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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949年后界定“坏分子”的两条主要标准是：阶级出身和政治表现。如果说出身还是一个确定项的话，那么，“表现”就是一个含混其词的东西了。表现不好的家伙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反对、敌视和破坏”的敌人之间完全没有可供操作的清晰分界。对“表现”的含混性，可参见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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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这种不平等首先是政治上的，同时也因为政治上的不平等而带来经济上的不平等（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391-404页）。由于刘小枫对1949年后革命群众（积极分子）和一般群众的冲突和矛盾，已作了一个有见地的分析，本文不再重复，而侧重于分析群众尤其是积极分子与坏分子之间的斗争。值得强调的一点是，在“红”、“黑”高度对立的德治社会中，所谓的一般群众实际上很难真正立足，因为他们如果不能表现出积极的姿态，不能表现出对“红”的追随，那他们很可能就会被视为是落后分子乃至坏分子。实际上，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得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积极分子的姿态，只不过这些积极分子的类型也颇为殊异。参见陈佩华（《毛主席的孩子们》）对四种积极分子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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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高毅．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109-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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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关于丹东之死还有另一种释义，即从丹东与罗伯斯庇尔之间共同的人义论逻辑着手，参见刘小枫．沉重的肉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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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斯塔尔．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曹志为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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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也正因为此，“刁民”和“顺民”才从1949年后的官方话语中一并消失了。虽然一些地方干部还在私下里使用，但其含义实际上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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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参见《大河》对这套话语的简略分析。大体而言，国家对群众使用的一套话语主要是为了锻造“新人”的目标，而对精英使用的一套话语更多是出于利益分配上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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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这一现象是WhyteM. 提出来的。（参看WhohatesBureaucacy? In: Starked, Remaking the Socialist Economic Instiutio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239 -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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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韦伯．支配社会学（Ⅱ），295-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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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参见DelezueG. (Whatisdispositif? InArmstrongT. ed. MichelFoucault Philosopher, NewYork: Routledge, 1992)对权力的可见性的分析。值得一提的是，典型与人民-敌人、先进-落后、红-黑世界一样，也是一种与利益分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划分体系（典型-普通）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典型就是红-黑对立的一种放大机制。不过，这两种划分的作用机制也有不同之处：红-黑那种划分意在建立他者、夸大差异，更强调经过斗争达到认同；而典型的树立则往往遮掩差异，更强调经过模仿实现一统。这也是树典型多以正面为主的缘故，尽管许多的模范人物都是烈士，但德治社会所鼓励、所需要的正是人们共同的、无差别的、无代价的献身。参见BakenB. TheExemplary Society, 16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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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作为一个鲜明的对照，可参见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100页）对美国行政分权的政治效果的有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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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敬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90-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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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BernsteinT. (LeadershipandMassMobilizationintheSovietandChinese CollectivizationCampaignsof1929, 1930and1955, 1956: AComparison, China Quarterly, 1967 (31): 1-47)看到了苏联社会与中国社会的一些重要不同，但他没有看到“参与性动员”本身所蕴涵着的群众暴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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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如本文前言中所提到的，“德治”这个概念就是舍克基于她的学校研究而提出来的。陈佩华也是针对学生展开她对中国积极分子的研究的。而梅斯纳指出了军队在中国1949年后的矛盾角色：军队一方面是科层性最强的国家机器，另一方面又是毛泽东用以改造社会的模范。ShambaughD. (BuildingtheParty - StateinChina, 1949-1965: Bring the Soldier Back in, In: Cheek T. Saich T. ed. 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in China, M. E. Shape, INC, 1997)也分析了军队在规范全社会上的巨大影响。战士和学生一直是捍卫毛主义最忠实的左右手，而作为战士（同时也作为好学生）的雷锋更是新德治社会最理想的人民（不是公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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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因为本文着重研究的是德治政体下国家与普通民众的关系，所以在此暂不考虑部队里的中、高级军官的情况，而将分析集中于士兵和基层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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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我们在这里也应该提到一个容易引起的误解：即认为军营生产的是驯顺的肉体，而学校生产的是驯顺的思想。其实，福柯（《规训与惩罚》，157页）的分析已经让我们看到，“驯顺的肉体”和“驯顺的思想”本就是不可分的。因此，纪律这种技术在军队和学校之间才会传播得很快——我们也更有理由把学校和军营视为同一类治理架构，或者说属于广泛的“监狱网络”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在军营，还是在学校，都很难想象非积极分子的生存空间。事实上，这里面人的差别常常只是积极分子的类型差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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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国家对农民没有建立人事档案，只有户口簿上几条极简单的个人信息；对士兵和中学生以上的学生虽然建有人事档案，但因为成员年轻，流动又快，所以显得较为单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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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无论是“人民—敌人”话语还是在“积极—落后”上的刻意划分，无论是在“积极分子”荣誉上的竞争还是在附着其上的稀缺资源配置上的竞争，都大力鼓励人们特别是同辈群体之间的相互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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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福柯．规训与惩罚，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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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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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当然，国家还建立了一个较为发达的内部参考的信息系统。但这个系统是严格与科层制对应的，级别越高的官员，得到的内参信息就越多。也就是说，与群众直接打交道的基层单位领导得到的内参信息是极为有限的。更何况，普通人在应对权力面前的小“诡计”，是很少会被纳入集中关注群体动向的内参信息中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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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因为上级的控制范围过大、控制参数过多，缺乏成本低的控制参数，缺乏组织竞争等因素，单位领导获得了对单位人较为全面的自主控制。这种控制使人们在单位建立高度灵活的关系成为一个关键的生存和竞争策略。而我们在公社中可以看到，由于在相当程度上缺乏书写、现代交通和通讯等现代控制工具，公社难以对社员实施有效的全面控制，从而使社员的消极行为有较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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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这种算计主要表现为对足以实现目标的任何手段的算计，它既不是韦伯所分析的价值理性行动，也不是他所说的工具理性行动。在一个具有准宗教性的价值理性（政党伦理）与世俗性的国家权力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中，在各种程序技术与单一的抽象价值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往往造就出来的是一大批在追求个人目标上不择手段、内心不受任何规范、既无真正的信念又不讲任何责任的虚无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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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164页；陈佩华等．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233，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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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李猛，周飞舟，李康．单位：制度化组织的内部机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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