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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国现在的死刑民意的形成，有极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现实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国家的死刑政策问题。只有实行体现人道主义精神的死刑政策，并辅之以其他一系列措施引导民众，我国的死刑民意才会逐渐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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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死刑民意如何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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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导我国死刑民意的一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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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府主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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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对我国死刑民意的引导是一个综合的“民心”工程，需要政府、学者、传媒等多方面力量的参与。在这些力量中，政府无疑是引导死刑民意的主要主体。因为：第一，从引导死刑民意的最终目的看，是使民众尊重犯罪人的生命，树立人道主义的死刑观。要做到这点，国家的死刑政策的引导至关重要。第二，从各种社会力量可能发挥的最大作用看，只有政府才能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去做引导民众工作，学者、传媒等只有在政府的统一组织下，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三，从我国死刑民意的形成看，前文的分析已经表明，国家的死刑实践引起并强化了民众的死刑报应观和威慑观。解铃还需系铃人。政府应当承担起正确引导民众的责任，并且只有政府认真承担起这份职责，才能彻底转变民众的死刑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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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主导下，学者、传媒等力量也应发挥积极作用。对于学者群体来说，通过对死刑的利弊进行研论，达成限制并废除死刑的共识，并通过学术的辐射作用影响包括学生在内的广大民众，为政府的决策提供理论上的根据和指导。对于传媒来说，应当转变死刑观念，大力宣传人道主义，正确对民众进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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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综合引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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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对死刑民意形成和发展的分析，已经揭示出导致死刑民意形成和发展的原因的多样性，既有属于道德范畴的人类的报复情感，又有对自身安全担忧的本能原因；既有死刑立法和死刑实践的影响，又有有史以来的传统死刑文化的影响；既有国家对死刑威慑功能的青睐，又有传媒的不正当引导等。因此，形成原因的多样性，决定了对死刑民意的引导必须综合进行。既要从道德上引导人们形成非死刑的报应观，并视之为道德上的进步，又要积极创设条件，通过发展经济、提高破案率等综合手段提升公众的安全系数，以削弱民众对自身安全的担忧；既要对现行死刑立法和死刑司法进行改革，进一步缩小死刑罪名、提高死刑适用和执行的门槛，以及采取更为人道的死刑执行方式，又要通过宣传人道精神，培养民众形成尊重个体生命的社会心理；等等。总之，只有发挥方方面面的作用，使用多种为民众所接受的方法，才能使民众的死刑观念逐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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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信死刑民意可变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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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死刑民意的引导建立在民意可变基础上。那么，民意是否可变呢？民意属于社会意识范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意识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独立性，并独自对社会生活发生作用。然而，“相对独立性”并不意味着不可改变。当这种社会意识赖以产生的社会基础发生变化，社会意识也会跟着改变。因此，在引导死刑民意问题上，应当坚信民意是可以改变的。民意的可变性为我们引导民意的工作提供了认识根据，也为这种努力指明了能够实现的目标。但是应当注意到，正是因为民意的可变性，在某个时期因为某种情况出现能够获得民意支持废除死刑的结论，而在另一情况下又可能发生变化，所以要认识到引导死刑民意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即使达到了废除死刑的目标，也不应忽视对民意的继续引导，直到其成为一种基本稳定的死刑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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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改变死刑实践方面引导死刑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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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家的死刑实践是推动死刑民意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因而引导死刑民意就必须改变死刑实践。改变死刑实践意味着需对死刑的适用进行严格控制，既包括立法控制，也包括司法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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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死刑的立法和司法控制，本书其他作者有深入论述。总的设想是，先是最大限度地消减死刑罪名，从实体条件上控制死刑的适用、从程序上严格限制死刑的司法运用，即最大限度地限制死刑立即执行，以此来促进民众的死刑观念转化，然后使死刑名存实亡，直至废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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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改革死刑实践是死刑立法和死刑司法的改变，而隐藏在其背后的却是政府的死刑政策的转变。因此，调整政府的死刑政策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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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然的死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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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的死刑政策有一个变化过程。从建国起至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基本上贯彻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坚持少杀、严禁乱杀”政策，并把废除死刑作为奋斗目标。例如，刘少奇同志在1956年代表中共中央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党中央委员会认为，除了极少数的罪犯由于罪大恶极，造成人民的公愤，因而不能不处死刑的以外，对于其余一切罪犯都应当不处死刑，并且应当在他们服徒刑的期间给以完全人道主义的待遇。凡属需要处死刑的案件，应当一律归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这样，我们就可以逐步地达到完全废除死刑的目的。”【19】明确提出以废除死刑作为奋斗目标，并采取限制死刑适用的刑事政策，这显然有利于引导死刑民意，因为它否定了中国有史以来由于广泛适用死刑而形成的，对个人生命价值极不尊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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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社会转型时期犯罪现象严重，对死刑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这不仅表现在立法上适用的扩大和“严打”的开展，更能从我国对外的窗口——外交部关于死刑问题的发言得到说明。2001年6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孙玉玺在谈及美国6月11日晚对麦克维执行死刑一事时说道：“是否废除死刑，要看死刑是否有利于维护人民的利益，是否有利于维护广大人民的人权。过早的取消死刑，只会纵容犯罪。中国认为，各国制度不同，需要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保留还是废除死刑，各国就死刑问题进行交流和对话是可以的，但不能强加于人。”【20】他的讲话，可以看作是对我国政府在死刑问题上态度的总结：其一，中国决不会因为外来压力而被迫考虑废除死刑。其二，虽然死刑问题与人权有关，但中国考虑更多的是广大人民的人权。其三，如果废除死刑，就是在鼓励犯罪。第一个态度无疑是正确的。中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废除或不废除死刑是中国的内政。然而，这不能直接推导出中国不应当废除死刑的结论。第二和第三个态度，实际上和死刑保留论者所主张的保留死刑的根据是一致的，即如果认为死刑侵犯了罪犯的生命权，那么广大人民的生命权怎能得到保护？如果废除死刑，那么拿什么来威慑罪犯？从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不难看出我国政府当时对死刑威慑功能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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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然的死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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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死刑问题上，我国政府不仅不应当盲目崇拜死刑的威慑功能，还应当顺应世界废除死刑的潮流，积极地推进我国废除死刑的进程。这才是我国政府应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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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我国扩大死刑适用和历次“严打”的事实，早已证明了死刑威慑论的破产。死刑扩大适用并没有导致犯罪率的下降；从80年代初开始的“严打”，尽管在短期内使犯罪率有所下降，但过不了多久又死灰复燃，而且犯罪率越打越高，形成了恶性循环。这说明，犯罪现象绝不会因为死刑的经常和大量适用就能得到控制。因为，诱发犯罪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绝不是如古典学派所主张的“自由意志”的结果。对犯罪的控制，不应当依靠重刑，而应当将主要精力放在我国早已提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上。因此，政府尤其是国家领导人，应当转变死刑观念，应充分认识死刑对于预防犯罪的局限性，认识死刑的适用不利于提高民众的权利意识，认识人的生命权的重要价值，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符合社会文明的、科学的死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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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废除死刑的政策，与我国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的死刑思想相一致。早在一百五十多年前，马克思就说过：“想找出一个原则，可以用来论证在以文明自负的社会里死刑是公正的或适宜的，那是很困难的，也许是根本不可能的。一般说来，刑罚应该是一种感化或恫吓的手段。可是，有什么权利用惩罚一个人来感化或恫吓其他的人呢？况且，历史和统计科学非常清楚地证明，从该隐以来，利用刑罚来感化或恫吓世界就从来没有成功过。适得其反！”【21】在这里，马克思明确表达了对死刑的否定态度，也反对了利用死刑来威吓人，并包含着对死刑是国家权利的否定。马克思的这些观点与人道主义对死刑的否定是一致的。当然，马克思主义者也并不是无条件地反对死刑。对于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罗伯斯比尔为了维护资产阶级革命政权，由主张废除死刑转到坚决采取革命恐怖措施，恩格斯、列宁都曾给予肯定的评价。恩格斯说道：“在那时，为了使罗伯斯比尔能在当时的国内条件下保持住政权，使恐怖达到疯狂的程度是必要的。”【22】在十月革命后，列宁曾经宣布过废除死刑，但是不久又恢复死刑。那是因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处于生死存亡之中。【23】当时列宁说过：“任何一个革命政府不用死刑是不行的，全部问题仅在于该政府用死刑这个武器来对付哪一个阶级。”【24】当然，恩格斯和列宁对死刑的肯定是有条件的，即当一个阶级处于革命阶段或者一个国家处于内战时期，死刑才有存在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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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培养尊重生命权观念方面引导死刑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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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死刑实践虽然有利于引导死刑民意，但它的作用是有限的：只能阻止死刑民意的进一步发展，不能彻底消除死刑民意。因此，它只是一种治标而不能治本的办法。要彻底改变死刑民意，就必须有意识地培养民众尊重生命权的人道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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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培养民众尊重生命权观念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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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是个体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尊重生命权的观念只有在个体已经具备权利意识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在我国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教义宣扬个体对社会服从的思想，而统治阶级也有意识地促进这种思想的生根和发芽，因此，民众的个体权利意识没有赖以生成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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