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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胡云腾、张金龙、邱兴隆：《死刑问题三人谈之三：生命的呼唤——死刑人道诘》，载《中国律师》199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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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王海明：《公正平等人道——社会治理的道德原则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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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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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胡云腾、张金龙、邱兴隆：《死刑问题三人谈之三：生命的呼唤——死刑人道诘》，载《中国律师》199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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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胡云腾：《存与废——死刑基本理论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159—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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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邱兴隆：《刑罚理性导论——刑罚的正当性原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关于本书基本原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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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陈兴良：《本体刑法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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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问死刑：以中国死刑文化为背景 三问：“杀一儆百”有何科学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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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杀一儆百”同“杀人偿命”一样，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讨论了“杀人偿命”的正当性问题，本文要讨论的是“杀一儆百”的科学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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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死刑的讨论中，最能抓住公众的想象力的问题，便是死刑是否具有强大的遏制力。而“杀一儆百”，则是自古以来，中国人关于死刑遏制力的最为朴素同时也是最为夸张的说法。根据《辞海》的解释，儆乃“儆戒”、“儆备”之意。因此，“杀一儆百”的意思，是说将一个人判处死刑，能够儆戒许多人不去犯罪。用刑法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死刑有最大的威慑力。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这是我们在研究死刑时必须要弄清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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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有关死刑公正性的讨论，还主要着眼于人伦观念和理性思辨的层面，那么，有关死刑遏制力的争辩，则是同时从理性思辨和科学实证两个层面而展开。在思辨层面，人们总是力图根据常识和经验，同时通过严密的逻辑分析和推理，去证明刑罚的严厉性与遏制力之间的正相关，显示死刑的最大遏制机能。然而，死刑废除论者总能找到合适的根据和现实的例证予以反击。在实证层面，人们试图抛开理性推理，从死刑存废所导致的犯罪率升降之中，去寻求死刑遏制力有无的科学根据。然而，对于遏制假设的经验性研究，总是因为不同的方法、迥异的资料和分殊的设计，显现为相距万里的结果，从而显得扑朔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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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杀一儆百”的理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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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一”能够“儆百”吗？换言之，通过处决一名罪犯，能否收到威吓和阻止其他许多危险分子犯罪的作用吗？对于这个问题，在刑罚思想史上有肯定与否定两种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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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杀一儆百”肯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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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死刑具有最大遏制力的学说，其形象的说法即是“杀一儆百”，可以称作“肯定论”。在肯定论者看来，死刑具有最大的威慑作用，是一个常识性的命题，是一个不需实证而仅凭理性认识便足以说明的问题。他们断定，刑罚的一般遏制作用源于人们对刑罚的畏惧，而对刑罚的畏惧又源于刑罚给人以痛苦的属性。人是一种理性动物，具有判断苦乐，认识利弊的能力，因而具有趋乐避苦的自由意志。相应地，死刑以剥夺人的生命为内容，给人的痛苦最大，因此它使人产生的畏惧也必然最为强烈，其威慑和阻止潜在犯罪人之可能犯罪的效果也必然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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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论者的上述看法，建立在以下两个基本预设之上：其一，人是一种绝对理性的动物，人的行动完全取决于事先的计算与权衡，是趋乐避苦的自由意志的结果。刑罚是一种痛苦，谁也不能否认。因此，只要承认人是一种理性动物，具有趋乐避苦的本性，便必然肯定人会畏惧刑罚之苦，并且为了避免刑罚之苦，便必然会抑制引起刑罚之苦的犯罪行为。由此，便必须承认，刑罚具有威慑和遏制犯罪的作用。死刑作为刑罚之一种，当然也具有威慑和遏制犯罪的作用。其二，刑罚的严厉性与威慑性成正比。单单论证了死刑具有威慑性，还远远不够，肯定论者更试图进一步论证死刑具有最大的威慑性。而这，则奠基于肯定论者所普遍认定的另一个前提预设：即刑罚的严厉性与其威慑性、遏制力成正比，刑罚愈是严厉，其威慑性、遏制力便愈大。这一点可以说是前一预设的一个延伸，在观念上也极易得到认同。因为，人们既然具有趋乐避苦的本性，既然利益的获得或丧失是其行动的驱动力或制动力，那么获得的利益越大，行为的驱动力便越大；丧失的利益越大，行为的制动力也就越大。生命是人类的最高利益，它也是承载其他一切利益的基本载体，因而对生命的剥夺，是对人类最高利益的剥夺，是最为严厉的一种惩罚，其必然能最大限度地阻止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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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强化自己的论点，肯定论还提出了一些现实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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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在监狱、看守所等亚文化群体中，普遍流行着一句颇有哲理的口头禅：“能偷不抢，能骗不偷。”这实际上是犯罪者恐惧死刑心理的真实写照。之所以宁偷不抢，是因为抢劫被处死刑的可能性大于盗窃；之所以宁骗不偷，是因为普通诈骗罪不致处死刑，而盗窃则有可能处以死刑。【1】因此，这句颇耐人寻味的口头禅，直接证明了死刑有使人产生畏惧心理，因而不敢犯重罪的效果，死刑具有一般威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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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有相当一部分盗窃惯犯，每次行窃都自己限定最大数额，如不得超过5000元。还有的一发现行窃标的超过限额，即行中止。甚至还有的在标的数额不明的情况下，行窃后发现标的额巨大，便原封不动地将所窃现金寄回受害人或公安机关。【2】究其原委，无非是因为他们知道，一旦盗窃数额超过3万元，便有可能被判处死刑。这样的限额行窃，表明了死刑具有阻止重罪的作用，是其具有遏制作用的直接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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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上述例证都能直接证明死刑具有威慑作用。但问题在于，仅仅证明死刑具有威慑力，是远远不够的。应该证明的是，死刑具有比无期徒刑更大的威慑力与遏制力。为了说明这一点，肯定论者又提出了死刑的额外遏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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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对于已经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如果没有死刑，将难以遏制其进一步的犯罪。既然无期徒刑已经是最高刑罚，那么已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便会变得有恃无恐，在狱中实施暴力犯罪、越狱甚至杀死狱警的行为便无法得到威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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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如果没有死刑，那么因为绑架、空中劫持、谋杀等罪行而可能被判终身监禁的罪犯，将进行额外的犯罪。道理很简单，既然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无期徒刑又是最高刑罚，那么与其被抓获，不如放手一搏，为逃避抓捕而杀人灭口甚至是杀死警察，就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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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对于力图推翻政府的暴力犯，只有死刑才能遏制。这是因为，这些犯人总是妄想，一旦犯罪成功自己便会获救。因此，只有死刑才能遏制他们，因为一旦罪犯被施以死刑便不可能复生。也正是这种不可撤销的品格，使死刑获得了不同于无期徒刑的额外的遏制效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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