却永远也不得与本人见面。也就是说，如果组织上给一个人下的结论是错误的话，那他永远也不可能有“辩诬”的机会。档案书写正如福柯所分析的那种规训权力一样，是通过自己的不可见性来施展的；而在同时，它却把一种被迫可见原则强加给了它的对象。〔43〕这样一来，档案不仅在政治运动中永远是斗争的利器、确定打击对象的重要依凭，而且在日常状态下也像一个无形的紧箍咒一样始终套在每个人的头上，在入党、提升、涨薪、调动、奖励、分房等诸多个人重要事项上都与之相连。任何人都不愿意在终身伴随他的档案上留下污点，因此，只有始终按照政党的要求来行事。尽管由于政治的风云变幻和人事的纠葛纷争，紧跟大方向、服从领导的单位积极分子仍难免有犯错误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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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社：相互凝视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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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949年后户口制度的建立，将农民与农村、农民与土地紧紧地栓在了一起。而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一大二公”为主要特点的人民公社制度在全国的建立，又使农民与公有化世界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然而，对于上升渠道极为狭窄，处于再分配体系末梢的公社来说，除了土地的控制之外，还有其他什么办法从思想上将一贯落后、缺乏上进心的农民改造成“新人”呢？人民公社在传统村庄特点的基础上，锻造了一种更成熟的凝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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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村庄而言，由于流动性极低，个人的生产与日常生活完全被束缚在一个没有陌生人的世界。一个村庄的农民彼此间的关系如果不是亲密的话，至少也都是紧密的。在村落世界中，可以说是几乎完全没有私生活的地方，彼此的熟悉度很高，相互的比照也就很普遍。公社与传统村庄的不同在于，它不仅把农民之间的这种彼此凝视从自发状态变成了自觉状态，把这种凝视与政党伦理的贯通紧连在一起，而且，把这种无声的凝视变成了有声的凝视。多数农160民虽然文化都不高，难以运用书写的技术，但公社却可以使他们更多地使用眼睛和嘴巴，把以往农民习惯在心里打的算盘变成公开展示的诉苦会和批斗会，把农民默默在心中念叨着的每个村民对他的恩怨簿变成符合政党伦理要求的阶级划分图。诉苦和批斗会在全国流行，不过，由于农村生活世界的特点，使这种诉苦和批斗更具典型性，使人们彼此的监看更具有日常性，真正可以达到包罗万象、细致入微的地步。〔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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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地说，这三种技术与其说是三种不同的技术，还不如说是同一谱系的权力技术。而且，它们也并非这三个治理机构中独有的。实际上，这些技术在这三个机构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只不过在每个机构中发挥影响的大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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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个人的策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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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行动的机会主义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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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上面讨论了德治社会的真理话语和治理技术。这种话语和治理技术虽然构成了德治社会下的个人行动的基本约束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行动会完全按照国家对“新人”的要求去展开。事实上，个人的行动仍具有相当的机会主义空间。这主要是由于德治标准的模糊性所致。政党伦理虽然在治理机构中发挥着关键性的影响作用，但它具有高度的模糊性：一方面，政党伦理本身就具有原则性和策略性这两面性，尤其是在不同的政治运动和时空背景中呈现出的面目各不相同；另一方面，在运用政党伦理作为个人德性的评价标准时，又缺乏成文的和稳定的操作规则。这就使对一个人“表现”的评判及其所接受的相应奖惩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他与领导（在一定程度上也与群众）充满弹性的个人关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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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公共信息渠道是另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国家将媒体严格控制为政党的喉舌，所以，媒体完全成为官方话语的阵地。凡是与这种话语有所不符的信息都被过滤，这使许多真实的信息不仅不为民众所知，也不为上级所知，从而难以对许多不符合政党伦理的个人行为作出反应。〔45〕此外，还有因为各个治理机构的特点所带来的行动弹性。〔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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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人主要的策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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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忠诚下的人身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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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治社会以政党伦理来对人们进行规制，其旨在于培养人们对政党的忠诚、对主义的信仰、对道德的守持。但生活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治理体制下的人们往往把这一切都变成了个人对掌权者的人身依附。这里所说的掌权者既是指一个治理机构中被制度正式赋予了权威位置的主要领导，也包括虽不在主要领导岗位上但与主要领导有着密切关系的秘书部门和掌管干部档案、人事任免的组织部门的人员。人们可能一方面蔑视掌权者，乃至愚弄掌权者；另一方面又羡慕掌权者，竞相攀附掌权者。这就塑造了德治社会下最为常见的权威人格，使人们即使是在反抗权威时，也期待自身拥有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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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在表现下的虚伪乔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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