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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西方民族国家开启的“除魔政治”的治理过程中，一个关键的环节是政治不再基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德性上的同构，而是政治与道德的分离。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在努力将国家权力伸展到每个人的身体之上的同时，并不承担教化作用。当然，由“马基雅维168里的革命”所带来的所谓“政治”与“道德”的分离，并不意味着政治与伦理的分离，而是意味着二者以一种崭新的方式关联起来。其中一种特别重要的关联方式，就是政治的普遍法律化。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就是几乎一切政治问题都要被转化为法律问题。〔54〕这一方面要求法律化的政治不再与单一的道德准则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政治则要仰赖与普通人的自由伦理实践联系在一起的日常法律政治活动。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形态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深化对新德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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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chwartz B. Rule of Virtue, China Quartely, 1968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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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hirk S. Competitive Comrades: Career Incentives and Student Strategies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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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佩华．毛主席的孩子们，史继平等译，天津：渤海湾出版公司，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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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佩华等．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孙万国等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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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adsenR. MoralityandPowerinaChineseVillage, Berkeley: 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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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Oi. J. StateandPeasantinContemporary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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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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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猛，周飞舟，李康．单位：制度化组织内部机制，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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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pter A., Saich T.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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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陈永发．延安的阴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陈永发．“延安模式”的再检讨，载《新史学》，199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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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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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朱元鸿．The Counter - Revolution: A Family of Crimes, Communist RevolutionaryRhetoric (1929—1989)，《东海大学学报》，1994（35），57-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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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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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一），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57页。也如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所指出的，虽然在战国时代有儒法之争，但从西汉以礼入法以后，礼治、德治与法治的思想逐渐折中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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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中国，226-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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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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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F. Watkins, I. Kramnick．意识形态的时代，张明贵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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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我们对“对号法”的发现，最初来自于我们所做的一项田野研究。我们在田野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地方政府心中常常有这样一幅农民的图景，即“多数明白事理的人民群众＋少数易受欺骗的群众＋个别别有用心的坏人”。当他们与农民打交道碰到阻力时，总会将具体的人分别与这幅图景的某个位置相对应，从而再来考虑相应的化解之道——依靠、教育或打击（应星《大河》）。我们可以看到，对号法这样一种话语从1949年至今，尽管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有了诸多的变形，但却始终在中国社会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我们在这里尝试着对这种对号法的原型进行勾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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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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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张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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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正如朱元鸿（TheCounter - Revolution: A Family of Crimes, Communist Revolutionary Rhetoric, 1929—1989）所说的：“依据革命的语艺，反革命问题在于揭下面具，暴露潜藏的敌人与伪装的奸细。而事实上，反革命本身就是一幅面具，是为了证明革命真实与实现革命权力而为某些经过选择的特定群体戴上的面具。整个策略正在于：借着‘想象的’来证明‘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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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汤森，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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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由于在中国“毛泽东思想”有特定的意含，与我们的分析对象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在本文基本不用“毛泽东思想”一词，而用国外学者多采用的“毛泽东主义”（或“毛主义”）一词。关于毛泽东思想与毛主义，可参见史华兹．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陈玮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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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关于此文发表时的背景，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567-6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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