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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就有学者指出，叙事知识并不仅仅是一种情感表达，而且也是一种认识方式。人类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认知运作模式和思想模式，各自提供了不同的整理体验和建构现实的方式。传统的倚重逻辑—科学的认识是所谓的“范式性认知”（paradigmaticcognition），而通过故事来认识是所谓的“叙事性认知”（narrativecognition）。两者尽管是相互补充的，但不能相互还原。每一种认识方式都有自身的操作原则和规范标准。在确证程式上，它们也极为不同。〔11〕我们在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对现代性碎片的奥秘的破译中，就可以看到叙事研究最精彩的一笔。〔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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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叙事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特殊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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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定量方法对于社会结构早已被彻底夷平，社会运作高度制度化、规范化的西方发达社会来说的确常常是更适用的研究方法的话，那么，质性研究方法尤其是叙事研究对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研究就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如下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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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社会体制运作的变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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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社会的运作都有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两套机制，都有制度的刚性和弹性两个向度。但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在于其非正式的机制往往比正式的机制更为重要，其变通的影响所及常常已经超越甚至抹掉了制度边界。这是因为20世纪以来国家政权建设中结构科层化与功能科层化的相互分离使中国社会的实质理性化程度一直比较低，加上现在又处在新旧体制的交轨时期，在主导性意识形态连续性背景下，社会的实际运作往往不是依照正规的、标准的规章，而是另有一套微妙的、非正式的运作机制。一些学者已对“变通”这种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独特的制度运作和变迁机制作了深入的分析。〔13〕他们指出变通既不是一种完全正式的制度运作方式，也不是一种完全非正式的制度运作方式，而是介乎于正式的运作方式与非正式的运作方式之间的一种准正式的运作方式。变通的最微妙之处在于它对原制度的似是而非全是。也就是说，从表面上来看，它所遵循的原则及试图实现的目标是与原制度一致的，但变通后的目标就其更深刻的内涵来看，则与原制度目标不尽相同甚至根本背道而驰。因此，对于这样一种有着十分微妙的社会学味道的社会机制，就显出了它独特的魅力。事件之间那些复杂的、有时纯粹是偶然或随机的关系不是被线性的、单义的或结构的因果关系所排除，而是在各种事件的遭遇中被揭示出来。我们通过故事，既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旨在发现一般性、客观性的规律或规则，但也不只是像文学那样重在塑造生动的、个性鲜明的、充满了偶然性的形象和事件，而是可以展现行动与制度之间复杂的、“适合的”〔14〕因果关系，由此去体味中国社会的独特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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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社会转型实践的过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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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斯提出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促使我们问三类问题：社会略论叙事方法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运用的结构是什么？社会的变迁是怎样的？社会的人性是如何的？但无论什么问题，都必须具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把历史视为社会研究的主轴。如果说像分析美国这样高度稳定的社会尚需历史感的话，那么，洞察中国这样一直在经历剧烈变动的转型社会就更需历史的眼光和过程的视角。孙立平继提出“过程—事件”分析视角后，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社会学面向实践的问题。〔15〕他所谓面对实践的社会学，强调的是将一种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将社会事实看作是动态的、流动的，而不是静态的。过程则是进入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入手点，是接近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一种途径。社会学家在对过程的强调中，更会强调事件性的过程，因为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逻辑，往往是在事件性的过程中才能更充分地展示出来。显而易见，以细微见长、以事件为中心的叙事方法与面向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践社会学正有着特殊的亲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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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社会日常生活的模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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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现象学、社会学和常人方法学兴起以来，帕森斯主义所代表的社会学“正统共识”对日常生活的忽视日渐被打破。尤其是随着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猛烈攻击，日常生活越来越成为社会学家关注的焦点。但研究日常生活最大的困难就在于我们如何能让沉默者发声。所谓的日常生活，它指的不仅仅是普通人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它指的是处于与宏大历史话语不同的生活，是福柯意义上“稀薄”而“贫乏”、充满“偶变性”和“错误”的生活。对于这几乎不可言说的日常生活，如何能够进入？福柯给我们的启示是：对不可言说的东西，可以展现。在“无名者的生活”中，福柯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中那些暧昧不清的不幸形象，他们几乎注定要沉没在黑暗中，只是在和权力相撞击的特殊时机，他们才短促地出现，又迅即消失。他们的故事夹杂着美与恐怖，具有一种超现实的色彩。而我们也许无法把握日常生活本身，但却可以设法在那些日常生活被触动、被冒犯、被侵略的瞬间，在无名者与权力相撞击的光中，窥见他们模糊的身影，而后尝试撰写福柯所谓的“生命的诗”〔16〕。而叙事正是撰写那些历史无名者的“生活的诗”最得心应手的工具。我自己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中，就故意用一些场景、插曲、旁枝把一些无名者稍纵即逝的身影留下来，使他们那出于偶然而存留在某个不为人知的文本中的尴尬、疯狂、苦难、叫喊、沉默、无助和死亡呈现出我叙述的故事中所要努力捕捉的理论味之外的叙事效果。那部著作的重点是围绕移民精英和地方政府（从区乡到县再到地区）来展开的，普通农民在这个故事中都还只是一个模糊的背影，但也许故事中的那些“枝蔓”能使人在暧昧不明的村庄日常生活被权力之光照耀时多少感受到那些无名者的生命颤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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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中国社会研究中运用叙事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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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自从“过程—事件”的分析方法被提出来后，“讲故事”似乎已经成了中国社会学界一种新的风气。许多人劈头盖脸地上来讲一通故事就了事，却不知他们到底要想讨论什么问题。许多学生作毕业论文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回到自己的家乡，讲述关于自己家乡的故事，把社会学变成了十足的“家乡社会学”。所以，我们在谈了叙事方法对于中国社会研究的特殊意义后，又不能不回过头来强调运用叙事方法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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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叙事本身并非社会研究的至上法宝。正如常言所谓“功略论叙事方法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运用夫在诗外”，社会学研究者能否用故事的方式推进学术研究，能否讲出有价值、有余味的故事，这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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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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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研究专家邓金曾经明确地表示叙事方法并不是对谁都适合，只有这样的人才适用：他们拒绝上帝般的眼光，相信人类经验世界中唯一存在的是解释。〔17〕所谓叙事，也正是将日常生活中的解释呈现出来。因此，叙事者能够看到什么样的故事，首先就要取决于他的问题意识和理论素养。也就是说，社会现象不是自在的，而是被呈现、被建构出来的。没有人独特的感知，没有敏锐的问题意识，社会实在纵然如神祗般矗立在山顶，人也可能视而不见。〔18〕社会学家能够从熟悉的世界中感到震撼，能够从平静的生活中看到动荡，能够从常规的秩序中发现悖论，能够从繁荣的景象中体察断裂，这完全取决于他们的理论修养。那些信奉“家乡社会学”的人只知道自己的家乡是进入田野的有利条件，却不知道他们自以为熟悉的家乡恰恰也因此可能成为其认识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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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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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耳金霍恩（Polkinghorne）曾区分了“叙事性分析”（narrative analysis）与“叙事的分析”（analysis of narrative）：前者是通过情节来建构生平片段，提供关于特定情境的知识；而后者则是在不同的故事中寻找共同的要素。〔19〕在我们看来，“叙事的分析”看似叙事，实际上其所关心的模式与统计社会学所追求的通则如出一辙，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伪叙事”。而“叙事性分析”才是叙事真正的旨趣所在，它认为“偶发的、意外的、内在的不可预测的时间可以消除或改变历史看似最持久的趋势”，“它暗示了社会进程内在具有偶变性、不连续性和结果的开放性”。〔20〕但是，如此强调偶变性（contingence）的“叙事性分析”所选择的叙事对象恰恰不是随意的、偶然的。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随时随刻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1976故事，但什么样的故事可以作为一个叙事性分析的样本去呈现，其条件却甚为苛刻。不是随便什么人的家乡的日常故事都可以成为社会学叙事的主题。值得展现的故事必须达到十足的复杂程度。这种复杂程度不仅仅是指场面的壮阔、声势的浩大、人物的繁多、过程的曲折、关系的交错、事件的叠起、时间的漫长，而且最重要的是要从中能感受到心灵的颤动。在构成叙事几个基本要素中，最重要的就是：通过使用情节、背景和刻画，赋予某个事件以结构、意义和脉络，从而将之转化为故事的要素。〔21〕情节的复杂性和生动性是叙事能否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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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技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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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故事的成功并不在于故事本身的复杂和精彩，而是要靠研究者“讲”出来的。“讲”绝不仅仅是一种修辞的运用，实际上它是“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展现，是作者理论关怀之所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讲故事中必须体现足够强大的张力，容纳足够复杂的关系，展示足够完整的过程。只有这样，才不会犯用先导的概念来剪裁生活世界的错误，才不会把那些偶然的、随机的甚或“错误的”事件简单地排斥在叙事之外，不会把复杂的关系、丰富的材料简单处理成用以证实或反驳某种总体概括的“个案”或理论分析的“例子”，从而犯下布迪厄所批判的将理论“逻辑”强加在充满模糊感和权宜性的实践“逻辑”上的致命错误。〔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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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历史学界就有人高呼“叙事的复兴”，〔23〕而今社会学界也有人在欢歌“叙事的转向”的到来或大谈“叙事的转向”。〔24〕然而，在我们看来，与其用“叙事的时刻”去颠覆统计社会学的神话，不如提醒我们不要陷入韦伯所谓“方法论的瘟疫”，塑造唯方法论的神话。所谓“唯方法论”，是把方法从研究对象中孤立出来，把研究对象的理论建构问题化约为经验指标和经验观察的技术操作问题，这样就变成了为方法而方法。实际上，没有任何方法可以保证其获得的知识所代表的是唯一的真理，也即是说，任何方法本身都不是绝对的，无论这种方法是以实证的面目还是以叙事的面目出现。是什么样的主题和什么样的材料才决定了什么样的方法是适用的。正如叶启政所说的，方法所保证的只是在于，在一些特殊哲学人类学的存有论预设前提指引下，一个特定论述与人们的经验感知之间所具的贴切感的程度而已。〔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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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仁宇．黄河青山，张逸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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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eglowskiD. That’ saGoodStory, ButIsItReallyResearch? Qualitative Inquiry, 1997 (3):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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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赫．美国和欧洲的社会理论，应星译，国外社会学，1998（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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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们可以从美国最重要的两本社会学期刊——《美国社会学杂志》（AJS）和《美国社会学评论》（ASR）中定量研究论文的比例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瑞泽尔（《社会的麦当劳化》，顾建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第1页）把美国大量非常标准化、制式化、规范化和定量化的社会学产品称之为“社会学的麦当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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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omansG. FiftyYearsofSociology, AnnualReviewofSociology, 1986 (12): x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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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ollinsR. StatisticsVersusWords, In: SociologicalTheory, NewYork: Jossey - Bass, 1984,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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