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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当然，国家还建立了一个较为发达的内部参考的信息系统。但这个系统是严格与科层制对应的，级别越高的官员，得到的内参信息就越多。也就是说，与群众直接打交道的基层单位领导得到的内参信息是极为有限的。更何况，普通人在应对权力面前的小“诡计”，是很少会被纳入集中关注群体动向的内参信息中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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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因为上级的控制范围过大、控制参数过多，缺乏成本低的控制参数，缺乏组织竞争等因素，单位领导获得了对单位人较为全面的自主控制。这种控制使人们在单位建立高度灵活的关系成为一个关键的生存和竞争策略。而我们在公社中可以看到，由于在相当程度上缺乏书写、现代交通和通讯等现代控制工具，公社难以对社员实施有效的全面控制，从而使社员的消极行为有较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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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这种算计主要表现为对足以实现目标的任何手段的算计，它既不是韦伯所分析的价值理性行动，也不是他所说的工具理性行动。在一个具有准宗教性的价值理性（政党伦理）与世俗性的国家权力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中，在各种程序技术与单一的抽象价值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往往造就出来的是一大批在追求个人目标上不择手段、内心不受任何规范、既无真正的信念又不讲任何责任的虚无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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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164页；陈佩华等．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233，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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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李猛，周飞舟，李康．单位：制度化组织的内部机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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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龚小夏，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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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这乃是共和派以来（从亚里士多德，至少从罗马共和国以来）政治理论的关键主题。参见斯金纳．马基雅维里，王锐生等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PocockJ.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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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由于本书旨在分析中国新德治体制的运作机制，所以，对德治体制下另一种意外后果——人们在自由伦理实践上各种曲折而复杂的尝试就略而不论。需要一提的是，因为这些尝试构成了对德治体制真正的威胁和挑战，所以，它们受到了种种压力和限制，使其既很难不断地被积累和校正，更难在同一条反抗线上被聚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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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福柯．主体解释学，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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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董良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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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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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 附录三 略论叙事方法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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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西方主流社会学研究的实证化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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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是一部享誉海内外的史学名作。但他当年在美国准备出版这本著作时却颇费周折。不少出版商都将他的原稿退回。商业性的书商认为这本书应交给大学出版社，而大学出版社则认为他应该去找商业性的书商。〔1〕黄仁宇所遭遇的一个尴尬在于他这本学术著作是用叙事的风格写就的。也许美国那些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们对此书的疑惑，正如偏爱实证科学观的研究者常常对叙事发出的质疑一样：“那是一个不错的故事，可它真的算是研究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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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的遭遇只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趋向实证化的一个例子。这样的例子在社会学领域也比比皆是。在欧洲古典社会理论大师那里，本来一直并行着两个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研究路向。但自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占据社会学主流地位以来，社会学研究方法越来越实证化、定量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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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主义方法论原来只是社会学的一种基本方法论。以涂尔干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者认为社会现象有其客观存在的规律，因此应该用经验事实来检验社会学的假说，用数量分析这样客观的研究方法来发现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规律。在他们看来，虽然社会科学在方法和技术的运用上有自己的一些特点，但社会科学在理论建构、证据搜集、资料分析和理论检验等方面所运用的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因此，它在调查研究中就注重量化程度较高的抽样问卷调查、量表与测验、实验等量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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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之相对的另一个基本方法论是反实证主义方法论。以韦伯为代表的反实证主义者认为社会现象在本质上不同于自然现象，因为社会现象被社会行动者人为地赋予了“意义”，因而不能完全依靠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他们主张通过理解社会现象的特殊意义来对具体的社会历史事件作出因果性的说明，在调查研究中注重量化程度较低的深度访问、参与观察、历史比较和叙事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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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这两种路向在看待和解释社会现象上存在着基本的分歧，但它们刚开始并不是截然对立的。真正与实证主义方法论截然对立的主观主义方法论一般并不被社会学所认同，韦伯式的反实证主义方法论实际上是处于实证主义和主观主义之间的方法论。它反对的是照搬自然科学方法或滥用数量分析方法，而并不反对以经验事实为依据来建立和检验理论这一实证原则。因此，无论是量化程度较高的抽样调查，还是量化程度较低的参与观察和叙事分析，既可以为实证主义方法论者所用，也可以为反实证主义方法论者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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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理论上说量化方法与质性研究各有利弊，但是，在美国式的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下，量化方法在社会学尤其是美国社会学中运用得远比定性方法广泛，其所享有的“科学”地位似乎也远在定性方法之上。如果量化方法发展到以其标准性、精确性、客观性和规范性垄断了科学声誉的地步时，那么，它也就从一种科学方法蜕变为一种科学神话了。我们说美国主流社会学研究有实证化趋向，指的正是实证主义科学观完全支配了社会学的研究，预设它是人类研究社会唯一客观可靠的知识类型，而质性研究则遭到诸如其成果难以积累、缺乏科学性和客观性等指责，因而越来越被排斥到了边缘地位。〔4〕比如，霍曼斯就断言社会学研究之所以进步正在于统计方法的提升〔5〕，柯林斯更是声称统计不只是一种方法而已，而是可以作为最具实质社会学意含的理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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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叙事在社会学研究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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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质性研究中，叙事研究方法应该是最具主观性和戏剧化色彩的，最难以验证真实性和科学性的研究方法，自然也就最易遭人诟病。如此说来，一门以科学为旗帜的学科如果以讲故事的方式去研究和组织资料，那似乎在方法论上就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即使是田野研究，也应该通过美国学者卡兹所谓的4个R来确立自己的科学性，即：可避免影响和“扭曲”研究目标也可避免反应性的（reactivity）禁令；可靠性的（reliability）原则；可重复性的（replicability）原则；代表性的（representativeness）原则。〔7〕如果按照这样的研究法则，统计量化模型在社会研究方法上当然是至尊至贵的利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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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早在半个世纪前，同样出自美国的社会学家米尔斯就已经辛辣地批判过这种所谓的“抽象经验主义”：“抽象经验主义似乎更关注科学哲学，而非社会研究本身。简单地说，他们所做的，就是将他们目前所假定的那种科学哲学信奉为唯一的科学方法。……它最具决定性的结果是造就了方法论的抑制。我指的是科学方法严格限定了人们所选择研究的问题和表述问题的方式。简言之，方法论似乎决定了问题。”〔8〕其实，即使是统计概念也绝不是超越特定时空场域，具有普遍、客观有效性的东西。它是特定文化与历史背景的孕生物，也是特定意识形态的产物，一直负载着特定哲学人类学预设的概念包袱。〔9〕所以，米尔斯所疾呼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就是要求我们着力于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在社会中二者之间的联系，要求我们能够从环境中的个人困扰中提炼出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论题，要求我们根据问题和历史来决定方法，而不是与之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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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叙事研究作为一种有鲜明特点的质性研究方法，对于丰富我们的社会学想象力有着重要的价值。叙事研究是研究者将自身的体验转化为在时间上具有意义的情节片段的一种基本方式。叙事将事件串联起来，从而使事件根据自己的时间位置和在整个故事中的作用而获得意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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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本来是语言学和文学等领域常用的手法。社会学研究中的“叙事研究”源于20世纪初。当时，社会学中的芝加哥学派很强调对生活历史和生活片段进行研究，寻求一种对社会现象和个人生活史进行叙事解说的方法。这种对生活故事进行叙事的方法后来就成为叙事研究的源起。20世纪50年代后，人类学、现象学、解释学等相关理论被引进叙事研究中，使其在方法上更加成熟。但在实证化的趋向中，社会学界长期以来都是依循逻辑—科学的模式来建构自己的书写实践。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后现代理论的兴起才使叙事研究重新受到重视。由于后现代理论对“元叙事（meta-narrative）”的摧毁，对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推崇，这才把叙事从科学的独断论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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