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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扬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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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就在恩利克进行研究的同时，另一位学者扬克也得出了支持死刑具有遏制效果的结论。扬克考察了每年的处决数量与随后3年的杀人率之间的关联性，从而得出结论：“每一起处决能遏制156起谋杀。”【15】这一研究成果不仅印证了恩利克的研究，甚至还大大强化了他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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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罗夫亭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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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恩利克的研究，在死刑政策制定者那里很有市场，但是，有学者使用相似或者同样精致的方法，对他的成果进行了深刻的批评。罗夫亭使用相似的方法，试图复制恩利克的研究，但却没有得出相同的结论。罗夫廷对美国的犯罪率与社会特点做了一种煞费苦心的生态分析。当对诸如贫穷、教育、家庭结构之类的社会、经济变量进行对照分析之后，罗夫廷的研究没有或极少找到支持死刑遏制力的证据。【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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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布里尔、范伯格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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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尔、范伯格也是对恩利克结论持批评态度的学者之一。与罗夫廷相似，布里尔和范伯格使用多变量和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测试死刑的遏制力问题。他们通过对死刑实际执行的经验研究，比较了死刑执行带来的遏制力和残酷化两种趋向，最后得出结论：“恩利克在1975年研究中所提出的论点，得不到证据的支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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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贝利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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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死刑遏制力的经验研究中，学者们提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即总的杀人率是否可以敏感地反映死刑的遏制力。这是因为，在美国，只有一种杀人——一级谋杀，才能受死刑惩罚，对于二级谋杀和非预谋的故意杀人，通常应受监禁的惩罚。然而，问题是，当时在美国全国范围内，没有按等级和种类分解的有关各类杀人的统计数据，而只有一个笼统的杀人统计数据。因此，这一总的统计数据成为学者们唯一可以利用的经验素材。然而，这样的一种研究显然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即总的杀人与一级谋杀的比例完全一致，以至于有关总的杀人的统计数据，能够恰当地反映一级谋杀的情况。然而，这一假设能否成立，却始终是一个问题。同时，它还决定性地影响着学者们各种研究的可信性与有效性。萨斯兰就曾经怀疑这样的假设，并声称“从杀人率的变化中得出关于谋杀率的变化，这样的结论在通常的逻辑惯例上是无效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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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测试这一决定性的假设，贝利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工作。他从相当数量的州级法院系统中，收集了有关一级谋杀和二级谋杀未经捏合前的原始资料。其后，他用与赛林相似的方法考察了死刑和谋杀率之间的联系。贝利的研究，最为重要的特点便是，其资料直接来源于司法系统，并且是对判处死罪的谋杀的直接研究，因而可以忠实地展现死刑与死罪谋杀之间的客观联系，而不受其他二级谋杀、非预谋故意杀人的影响。最后，贝利得出结论，没有发现任何支持死刑存在遏制作用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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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贝利的研究也曾受到哈格的批评。哈格指出：“杀人率并不是比其他任何犯罪率更专门取决于刑罚。影响犯罪的趋向的一些条件，无论是人口统计的、经济的还是社会的……都可能影响杀人率。”【19】作为回应，贝利进一步对死刑的遏制力作了横向交叉研究。他对有死刑和没有死刑的州作了比较，同时对照了两个社会经济学上的变量和五个人口统计学上的变量，以便保证原因论意义上的因素的全面和稳定。结果，贝利发现，不管包括了哪些对照性的变量，保留死刑的州的谋杀率要高于废除死刑的州。【20】结论再一次地与遏制肯定论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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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皮尔斯和波恩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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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近的一些研究中，开始涌现了一些明显与遏制论相悖的“反遏制论”研究。由皮尔斯和波恩斯进行的研究，仔细分析了美国纽约州从1907年到1963年间杀人率的变化，并且发现，每执行一起死刑判决后1个月的时间里，平均有2起杀人案件增加。这一发现，使皮尔斯和波恩斯大胆地假设了一种与遏制论针锋相对的“反遏制效果”，亦即死刑执行具有“残酷化”效应，处决罪犯可能增加杀人，而不是遏制杀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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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英国“皇家死刑委员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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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初，英国“皇家死刑委员会”广泛听取了代表欧洲和联邦国家的专家证人的证据。奠基于这些可以利用的证据，该委员会得出结论说：“死刑在我国可以废除，而不会危及生命或财产或损害社会安全。”而在20年后，英国又重新组建了该委员会，旨在对死刑问题进行更为广泛的、为期4年的考察。新的委员会经过认真细致的研究，重新肯定了该委员会以前的结论：“在我们所考察的任何数据中，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死刑的废除导致了杀人率的上升，或者死刑的恢复导致了杀人率的下降。”【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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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嗄特内尔和贝特尔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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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的研究中，遏制肯定论者提出了一些更为精致的遏制假设。这些假设主要有三种：第一，“犯罪遏制”。是指死刑对于可以适用死刑的犯罪应该具有的最直接的遏制作用。这意味着，死刑对于死罪，亦即为了遏制而施加处决的犯罪，有其最可以感知的作用。而对于其他较轻微的犯罪，死刑的遏制作用则不可预测。第二，“残余遏制”。是指在死刑废除后，由于公众的无知，人们在较长时间内仍然因为过去死刑的严厉性而遭到遏制，就好像死刑仍然存在。第三，“代理遏制”。是指即使在本区域已经废除死刑，但是生活在这一区域的人们，仍然可能受到邻近法域存在的死刑的遏制。【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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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特内尔和贝特尔对遏制肯定论所提出的上述三种假设进行了验证。他们利用“比较犯罪资料文件”，这一囊括了110个国家和44个主要国际城市，自1900年以来的犯罪统计的权威资料，抽取了其中14个废除死刑国家的犯罪资料，进行纵向的时间序列上的比较研究。结果发现，不但未能找到与遏制论及其派生假设一致的证据，相反，事实一再地与这一命题相矛盾。在这些跨国抽样中，在废除死刑之后，更经常地不是杀人率随之绝对下降。无论比较是就短期、中期还是就行得通的最长的时期作出的，这两个发现都适用。【24】于是，无论是有关死刑具有遏制力的一般假设，还是从其派生出来的残余遏制、代理遏制的假设，都遭至了严峻的挑战和彻底的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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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莱斯特尔和菲利普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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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的两条线索，逆潮流而动地产生了符合遏制假设的结论。莱斯特尔的研究表明，一个特定州在本年度杀人率下降的可能性，与该州在上一年是否处决了罪犯相关。当然，这种可能性还与该州在上一年处决的数量相关。该年如果有9—16起处决，它们产生的杀人数量的下降的可能性（69％的可能性）比8起或者更少的处决（52％的可能性）要意义大得多。但是，一个州在特定一年的处决如果超过16起，杀人率在第二年下降的可能性便只有61％，这与其他两个百分比并无重大不同。【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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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研究则产生了一种不同类型的遏制模式。菲利普斯从遏制力应该在紧随处决的几周内最强这一假设着手，分析了伦敦、英格兰从1858年至1921年的22起广为宣传的处决，并对处决前后的杀人率变化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杀人率随着这些处决，在处决后的两周中每周均下降了大约35％。他还发现，报纸对一起处决的宣扬越广泛，杀人率的下降便越大。但是，在处决执行后的第3周到第5周，杀人率又回到了原来的基线之上，最终抵消了前两周的遏制效果。【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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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麦克法兰德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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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验证莱斯特尔和菲利普斯的研究结论，山姆·G. 麦克法兰德对于美国近年来的4起处决的效果进行了分析。在美国，每周的杀人率只有在1972年以后才有资料可考。麦克法兰德考察了从1977年以来美国发生的4起处决，最后得出结论，死刑根本不存在短期遏制其后反弹的效果。【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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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杀一儆百”缺乏实证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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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围绕死刑遏制力问题的实证研究，在理论意旨上，无疑是想将前人的逻辑思辨转换为经验考察，将形而上探讨拉回到形而下求证，将抽象分析还原为具体争辩。然而，我们发现，与这样的理论意图相背，本来以为一经具体考察便将真相大白的问题，却复杂得超出我们的想象，像一张普洛透斯般的脸庞，变幻莫测而又扑朔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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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杀一”能否“儆百”的问题，即死刑是否具有最大遏制力，成为刑法学理论中的哥德巴赫猜想，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对于遏制假设的经验性研究，总是因为采用了不同的方法、迥异的资料和分殊的设计，显现为相距万里的结论。甚至，有时即使是就同一材料，由于学者们切入的视角、取样的范围及分析的范式的变化，也极有可能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在笔者看来，要想从经验上，以科学方法对死刑是否具有遏制力的问题做出量化的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之所以得出这样的判断，主要是源于以下几点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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